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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何曉鶴 王勝忠北京報道
為了這一天，他們期待了很久，也謀劃了很久。
11月7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即QFII)正式出臺。從此，境外機構投資者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以前未向他們開放的A股市場和債券市場。盡管這
個從動議到發布歷時兩年多、對中國證券市場產生深遠和實質性影響的政策隨即被淹沒在股市的大跌中。
“這應該是管理層推出的一個利好措施，但市場并沒有給出相應的回應。”一位在股市浸泡了十年的投資者很無奈地說。
“QFII的推出不會改變市場的狀況，它只是可以增加境外資金對中國證券項目的投入。”但中信證券研究所所長劉輝強調：“它將徹底改變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理念和性質。”
從最初的散戶時代、個人大戶時代，到后來的券商時代、私募基金時代和證券投資基金時代，中國證券市場由此進入了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時代。
代價是巨大甚至殘酷的。為這一時代的到來，此前的中國股市已經持續了近兩年的大幅下跌，其間的參與者無論是個人投資者還是券商、基金等機構投資者都承受了幾乎腰斬的命運。
“海龜派”暗渡陳倉
目的似乎是在輕易間就實現了。盡管長時間的鋪墊和其中大量的游說和努力并不為人知。
選擇在特定時段出臺這樣的政策，讓一切顯得順理成章，而此前經歷的抱怨、憤懣、不平甚至體現民族情結的激昂也被淡忘了。
2001年證券市場風云突變留下的刺痛和陰影，只能深深地嵌刻在投資者的心底，讓他們獨自體會和承受。而事關中國證券市場如何發展，由此展開的海龜派和本土鱉的對決卻會在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史上濃墨重書。
盡管2000年，中國股市以市場化為發軔開始的大躍進已經在顯露某種危機，但并沒有遭遇任何的異議，甚至并不適宜中國實際的市場化定價的發行方式也在國際慣例和國際化的浪潮中淹沒了。
2001年開始，情勢大變。年初，摩根斯坦利發表了警示中國股市存在大量泡沫的報告。隨后，一批境外機構同樣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而另一家著名的投資銀行——高盛的報告中則認為中國證券市場中只存在12只股票具有投資價值。
國內的“海歸派”也與其遙相呼應。中金公司的許小年甚至提出中國股指合理點位只在1000點，中國的股市應該推倒重來。盡管關于合理點位為1000點是援襲摩根斯坦利的說法。
對于去年7月開始的大跌，甚至在管理層認為并不具理性時，摩根經濟學家謝國忠也認為這樣的低迷是好消息而非壞消息。他在一份報告中稱，中國最好讓股市泡沫破滅，并在此后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股票市場，如果中國能夠將資本市場效率提高到紐約或倫敦的水準，這將是完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后幾步之一。
隨后這樣的聲音減少了許多，但這的確為后來的演變做了很好的輿論和理論鋪墊。順著這一基礎，中國證券市場的變革也展開了。
B股市場的對內開放成為試金石，也成為拋給境外投資者的奶酪。“開放不僅令前期被長期套牢的境外資金和違規入市的國內資金解了套，還套牢了大批響應號召入市接盤的國內投資者，使早期入市者在揚長而去之前大賺了一把。”一位投資咨詢公司的老總說。B股市場很快演變成為國內散戶投資者的市場。
接踵而來的是海外上市公司還鄉圈錢漸成氣候。中石化剛剛從海外上市歸來就迅速回師國內A股市場募集資金高達118億。中石化的破例，為大批想當“還鄉團”的“海龜”股打開了突破口，大大加劇了國內市場的資金壓力，迫使大盤強制下行。
但管理層在市場的重壓之下卻處亂不驚，并且堅決地開始“危機變法”，在平均每3天就推出一個新的規范市場政策的情況下，政策走向也一步一步地向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去年一年，市場上制度創新的步伐可謂越來越快。退市機制的正式推出結束了我國股市中只能進不能退的歷史，但這并沒有贏得業內人士的贊同。“市場在推出這些機制的同時也在大力倡導長期投資的理念，但是相應的措施并沒有跟上，退市機制沒有錯，但在中國股市信息披露并不充分的情況下，投資者就成了這一機制的犧牲品。”一位資深的業內人士抱怨說。
投資者的無助、無奈甚或是無所適從，都已經無法改變中國證券市場一步步走向市場化過早地融入到國際進程中的事實。
境外投資者時代
“境外機構投資者的進入將為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理念帶來一個新的變化。”中信證券的一位研究員告訴記者。更為重要的是，它將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一個新的投資時代的來臨。
而在此前，年僅10年的中國證券市場已經歷從散戶時代到證券投資基金時代的幾次嬗變。
“在1996年以前的市場的懵懂時期，市場的規模小，市場機構的實力更小，按現在的標準來劃分，當時的機構不論從資金實力、操作理念等各方面都可以說是在‘散戶時代’。”一位對機構研究多年的業內人士稱。當時市場最出名的個人是那個叫“楊百萬”的上海人，另一著名的機構贏得的負面名聲卻是來自國債期貨市場而不是股市。
散戶時代注定只是一個原始的草莽時代，當券商的輪廓清晰時，新的券商時代就開始了。
從1996年2月份開始的，以華夏、君安及中經開等證券機構為代表的“券商時代”開始主導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當時券商的資金實力尚無其他機構所能敵，因此主角就非他莫屬了。“1996、1997年的大牛市其實是券商打著價值發現的旗號墾荒出來的”。中信證券的研究員認為這一時代是一個價值發現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績優股的時代，”航空證券的一位研究員說，“長虹、深發展等都在這個階段釋放了他們在證券市場的最大光芒。”但遺憾的是，這個時代僅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到了1997年5月，打著‘消滅10元以下股票’旗號的這個時代已經漸漸開始褪色。”航空證券的這位分析師回憶說。在他的記憶中，1997年5月，長虹登上了歷史最高點65元，深發展也創出了近49元的高價。直到現在，這兩個價位都分別是這兩只股票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最高點。
而隨著君安掌門人張國慶的入獄，券商的時代結束了。狂野的私募基金粉墨登場。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現在的合金投資和湘火炬，他們在私募基金的引領下，從1998年年初一路狂奔，均以成倍的上翻回報了投資者。但時至今日，私募基金“見不得光”的地位決定了它無法成為這個市場的引領者，更多的只是曇花一現。在去年的私募基金報告中，雖然學者指出私募基金的數目高達7000億，但事實上，私募基金早已度過了他的花樣年華。
而此后登上證券市場舞臺的證券投資基金，則顯得有些英雄氣短。航空證券的分析師并不認為他們成為那一時期的引領者，但如果說1999年的“5.19”行情是新基金一手締造的，想必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在那一波行情中炒得最瘋的，如東方電子、清華同方、風華高科等高科技股都是新基金一手策劃的。此后，在2000年年初新基金接到華爾街傳來的靈感又策動了一波洶涌的電子商務行情，從而捧紅了海虹控股、綜藝股份、上海梅林等一大批互聯網的掘金者。
“其實，新基金之所以有這種狂野的力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管理層為了應對加入‘世貿’的挑戰，一手將新基金以揠苗的方式拉扯大，因此新基金是以欽定的身份舉著‘替天行道’的旗幟進場的，牛氣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新基金以專家的面目嫻熟地扮演著羊群效應中頭羊的角色，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調動群眾的力量，從而達到了造勢和造市的目的。”一位一直研究基金的分析師認為。
但是，當歷史的車輪駛過2000年10月的時候，證券投資基金時代終因“基金黑幕”而悄然謝幕了。
一個時代的結束必然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而這一次，引領者將是境外的機構投資者。“他們將帶來新的投資理念”，閩發證券的一位分析師說，“這將是一種真正的價值投資”。中信證券的劉輝也認為，境外資金近來的規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夠使得國內的投資者建立起一種賺錢的效應，而利益的驅動往往是最有說服力的。航空證券的分析師也告訴記者，在中國的股市，將會催生一些行業的龍頭股，也就是真正藍籌股的出現，在石化業、電信業、零售業、民航業、房地產以及汽車等行業都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機會。這種變化將使中國股市步入價值投資時代。
再造中國股市
許小年的“推倒重來”，除了讓許多國內學者耿耿于懷，但也讓他們不齒、不屑，甚至成為其不了解中國國情的“笑柄”。
而現在看來，許的想法正隨著QFII的到來變得清晰可行起來。
得以能夠實現，并不是因為它的資金實力。盡管為推行這一政策甚至付出了不少的代價，資金量的多少仍是一個頗為羞澀的話題。
以其他地方的經驗看，QFII累積匯入臺灣的資金凈額達到380億美元外資持股占總市值的比重超過6%。中信證券、閩發證券以及西南證券的分析師都認為QFII制度12月1日的正式實施將不會在短期內為中國證券市場帶來更多的增量資金。
有學者估計，現行QFII資金規模有可能控制在流通市值的5%-6%左右，也就是約100億美元規模。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分析。
正如實力并不能完全決定對話和談判能力一樣，資金的多少也不會制約境外資金在中國證券市場開始發揮其重要作用。
盡管如“中國股市近兩年大跌，投資者的損失慘重是在為境外資金鋪平道路”這樣的說法，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中。但無法否認的是，這些境外資金背后的機構在事關中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制度的制訂中所具有的強大游說能力。
盡管其進入目前還設置了一定的門檻和范圍，但它們卻不像此前國內資金那樣“與世無爭”，而必須是有許多附加條件。而像B股市場開放之后，國內資金尤其是散戶在懵懵懂懂之間就充當了“解放軍”的滑稽劇在他們身上是不可能重演的。
中國證券市場的游戲規則、市場制度甚至法律架構等要隨之產生變化。而這一切，則意味著此前證券市場的參與主體無論是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中介機構如券商等，甚至是上市公司都將在新框架下開始游戲。而這樣的轉變，對習慣了在舊游戲規則之下行事的他們來說，無疑是痛苦的。
而國際化、市場化是中國證券市場必然要面對和經歷的。遭遇切膚之痛，無奈但已經注定要在他們身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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