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美國后遭批捕，付出沉重代價希望爭奪的華晨資產全捐給慈善機構

　　●記者李俊 蔡鋒發自上海

　　仰融與華晨之間的產權之爭，實際上標志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十字路口。改革之初，“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留下了許多歷史問題，當資產膨脹之后，產權歸屬的矛 盾就凸現出來，究竟應該以什么準則來規范處理？

　　11月13日，在華東政法學院舉辦的“企業轉制產權界定法律適用研討會”上，仰融的全權代理律師、深圳正大律師事務所吳克祥律師公開宣布，仰融早在8月份已經授權其捐贈華晨系資產，這與此前媒體所認為的華晨資產收歸國有大為不同。

　　吳克祥公布的仰融在美國立下的捐贈資產委托書主要內容為：“委托受托人將法律確認我應得的華晨系資產，在扣除律師費、應付稅款和其他一切相關的費用開支后，全部捐贈給委托人書面指定的非盈利性社會團體或慈善機構”，委托書簽署日期為今年8月8日。

　　仰融在出走美國后遭批捕，付出沉重代價所爭的華晨資產其實一分錢也沒留給自己，那么仰融究竟在爭什么呢？

　　十年前的后遺癥

　　十年前由仰融創建的華晨集團，以汽車制造為主業，仰融以香港注冊的華晨公司與沈陽金杯汽車合資，成立了沈陽金杯客車制造有限公司，注冊資本2998萬美元，金杯占60%的股份，華晨投入1200萬美元，占40%的股份。

　　為使企業得以在美國上市，仰融接受律師建議，“不以個人資產、更不能以國有資產控股上市”，而改以華晨、人民銀行教育司等四家單位共同設立了“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并在百慕大成立“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CBA)，仰融將華晨在沈陽金杯客車四成股權劃入基金會，并通過同金杯股份換股的方式，使CBA成為金客公司51%股權持有人。完成了上市前所有重組工作后，基金會授權仰融處理“所有事宜”，但是雙方在當時都沒有簽署法律文件。

　　這一當年“摸著石頭過河”的舉措，雖然成功地“過了河”，CBA于1992年在紐約成功上市，但卻在“教育基金會”上留下了產權不明的后遺癥。華晨壯大后，仰融開始發覺應該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90年代中后期，一些國際級的汽車制造商慕名前來合作，仰融曾考慮如何處理產權問題。并于去年5月提出了由管理層集資，以28億人民幣的價格購回資產的想法，遼寧省政府有關領導當時沒表示反對。

　　2002年3月，財政部致函遼寧省政府，將香港華晨中國汽車、圓通科技、珠海華晨控股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的國有股股權一并劃轉遼寧省政府，緊接著，遼寧省成立由省政府領導任組長的接受華晨資產工作組。

　　十年后的資產之爭

　　10月14日，由仰融擔任董事長的香港華博財務有限公司訴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一案，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濟庭立案受理，并于10月16日組成合議庭。備受關注的華晨集團產權糾紛一案，正式進入法律訴訟程序。

　　10月23日，同樣由仰融擔任董事長的滬市上市公司申華控股(600653)發布公告稱，公司于10月21日接到遼寧省公安廳通知，公司董事長仰融因涉嫌經濟犯罪于10月18日被遼寧省檢察院批準逮捕。同日，香港上市公司華晨中國(1114.HK)也發公告稱，公司董事10月22日于上海申華董事

　　會議上獲得口頭通知。11月11日開始，華晨中國連續遭遇停牌，香港聯交所也要求華晨作出解釋。

　　此前，遼寧省有關領導曾在北京表示，仰融目前正通過法律程序要回屬于其個人的資產，這是他個人的權利，遼寧省一直致力于發展汽車工業，并多次與仰融協商，政府還提出過給他一定的年薪，但由于仰融要價太高而且過于迫切，才發生了后來一連串的事情。

　　據仰融的代理律師李運柯介紹，在此后工作組清理華晨資產工作中，對于要不要先明確企業的性質、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該不該向公眾公告以及如何明確企業產權結構等問題，仰融與工作組始終不能協調，工作組在執行過程中實際上是要將整個華晨資產全部收歸國有。

　　李運柯告訴記者，仰融一直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當年華晨到美國上市是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操作的，的確留下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

　　十年來，國家沒有給華晨投過一分錢。而目前華晨已經由1200萬美元發展成現在達30億元人民幣的凈資產，旗下6家上市公司及其他非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加起來近300億元人民幣。

　　“仰融從來沒有認為這些財產都是他個人的，仰融一再強調，他只是想圓一個中國汽車夢。”李運柯說。

　　產權界定引法律探討

　　在11月13日的研討會上，華晨案例成為了與會專家、學者以及律師的討論核心，大家圍繞華晨資產糾紛的一系列法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國家當初對華晨到底有沒有原始投入，應如何界定？華晨的資產中究竟產權歸屬如何？

　　部分與會專家認為，仰融與華晨之間的產權之爭，實際上標志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十字路口。當初“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留下了許多歷史問題，當資產膨脹之后，產權歸屬的矛盾就凸現出來，究竟應該以什么準則來規范處理？改革之初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是繼續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深化改革，如何給民企發展以更寬松的環境？

　　《國際金融報》(2002年11月15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