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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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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開，當天上海市場跳空20點高開，下午以暴跌30多點收盤，K線圖上出現了近期難得一見的長達50多點的大陰線，盤面極其難看。
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在此后的交易日中，滬深大盤連拉陰線，K線組合上完全是一幅跳水形態，不明就里者肯定會以為有什么突發性利空發生。
這一切都和投資者的心愿背道而馳，也和管理層的良苦用心南轅北轍。
因為就在11月7日，管理層宣布推出QFII，11月12日宣布即將出臺國有股和法人股轉讓外資的具體操作辦法，并澄清外資轉讓股份后全流通的謠言和猜想。
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市場究竟怎么啦，為什么總把利好當利空呢？
水皮也有迷惑的地方，難道1500點僅僅是一個政策底而不是一個市場底，難道非要打到1000點才符合“成熟市場”的定位形象？難道管理層已經失信于民而失控于市場了嗎？
答案沒有現成的，如果要探討這種現象的話，也就只能尋找一些思路。
可尋找的答案之一就是市場太弱。大家知道在持續兩年的盤跌加暴跌之后，大量的投資者心態已然惡化，持久的巨額虧損正在考驗大家的心理極限。從心理學的角度講，人在這個時候是很容易杯弓蛇影的，心亂神迷的結果放大的往往是恐懼，而出局的心態又占據了上風，逃命意識決定了投資者的行為。
可尋找的答案之二就是投資規律。投資規律告訴我們“利好出盡是利空”，因為市場行為的根據是預期，對于利好政策的期盼一旦落實也就意味著預期的缺失，表現在行情上有回調是正常的，但目前的行情顯然不能解釋這種規律，創新低的指數只能說明，這個規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可尋找的答案之三就是對未來的迷惘，QFII推出的副產品馬上就讓人聯想到QDII，外資收購國有股和法人股又讓人聯想到全流通。所有這些副產品都是所謂單向“市場化”的產物，而管理層至今沒有對中國市場的近期定位和發展方向作出正面的評價。什么是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和成熟市場的區別在哪里，新興市場的時間要持續5年、10年，還是50年不變至今沒有公開的明確說法。新興市場的歷史是否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步。如果在理論上不作出解釋的話，政策上就會因人而易，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可尋找的答案之四就是機構的博奕。大家都知道，包括券商、基金公司在內的機構投資者今年是元氣大傷，距年底結賬已經時日無多，再大的行情也難逃虧損的局面，既然如此擺在面前的就有兩個選擇。一是生產自救。這需要資金，同時需要指數空間和行情時間，明顯是不現實的；二是期待來年。而期待來年又有兩種選擇：一是無所作為、守株待兔；二是索性砸盤，破罐子破摔，既把今年的虧損撇干凈又為明年逢低補倉打好基礎，在目前的市道中可以算作主動出擊的選擇。
可尋找的答案之五就是信用危機。今年以來的利好可謂不斷，但是“6·24”行情的夭折令人對管理層的行政能力產生了不小的迷惑。何以政策做多，而扶持的機構投資者尤其是券商卻拼命出貨，管理層能不能左右機構的投資行為？如果不能，那又為什么要超常規培育，難道就是為了培育和自己作對的勢力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券商如此看淡后市又如何培育中小投資者的信心。資本市場是一個憑實力說話的市場，糾錯機制只能起糾錯的作用，無非是一種消極的防御，而要營造積極的進攻就需要自己的資本力量配合，管理層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隊伍的時候了，否則主動權就很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QFII的推出使臺灣股市從4000多點直上10000多點，滬深股市沒有理由就此反而跌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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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股市政策都可以簡單地區分為利好和利空兩種。
托市、救市和做市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結果。
1994年4月，上海股市從1558點一路滑落至777點附近，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動777保衛戰，劉鴻儒作為當時的證監會主席發布“四不”政策，股指一度企穩，但是很快又重歸下跌熊途，一直到7月底的325點。其時，中國宏觀經濟正處于1993年底開始的全面緊縮和整頓期間，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反彈，市場自然也就托不住。托市被證明是失敗的。
1994年7月底，也就是劉鴻儒四不政策托市失敗后才三個月，滬指硬著陸，證監會發布“三大救市政策”并且打出了組建中外合資基金這張8年后才兌現的空頭支票，滬深股市強勁反彈，盡管三個月之后又大幅回落，但畢竟再沒有跌破500點，救市被證明是成功的。
1999年5月19日，以財富效應為理論根據的行情發生“井噴”，指數一路從1000點附近狂飚七成，突破歷史高點1500點，最終達到2240點附近，在這過程中間出現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出現了1500點才是恢復性行情的“紅頭股評”，出現了三類企業炒股開禁的通知，出現了打通券商融資渠道的股票質押貸款政策，這就是典型的做市。歷史證明，這段“做市”的經歷有太多值得我們總結的東西，正是在這段“做市”的后期，廣大投資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至今我們依然在為這段“輝煌”而還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火上澆油式的“做市”是不足取的，消極防御的“托市”是托不住的，能夠恢復市場信心的是適時的、積極的、主動性的“救市”政策。
但是，話又講回來，任何一個市場的政府也好、證監會也好，該托的市是必須要托的，這就好像盡義務一樣。結果也許托不住，但是至少能穩定一下人心，延緩一下調整的斜率，這是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所以但凡美國股市暴跌，布什也好、格林斯潘都會出面喊話打氣，而在臺灣，財政部門更會在暴跌之日緊急動用國安基金進場護盤。更有甚者，1997年8月，香港政府為了阻擊索羅斯利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攻擊香港股市和匯市，不僅動用財政力量進場護盤，而且不惜冒著被罵破壞自由經濟原則的罪名變更游戲規則，成功地擊退國際對沖基金的惡意攻擊，保住了香港的股市和匯市。香港政府為護盤而購入的大量股票后來變成了盈富基金，盈利部分又返利于民，皆大歡喜。
香港政府又為什么這么赤裸裸地干預市場？因為資本市場說到底是一個利令智昏的市場，也是最不理智的市場。在資金優勢面前，強勢人群和弱勢人群存在事實上的不對稱不平等地位，如果聽任索羅斯的沖擊而坐視不管，那么香港股市必然崩盤，香港經濟必然崩潰，到時候你想管也沒什么可管的，市場都沒有了，那些僵硬的原則和規則又有何用？這種道理恐怕是那些從書本到書本的“自由經濟人士”和站在場外的所謂“市場取向派”的書呆子們所無法理解的。
1500點僅靠“糾錯”這樣的消極政策托市是托不住的，管理層和決策層必須拿出“救市”的魄力和措施。這種魄力首先要體現在對自我的否定上，同時又要體現在對未來中國股市向好的強烈信念上，處在“新興＋轉軌”時期的中國股市，用投資者的話來說“用行政手段調控行情”算不得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沒什么好“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在暗示已然失敗的情況下，明示就是一種理智的選擇，否則就會出現目前的尷尬，十六大之前指數還在反彈，利好出臺之日反成暴跌之始，再次上演南轅北轍效應。
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條標語，如果走出政策市的結果是以摧毀大家信心為代價的話，那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順便說一句，戰略對頭，不見得戰術適用，從現在的情況看，決策者還需改進的就是行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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