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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被瘋狂炒作的“海鷗基金”事件，今天在基金景陽身上復活了。雖然4年前那個臭名昭著的故事主角的名字，已經漸漸被人淡忘。然而故事本身卻一直沒有終止。基金景陽的狂跌與凈值和業績表現并無關系，推落它的是背后神秘的莊家
本報記者 魏微 孫健芳 北京報道
10月31日下午3點半，北京，遠洋大廈。
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緊急召開的見面會上，基金景陽的基金經理楊曉東一臉無奈地出現在屏幕上——遠在深圳的他，通過視頻傳輸的方式給了市場一個“說法”。但與會者的疑問卻并沒有因此減少，所有的問題都圍繞一個點展開——景陽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使這支基金如此表現？
10月31日，基金景陽(500007)繼續上演前4個交易日的“蹦極”，收盤報0.88元，當日成交量高達2.9億元。至此，10月25日起的短短5天內，基金景陽的換手率超過50%，價格下跌高達18%。在走勢普遍平緩的封閉式基金中，這樣罕見的大跌和巨大的沽空盤吸引了市場的注意。
人們的疑慮焦點之一落在了景陽重倉持有的國電電力(600795)上。最新的第三季度投資組合公告顯示，曾經連續兩個跌停板的國電電力，仍然在基金景陽的持股表上位列第一，占凈值比例達到7.34%。重倉股的“踉蹌”無疑讓景陽損失頗重。“但是，國電大幅下跌是10月8、9日的事情，可是那個時候景陽的凈值并沒有跌。可見現在的凈值下跌與國電電力關系不大”，楊曉東這樣解釋，“而且基金做的是組合投資，不會因為持有的某一支股票表現欠佳，而導致凈值大幅下跌。”
“自從國電跌停到現在已經有好幾周的時間，投資人幾乎完全兌現了可能出現的預期，”研究人士也表示認同，“要是說基金景陽是因為持有國電電力而遭受大規模的拋售，這種理由未免過于牽強。”
坊間流傳的另外一個景陽下跌的重要原因源于其國債投資損失。有分析認為，景陽極有可能在第三季度加大了債券投資力度。而國債市場6月以后一直低迷，10月14日以來債市更是急劇下跌，基金景陽因此遭受了較大損失。對此，大成卻有不同看法：“除了2億多元買了聯通發行的債券之外，事實是，從第二季度開始，整個二、三季度我們的債券都維持了一個平衡的倉位。”曾任職于平安保險公司債券部的楊曉東顯然并不認同景陽因債市拖累的說法。
楊曉東不否認年初基金景陽經歷了成交價從0.8元到1.2元50%的暴漲過后，錯過了6、7月份“腳踏實地”出局的機會。業內普遍認為，基金景陽這樣暴跌是基金價值對比后的結果。目前幾乎所有的封閉式基金都在折價交易，少有的高溢價為景陽的下跌埋下了伏筆。
但在景陽的操作中，人們并沒找出足以導致近20%跌幅的失誤。基金凈值也反映了基金本身操作并無太大波動。10月25日的景陽最新凈值為0.9738元，比起上周0.9714元的凈值甚至略有上升。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直接導致了景陽這一次的狂跌呢？銀河證券的胡立峰告訴記者：“景陽的基本面還算正常。可以看出，這次的價格下跌完全不關基金的事兒，而是某個買賣機構造成的。”“這支基金總共10億元的盤子，從周一開始三天之內的成交量竟然達到將近5個億。”業內人士周先生對記者說：“再明顯不過了——持有景陽的主力資金開始拋售了。”趙溫良幽靈重現
封閉式基金的投資者以機構投資者如保險公司等為主，長期持有、穩健投資是其一貫風格，所期待的投資回報也不過是基金的定期分紅。這樣的投資者結構決定了基金的價格走勢幾乎不可能出現激烈的跳動。
但例外仍然存在。
基金景陽今天的遭遇讓人們聯想起另外一支同屬“景”字輩的基金——基金景博。1999年上市初期的基金景博，除權后從一元起步，平步青云，鶴立于其他基金。在以摧枯拉朽之勢沖高近2元之后復又自由落體，垂直跌至1元之下。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表演背后，一個莊家的影子隱隱浮現——這個名字叫做——趙溫良。
時至今日，仍有人記得這個名字。有人這樣描述他：“50歲上下，平頭。中午時分，常見到他在那種西安滿街都是小吃攤子前面，吃兩三塊錢一大碗的扯面。”趙溫良曾在人民銀行西安分行工作。在西安證券創立之初，作為大股東之一的人行西安分行任命他去西安證券任副總。趙由此邁進證券業。后來，趙離開了西安證券，成立了“西安航標投資咨詢有限公司”。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除了導演基金景博當年的“抑揚頓挫”，趙溫良的真正“成名”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98年的海鷗基金。海鷗基金是改制前的一支老基金，由珠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珠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發起設立，單位面值1元，總盤子5000萬，經營上并無可圈可點之處。
1998年4月8日，西安航標咨詢有限公司集中了1億多的資金，利用104個個人股東賬戶大量買入海鷗基金。當日航標手頭的海鷗為454萬單位，占總份額的10%。當天開盤1.83元，最低1.80，報收于當天的最高價2.00元。
隨后發生的故事即使今天看來依然驚心動魄。4月10日，海鷗基金的成交量突然放大到151055手。也就是說，當日出現了高達33%的換手率。航標不斷吃進海鷗，最多的時候共持有近4000萬個基金單位，占總份額的80%，勢不可擋的拉高建倉果然使海鷗的價格一路飆升，至6月19日出現了6.15元的天價。短短的40多個交易日，海鷗暴漲300%。
航標公司手中的海鷗基金平均成本在2.5元以下，到了6元的時候，一輪大出貨開始了。與此同時，航標公司利用所控制的股東賬戶進行對敲，即所謂價格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對敲盤最高時占到當天總成交量的67%。到了7月21日，航標已經把海鷗出干凈了，當天的最低價為2.62元。平均出貨價格大約為4元，也就是說航標公司平均每個基金單位大約賺了1.5元強。按共持4000萬基金單位計算，航標公司賺了6000多萬元。
這已經成為上個世紀中國股市中的經典案例之一。成就其經典的，還有監管層對此的反應——1999年8月13日，中國證監會對西安航標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操縱“海鷗基金”價格的行為作出了處理決定：對航標公司處以警告并罰款200萬元，沒收違規收入6110萬元，對公司法人代表趙溫良處以警告并罰款30萬元。
自此，趙溫良的名字開始沉沒。但今天，基金景陽幾乎重演了景博當年的盛景。人們不禁要問，誰是這個“趙溫良第二”？誰拋棄了基金景陽？
改制后的封閉式基金難以再現海鷗基金當年的“神勇”。用業績和凈值說話的基金，似乎沒有給炒作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間--除了表現另類的兩支：一支是上文提到的基金景博，另一支就是本文的主角，基金景陽。
“景陽一直是一支走勢很‘怪’的基金，”胡立峰說，“長時間以來價格遠高于凈值，且上下波動速度很快。這種走勢是典型的‘追漲殺跌’，身后二級市場炒作痕跡非常明顯。”
基金景陽的2002年度中報顯示，景陽的持有人里看不到諸如持有總份額40%的某某保險公司的身影。它的持有相對分散，最大的持有份額也不過2.5%，為其大幅漲跌提供了可能的空間。
與趙溫良不同的是，這一次景陽的莊家也許并不是主動操盤。恰恰相反，莊家可能有了什么難言的苦衷。那位周先生分析：“在現在這樣一個市場齊心協力出擊的情況下，主力很難獲取什么利潤。”胡立峰也表示同意：“最大的可能是某個機構投資者發生了問題，比如資金鏈斷裂。它很可能是在窮途困境之下的大規模出貨。”楊曉東也帶著幾分無可奈何表示：“我們聯系過的景陽機構投資者中，還沒聽說有誰出了什么問題。”大成對此更是莫名其妙。
不過，和走勢不符的是，景陽并不十分擔心目前的處境。楊曉東表示，現在的景陽“已經跌到了正常的價位，比起以前的高溢價狀態來更適合投資。”甚至還有業內人士輕松地說：“這未必是壞事。現在所有的眼睛都盯著開放式基金，而封閉式基金卻長期低迷。這種狂跌和巨量換手，多少可以刺激一下市場的興趣，至少能給冷冰冰的封閉式基金加點‘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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