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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三
水皮雜談
政策是什么，政策實際是一種權宜之計。政策與法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靈活性，可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但是也正是這種靈活性為跑調提供了可操作空間，這
里面有政出多門的緣故，也有利益之爭的緣故。
政策有雜音并不可怕，管理層的使命就是平衡市場各方的利益，從而確保主流方向，在這一點上中國證監會可以說是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有時候甚至扮演的角色并不能被市場所理解，吃力不討好。
舉一個比較近的例子來說就是國有股減持。2001年6月宣布國有股減持方案的那個晚上，在央視亮相的并不是證監會的主席周小川，但是年底出面收拾局面從而“糾錯”的卻是證監會，此后征集國有股減持社會方案的也是證監會，最終宣布停止這個方案的也是證監會的努力。不明就里的投資者責問，“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是水皮清楚，盡管證監會直接面對市場，但是能夠影響市場的力量卻很多，有時候勢力之大連證監會也要靠邊站。
所以，我們所謂的管理層稱謂，有時候是指證監會，有時候并不特指證監會。
所以，我們所謂的政策也就會經常處于搖擺之中，時常反復。
當然最大的反復還在于對證券市場的基本判斷和認識。以1999年“5·19”行情劃線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不同�！�5·19”行情之前，對于股市決策層一直是有看法的，政策取向上基本上是打壓的，最醒目的標志是1996年12月底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和1997年7月前后的“十三道金牌”。但是“5·19”之后，情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證券市場可以為國有企業解困脫貧籌資輸血的作用和“財富效應”被不恰當地擴大，股市擴容從以前的打壓手段變成了最終目的，最醒目的標志也是1999年6月初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和“恢復性上漲行情”的結論。事實證明，走極端的政策取向是不可能持久的，不管從哪個極端走向哪個極端都意味將遇到最大的反彈力。這種反彈力我們很快就在2001年春節前后吳敬璉先生和另外五位經濟學者的對壘中體會到了，“中國股市是不是賭場”、“全民炒股行不行”、“市盈率是不是太高”的話題覆蓋了宏觀、中觀，乃至微觀的技術層面，中國股市向何處去？要不要推倒重來？這些疑問與其說是投資者的迷茫，不如說是管理層和決策層的困惑。
表面上看，爭論沒有明顯的結論，但是市場卻在這種爭論的氛圍中變得微妙起來，正常的監管也被視作管理層打壓的措施，集中打擊莊家操縱股價的行為也被廣泛誤讀，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在暴跌的滬、深指數面前成了一句空話。而與此同時，與國際接軌的所謂市場化措施卻一個接一個出臺，比如戰略投資者的概念，再比如增發的概念，不可否認“洋經”是好經，但是經過本土的“歪嘴和尚”一念全都變成了壞經，戰略投資者成了內幕交易腐敗的代名詞，而增發成了濫發的代名詞，市場的門檻越搞越低，市場的秩序越接越亂。
這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實事求是地說，有人就是患上了“左派幼稚病”，投資者被迫替他交藥費，而患者則渾然不覺，還以為“世人皆醉唯我獨醒”。他們并不明白，所謂“市場能解決的問題交市場解決”并不意味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管理層能夠放任自流；所謂“證監會不管指數漲跌”，并不意味著指數漲跌的運作方向與政策無關，管理層可以熟視無睹，尤其是當市場非理性崩盤之時。當然，他們更不可能明白周小川主席是在今年上半年就提出的新興市場理論以及這個理論將對中國市場產生的深遠影響。
什么是新興市場，為什么中國股市要這么定位，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有什么區別，周小川目前只破了個題，文章怎么做，我們還得走著瞧！
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一--晴雨表為什么總失靈？
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二--政策市為什么總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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