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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使用基礎分析的朋友，巴菲特或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證。在收購華盛頓郵電公司的問題上，他曾舉例說，如果用8000萬美元收購一家公司價值4億美元，那么當收購價格變成4000萬美元以后，將更具有投資價值。以上的觀點明顯具有“肯定”的思維邏輯，這正是前面提到的使用基礎分析的投資人的特征：如果認定一項投資具有足夠的安全邊際，那么當價格出現調整后，安全邊際變得更大，投資人將不會承認自己前面的決策失誤是一致的。
巴菲特先生成功，關鍵在于他具有的特殊品質。一次游戲中，與巴菲特在一起的高爾夫球友們決定同他打一個賭。他們認為巴菲特在三天戶外運動中，一桿進洞的成績為零。如果他輸了，只需要付出10美元；而如果他贏了，將可以獲得20000美元。其他人都接受了這個建議，但巴菲特先生拒絕了。他說：“如果你不學會在小的事情上約束自己，你在大的事情上也不會受內心的約束。”
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持“簡單肯定”思維模式的投資人很難做到的，而巴菲特很好的做到了這一點。2001年，他的伯克希爾公司營業收入為376億美元，比2000年上升了11%，但利潤下降了76%，僅為7.95億美元，公司實際存在著4700萬美元的營業虧損。其中“9·１1事件”造成了公司旗下的通用再保險公司超過24億美元的直接損失。除了再保險公司的損失外，可口可樂和美國運通公司的股價下跌，也對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但公司旗下的一家地毯公司、一家絕緣材料公司和一家油漆公司共創造了6.59億美元的利潤。
在致股東的公開信中，巴菲特為兩件事表示了歉意。其中：1、旗下的德克斯特鞋業公司出現了4620萬美元的稅前虧損；2、“9·１1”造成了旗下全美最大的通用再保險公司超過24億美元的直接損失。
關于再保險，巴菲特一直認為：“超級災難承保業務是所有保險業務中波動最大的一種。由于真正的災難極少發生，再保險業務會在多數年份里可以預期較大幅度的利潤——偶爾也會出現較大的損失。但是你必須明白，在超級災難業務中，最可怕的年份不是可能發生災難，而是肯定會發生，惟一的問題是什么時間發生！”
事件發生后，巴菲特承認：自然災難會不時發生，但保險商未能對人為造成的大災難收取足夠的保費是不明智的。自己違反了“諾亞準則”：光預報大雨是不夠的，還要在大雨來臨前建好方舟。
類似“9·１1”對公司的影響，巴菲特先生是有準備的。但出現問題后，他依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類似的情況，我們可以在伯克希爾公司從紡織業退出、以及巴菲特拯救所羅門公司等事件中得到印證。
對于自己的投資風格，巴菲特先生認為可以用棒球擊球手的擊球過程來說明。美國一位很著名的棒球擊球手曾將擊球區域分為77塊小格子，每塊小格子只有棒球那樣大。當球落在“最佳”的方格里，揮棒擊球，這將獲得好成績；如果球落在“最差”方格里，即使是最好的擊球手，也只能擊出一般的成績。但巴菲特說：“我們不必像擊球手一樣面臨三振出局的風險，也許每個投資人一生只有20次決策機會，這將會迫使你尋求最好的投資決策。”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最后的答案是通過排除法得到的。這是分析過程中經常被使用的邏輯技巧。如果我們可以排除所有的錯誤答案，剩下的無論多么不可能都將是正確的。這就是辯證法中“否定之否定”的道理。而巴菲特先生的思維方式并不是“簡單肯定”的思維邏輯分析，而是通過“否定之否定”的思維邏輯達到最后“肯定”的。
對于巴菲特先生的投資技巧，我們可以看到的原則包括：反映理性的管理原則；反映企業內在價值的財務原則；反映企業基本情況的企業原則；反映價值規律的市場原則等。閱讀這些原則，對每位渴望成功的投資人都是必須的。但更重要的是隱藏在這些原則背后的思維邏輯。
假如一家公司的資本產生了高額回報，管理者的職責是將這些收益重新投入公司使股民受益。然而，如果收益不能以高比率進行再投資，管理者可以有三項選擇：1、忽略這個問題，繼續進行低于平均比率的再投資；2、購買成長股；3、將錢返還給股民使他們可能有機會將錢投在高比率的其他地方。按巴菲特的觀點，只有一種選擇是明智的，那就是第三種選擇。
這是巴菲特關于理性管理原則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判斷，應用的思維邏輯分析過程其實是這樣的：如果管理層選擇前兩種方案，將被認為是“不理性”的；只有管理層選擇了第三種方案，才被認為是“理性”的。這個表面上“肯定”的回答，卻是通過“否定之否定”達到的。
“9·１1”對保險業造成的只是一次性損失。而在“9·１1”后，整個保險業可能得到重振。保費將普遍提高，其中再保險的價格將提高30%。同樣，巴菲特也并不會因這次意外事件而沉默。投資人在投資過程中也正像巴菲特先生所說的：災難(損失)總是要來的，關鍵的并不是在什么時間發生，而是它發生了，對我們怎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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