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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廣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可以概括為“產業政策指導下的市場經濟，這種模式的特點就是由政府來確定發展戰略產業或者說戰略項目。然后，選定承擔這些項目的一些重點企業予以傾斜性的扶持。同時企業領導人的任免，外貿進出口的配額，乃至企業上市，政府對市場仍有很強的干預，無不印有審批的烙印。
從這些年我國“產業政策實施的效果看，不僅與政策預期值有較大差距，有的還背離了政策預期效果。主要表現在，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的發揮區域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合理的地區布局，受地方保護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有些項目不是論證“可行性，而是論證“可批性。重復建設乃至“豆腐渣工程，使有限的資源被分散而低效率的使用，產業結構越來越趨同化。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1985年為70.1，1990年為37.2，到1999年則下降為11.6，2000年也只有27.5。2001年世界500強中國有11家，但跟制造業有關的一個也沒有，審批不僅是把關，還隱含著“控制和“權威，過多過濫的行政審批，不僅妨礙了市場公平競爭，嚴重制約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原始創新能力不足，使相當一部分企業習慣于等、靠、要，企業間的競爭也更多地停留在價格廝殺、概念炒作等低層面上，低價的“中國制造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反傾銷管制和訴訟，每年損失都在上百億美元。而政府在資源配置領域或在部門利益的驅動下，靠山吃山，靠章吃“章，大量的與世貿組織規則相違背的行政審批，實際上成為瀆職和腐化產生的基礎，無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必然使我國政府和企業在參與全球競爭時處于被動的境地。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在長達20年的快速增長里沒有培養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的關鍵所在。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的靈魂就是創新和“活力，入世后，中國的企業將直接面對更復雜、更多風險的國際競爭，中國經濟亦開始了新一輪的歷史性調整，信息技術革命給企業帶來的最直接效果就是速度。時間已成為企業資源，建立快速反應機制已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管理的內涵也已逐漸從成本、質量、人力、資金、資產等管理中不斷深化，而速度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客戶的服務。企業可以根據客戶的要求提供具有個性的產品，客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參與產品的設計，如何把信息轉化成知識、具有品牌形象的產品和比較經濟優勢的企業，將會是最成功的企業。因此，當前真正需要的是開放更多的自由空間，使經濟真正建立在更加公正的自由市場競爭的基礎上。如果一個項目從“面到“線層層上報蓋章，沒一年半載拿不到批文，等到批文到手，再到項目建成，商機早已消失殆盡。按照技術創新理論鼻祖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觀點，技術創新的動力90%源自市場拉力，10%來自政府推力。在西方發達國家，科研開發的主體是企業，企業創新動力和創新能力是社會科技進步的基本落腳點，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W TO是全球過剩經濟尋求新的市場平衡所做出的全面努力，當代市場的競爭不僅是創新產品和優質服務的有形較量，更是營銷戰略和形象傳播的無形抗爭。張維迎教授說，如果現行的審批制改為注冊制，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至少可以提高30%，“尋租現象可以減少50%。
近年來，各級政府下大力氣抓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使轉變政府職能有了新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最近，深圳市已決定逐步減少“紅頭文件，今后，政府出臺的政策性文件要提交法律部門把關審核，符合有關法律法規的才能夠出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也是遵守W TO的規則，規范政府行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從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實踐情況來看，“政府失靈的概率往往要比“市場失靈的概率高得多，審批是權力，也是責任，權責不統一的審批除了誤事，甚至還會誤國。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以全球為版圖，配置資源表現出了極強的經濟活力，這就需要我們在機制轉換、結構優化、技術升級上調整我們的生產組織結構，用高新技術去改造我們的傳統企業，用現代化理念去經營傳統產業，逐步形成核心競爭力。當然，強調政府轉變職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放棄經濟管理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僅不能削弱，還要更有藝術性，把工作重點真正放在加強監督和研究，處理好長遠發展與立足現實的關系，著力培養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和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上來。積極引導和發揮個人創業的積極性，通過自律的方式包括行業協會的管理方式來解決市場中的紛爭。同時要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明確審批部門和審批人的責任，不僅要追究批而不管出現的問題的責任，也要追究雖沒有進行審批但疏于管理而出現問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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