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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 溫銳
自今年年初開始，山東板塊概念頻繁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年初山東省經貿委發布“魯經貿外字(2002)105號”文件，提出加快上市公司向外資轉讓股權的步伐，并確定了20家國有股所占比重較大的上市公司作為重點對象向外商推介；7月2日濟南百貨公告煙草巨頭“將軍”入主；7月17號，山東臨工公告稱收購濟南考格爾特種汽車有限公司42%的股權……從這一
系列的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山東股票之所以引人關注是與資產重組確切說是與各式各樣的股權轉讓緊密相連的。山東上市公司在股權問題上大做文章，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山東板塊要在中國資本市場敏感領域發起一次沖擊。
政府強力推進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山東產生如此強大的轉讓國有股權的動力呢？這可以從山東的經濟模式中找到部分答案。目前山東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依靠計劃經濟的一套管理機制，這種經營模式在上市公司中得以存在的基礎是因為有近79%的公司一股獨大。這直接導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改革步伐緩慢、大股東侵吞上市公司資產難以遏止等等問題的出現。
近一兩年來山東上市公司業績有整體下降的態勢，根據山東經貿委的統計：2001年山東60余家上市公司加權平均每股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31.15%，8家公司出現了虧損，虧損面為12.87%，其中首府濟南的5家上市公司中有4家虧損。保留融資能力是上市公司持續發展的前提，由于增發門檻提高，人們紛紛把再融資的目光投向配股。而目前山東已有近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已經喪失配股能力，長此下去山東的上市公司將會是死水一潭。因此對國營企業特別是國有上市公司，引進國內外的戰略投資者改變一股獨大現象是提高山東上市公司質量的一次大膽而有意義的嘗試。
長時間以來由于種種法規的限制，國內上市公司在對外股權轉讓，特別是控股權轉讓方面是一片禁區。而近期在中國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未對上市公司的收購主體做出特別規定，也就意味著只要是投資者，無論自然人與法人、境內與境外投資者都可以成為收購主體。對上市公司收購主體范圍的放寬，將有利于我國證券市場加快外資并購的進程。當相應法規陸續出臺，對外資進入市場的限制逐步取消后，一個以前我們很少想到的有關股權對外轉讓的問題便出現在面前：外資想購買的時候由于受到種種限制，我們不能賣；今后我們想賣且允許賣的企業越來越多，還會不會有人對那些連自己看著都煩的公司感興趣。也就是說今后股權轉讓會不會逐漸變成一個買方市場，外資可沒有為中國企業解困、替我們背包袱的義務。因此在對待國有股轉讓的立場上，不應該只停留在為效益較差的企業尋找出路這一傳統而又錯誤的認識層面。山東省有關部門對此看的非常清楚，因此才特別規定今后凡規模在5億元以上的項目，不搞投資主體多元化的項目不給立項，以便從根本上擺脫舊有發展模式的束縛；而對于國有資產比重較大的上市公司，作為重點轉讓國有股權的對象向外商推介。這里面既有目前業績較差急于擺脫虧損狀態的企業，也有目前業績尚可希望獲取更大發展的公司。
先下手為強
山東省希望在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方面走在全國的前沿，抓緊政策剛略有松動外商并無太多可選擇余地的時機，先下手為強爭取將手中的資源最大限度的利用。當臨沂國資局將山東紅日化工集團58%的股權出讓與俄羅斯最大的化肥生產企業阿康公司，以換取2700萬美元的資金及技術管理的全面合作項目簽訂之際，有關領導曾表示今后國企發展的主要方向是紅日而不是海爾，由此可見山東省政府對引入外資進行股權合作的重視程度。對于上市公司而言，重點推介了小鴨電器、山東臨工、魯西化工、魯抗醫藥、浪潮信息等5家企業。
在重點推介的5家上市公司中，小鴨電器較為急迫。7月初公司的發布了一則公告引起了市場的普遍關注：公司原總會計師薜元清被任命為公司新任總裁。由于小鴨電器是山東省赴港招商引資項目之一，因此，市場預期此項人事變動可能是為未來的外資合作做準備。更有人預測，小鴨電器可能是山東今年初發布“105號文″后首家向外資轉讓股權的上市公司。小鴨電器有關人士認為，資金問題目前是小鴨電器從競爭激烈的電器行業走出困境的關鍵。在這家去年虧損的企業中國有股占到了47%，并且近三年來的收益率已低于6%，無法達到配股、增發的最低要求。想要解決資金壓力的問題只能從國有股減持上入手。據悉，小鴨電器目前正同廣東的一家民企積極磋商13%的國有股轉讓事宜。對此小鴨電器宣稱“我們已向省經貿委打了報告，目前已進入實質談判階段�！�
與小鴨電器相比，魯抗醫藥與山東臨工的對外合作伙伴較為明確。山東臨工的控股公司山工集團與中融國際投資公司達成國有股轉讓意向，初步商議將18%的國有股份以1.1億元人民幣協議轉讓給外商。魯抗醫藥則與華潤集團有所接觸，在華潤集團與東藥的合作基本上無望以后，魯抗醫藥成為其收購目標的可能性就突然增大了起來。
股權轉讓非易事
進行股權轉讓的難度主要體現在：供需認識上的差距、各方利益的平衡、現行政策的阻礙等等幾個方面。首先，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也是
有選擇的，它們對于基礎能源、交通運輸、教育醫療、金融保險和一些服務貿易領域比較看好，政策一旦允許外資有可能率先進入。實際情況通常是我們覺得可讓外資進入，可外資沒興趣，外資希望進入的領域我們又壁壘重重。在3月初進行的初步推介中曾有兗州煤業、山東鋁業、泰山石油等與基礎能源和礦產品生產有關的公司，可后來在5月份正式推介的名單中這些公司就不見了，其中原委可能與這種供需方在認識上有差距有關。
其次，如果某一家國有企業被外資收購，地方的稅收將隨之減少，地方保護主義此時將成為一個阻撓項目進行的因素。而對于某些國有企業負責人來說，寧愿讓企業萎靡不振也不能讓外人插手，否則自己還能干什么呢？今年4月17日，華建派出的高管人員被公司員工強行驅逐出公司，成為引起軒然大波的“4.17事件”；5月22日，濟百的2001年股東大會上，此前已把投票權授予華建的濟南市國資局突然收回投票權，最終使濟南百貨成為繼四砂股份、聲樂股份等之后，山東上市公司重組“半途換主”的又一例子。當然最后將軍集團出手解決了濟南百貨重組的問題。但從這一系列事件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固有勢力的強大作用。
最后，國有股權轉讓的價格問題也是令人頭疼的問題。因為我國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規定不得以低于每股凈資產的價格進行轉讓。但有些前景不看好的企業想以略高于每股凈資產的價格在海外發行難以成功，更別說國有股轉讓了。況且經過轉讓的國有股能否上市流通？如果不可以流通如何保證受讓方的變現需要？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未得到相關的法律界定前，將會始終伴隨著國有股權對外轉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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