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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與分析師開始“面對面”
文/王利娜
中國分析師：以挑戰“真實”和“權威”開場
先讓我們來看看近期發生在分析師與上市公司間的一系列故事：
在香港，著名投資銀行瑞銀華寶分析師張化橋，發表了質疑在港上市民營企業格林柯爾和歐亞農業的報告，這兩只在此前還炙手可熱的民企股，市值立刻下降一半，持有格林柯爾六成股份的格林柯爾董事長兼總裁顧雛軍，個人身家蒸發超過13億港元，顧雛軍于是將瑞銀華寶和張化橋告上了法庭；
在內地，郎咸平的《德隆系“類家族企業”斂財模式揭秘》，引起市場再度強烈關注德隆這個超級莊家；中央財經大學劉姝威的一篇600字的文章，使得所有銀行都停止向藍田公司發放貸款。
在一系列的戲劇性沖突發生之后，國內的上市公司和企業家突然發現，除了公眾投資者，身邊還潛伏著一股相當強硬的勢力，隨時可能跳出來對自己質詢、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而資本市場很可能因為他們的發言而掀起可能將自己吞噬的軒然大波。
他們，就是所謂的“分析師”—不同于充斥內地股市的股評家的另一類人。
事實上，在國外健康完善的股市生態中，每一個企業家的心中都繃著“分析師”這根弦。在《商業周刊》記者約翰·伯恩的著作《一個真實企業家的故事》中，被視作企業界另一個“亞柯卡”的拯救高手鄧洛普甫一進入陽光(sunbeam)，市場就因對其高期望而股價大升，但是分析師安德魯·肖爾在深入分析陽光財務資料后，卻發覺公司已處在破產邊緣，立即把評級由“買入”調低至“中性”，在公司內為所欲為的鄧洛普面對該分析師，惱羞成怒卻也無可奈何，甚至還不得不專門約請安德魯來公司“溝通”；而杰克·韋爾奇在上任GE董事長伊始，要做的頭幾件事里有一件，就是向分析師盡可能完美表白，他希望GE實現何種“感覺”。
當最近美林公司內一些大牌分析師故意向投資者推薦可能導致投資失敗的股票，促使美林和這些公司獲利，事情敗露之后美林不得不向州政府和證管會支付1億美元罰款之時，中國上市公司、企業家與分析師關系的建立似乎才剛剛開始—以一些還稱不上職業“分析師”的中間人士對上市公司和企業家“真實”和“權威”的挑戰開場。
企業家應該如何應對分析師，分析師如何對投資者負責，其間關乎技術問題、也關乎商業道德和商業文化。
誰是分析師？
在我們入手報道這個選題時才發現，甚至必須從界定“分析師”的定義說起。
分析員和分析師，通常都是香港和國外資本市場的說法，國內有沒有可與之類比的群體尚難確定。已有的案例中只有蒲少平可以稱作分析師，但他在寫世紀星源的文章時，是以《財經》雜志特約記者的身份，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出現的。郎咸平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金融專家；劉姝威是中央財經大學的教授。
現在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對上市公司評論最多的是股評家，也叫市場分析師—其間充斥著大量實為“莊托”的偽股評家。
股評家們大部分供職于證券公司。由于早期的證券公司的主要服務對象是散戶，散戶需要被直接告知操作，于是，純操作式的股評大行其道。在證監會推出了證券投資咨詢師資格認定考試后，目前全國大約有1200名左右有資格的股評家。
與國外重視基本面分析的分析師不同，市場分析師通常是看大盤，看陰陽線，然后告訴投資者“主力”(或者叫莊家)在什么階段，后市如何，等等，幾乎不分析公司本身，也不做行業分析。
巴黎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就曾經遇到一位國內證券公司的人，他自稱分析師，還寫了好幾本書。談話間他預測：“某只股票一定會上漲，因為它前幾天跌了，所以一定會反彈回去，反彈多少？看一下周K線就知道了。”
但當陳興動問他，你知道公司的主營業務是什么？管理者是誰，有多少年的經驗？有什么樣的背景？企業所用的原材料，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在過去兩年的波動如何？整個管理團隊的經營理念是什么？他回答說，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這些都沒有用，只要知道政策怎么出、莊家怎么做就可以了。
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上，股評家早已被行業分析師代替了。分析師雖然分析的是公司，但往往從行業著手，比如，TCL，如果公司公布的手機銷售量是120萬部，根據這個數字，分析師要了解公司的成本、利潤，然后再與同行業的其他公司對比。有可能的話，跟員工、客戶、競爭對手進行交流，對上下游進行調查，最終對業績得出判斷，進而給出投資建議。當然，還必須了解物價指數、消費者的消費水平等宏觀因素。
如今，國內大的證券公司研究部的行業分析師，實際上也都開始不同程度地使用這種方法。只是，出于種種原因，比如，因為行業分析師出現的時間還比較短，他們的專業水準和獨立性還有待提高；還比如，因為證券公司不愿得罪上市公司，因此，他們的分析報告只有在極小的范圍內才能夠看到。
實際上，重技術分析，忽視基本面分析并不是股評家的錯，他們是在適應這個市場的需要：在中國這樣一個以散戶為主的資本市場上，每個散戶的持股量很少，投資者不會為了很少的投資，花很高的成本去聽取專業人員的建議。從投資收益的角度，那樣劃不來。用蒲少平的話來說，“中國目前關注基本面的投資者還比較少，更多的人只關注股價。”
而在成熟的市場上，分析師的報告基本上是給機構投資者看的。因為基金持有的股票數太多，基金經理根本不可能了解每個公司的具體情況，通常把3-5個分析師的報告放在一起，大致就可以作出判斷。雖然，基金并不直接為分析師昂貴的報告付費，但通過與分析師所在的公司簽訂服務合同，進行間接付費。
從股評家到分析師，這也可看作中國資本市場成熟狀況的一個晴雨表。
中國企業家的漠視
在美國上市的UT斯達康的董事長吳鷹和分析師的關系似乎處于理想的狀態：他們不定期地見面交流，分析師因為有了這種交流，在向投資者提出建議時，把握更大；而企業家，從這種交流中可以獲取其他途徑無法獲得的信息，比如，同行的狀況，投資者對公司的看法，以實現更好地為投資者服務的目標。交流也許不總是平心靜氣的，因為意見不一致總會有沖突，沖突也是使交流更加深入的一種方式。
然而國內上市公司與分析師之間最大的問題似乎倒不在于沖突多么嚴重，而是前者對后者的漠視。
中國上市公司的大多是國有背景，非流通股占很高比例，通常一股獨大。在這種情況下，上市公司根本不關心分析師說了什么，因為無論分析師說什么，都不能影響公司的股價，也不能影響管理層的去留。
2001年10月，蒲少平經過調查，對東方電子的業績提出11點質疑，其時，很多分析師已經開始懷疑東方電子作假，證監會也介入調查，公司也承認在利潤確認方面存在問題，但這些都沒有使東方電子的股價下跌，曾經有兩日還大幅上漲。直到2002年才戴上了ST的帽子。
在整體非理性的市場，上市公司選擇漠視分析師。恰恰是理性的。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承認，在中國市場成熟的過程中，像百富勤這樣的外資機構，堅持規范，必然經歷一個連生存都可能有問題的過程，這個過程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結束。
王國平在銀河證券從事電子行業分析，他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分析師要了解公司的情況，實在不容易，有一次，他去企業調查，公司的高管不愿接待，于是派了證券部的一個年輕的姑娘接待。“說實話，那個小姑娘對公司的情況還不如我了解得多。可是你又能怎么樣呢？”他無奈地笑了一下。
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后，幾乎成了中國電信在港發言人的信產部部長吳基傳，曾對香港的分析師說過一番話，可以代表有中國背景的上市公司“漠視”甚至“嫌棄”分析師的心態，他說，你們都喜歡吃中國菜，你們就在桌子上等菜上桌就好了，不要跑到廚房看菜是怎么做的。
分析師們的想法則完全不同：菜是好吃，如果放了毒品，吃了上癮，怎么辦？
陳興動認為，這就是所謂商業文化的差別。在這種商業文化下，管理層認為自己是為上級工作的，而不是為股東、為投資者服務的。他們也沒有必要通過分析師將公司的情況告訴投資者。
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這種商業文化。1994年，他帶30個投資者組成的訪問團到一家上海的B股公司。事先說好了，是副總經理接待。到了以后，變成辦公室主任接待。辦公室主任也無所謂，能回答問題也好。但當他們提了一系列問題，這個辦公室主任回答很干脆：“這個事情不屬于我管，所以我不清楚……這個事情我們領導我們沒交代過，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說……這個問題我沒接觸過……這個問題不是我能理解的……”最后，他們才知道，辦公室主任是管后勤的。因為北京來領導了，董事級的人都去陪了。回去后，訪問團中80%的投資者將所持的股票賣掉了。
作為分析師，是否希望上市公司與自己溝通？當我們拿這個問題問蒲少平時，他說，應該是，但現在希望基本落空。
即使上市公司偶爾對分析師的評論做出反饋，往往也是被動的，最后甚至還要用命令收尾。2001年4月，蒲少平在《財經時報》發表文章，對銀廣夏的業績表示懷疑，不久公司做了答復，但答復對報表中矛盾的地方解釋的并不清楚，他隨即又寫了一篇文章。公司沒有進一步解釋。但是，公司董事長隨后親自到《財經時報》，會見了主編，并要求不要再刊登類似的文章。
而蒲少平就在同一個大廈的另一層樓辦公，但并沒有被約見。“我不太了解具體細節，只是后來《財經時報》的人轉告我的。”蒲少平說。
可能，那位董事長覺得他的級別不夠高。
大牌分析師必修課
當然，良好的溝通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如果說，上市公司要適應的是商業文化的氛圍，那么分析師要加強的則是，更多的知識儲備和更強的職業責任感。
東方電子事件幾乎是對中國所有分析師專業素質的一次莫大諷刺：在2001年9月證監會正式調查東方電子前，東方電子連續三年被《中國證券報》評為最具潛力股第一名，就是這樣的公司被查出有問題。分析師集體犯了錯誤。
王國平的解釋是，做這件事時，所有分析師都是根據財務報表來的，這樣做正確的前提是，財務報表必須非常準確，但事實上，東方電子把炒股的錢記入利潤。如果分析師要看出問題，必須認真去摳。言下之意，當時沒有人認真去摳。
也許現在這樣說有點事后諸葛的味道：判斷公司的主營利潤是否合理，只要了解一下同行的水平，心中就有個大概了。根本不需要很多財務知識，既不復雜，也不危險。
這就是職業責任感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分析師都像清議說的那樣，是黃繼光，是劉文學，堅決與壞人壞事做斗爭。這話可能有點夸張，但“做投資者走狗”(張化橋語)的意識還是需要的，否則怎么稱得上分析師。
大牌分析師不是一夜之間成長起來的，他們首先需要付出超出一般的努力。國外分析師的工作狀態一般如下：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連續5年關注某一個行業，每個月要訪問100個客戶……
投資者結構的改變也是必須的，與個人投資者相比，機構投資者必須占相當的比例。
早先，一些所謂機構也瘋狂炒作股票，實際上已經淪為莊家。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的提法也遭到很多批評。現在看來，為了不讓機構變成莊家，減持國有股，使得他們不能控制所有的籌碼，恐怕也是先決條件。
只要有足夠多的機構，分析師的行為方式肯定會根本改變。因為機構要求分析師，發現真正具有投資價值的股票。而所謂有投資價值必須回歸基本面分析。
應該看到，像聯想、中石油、中海油等一大批在香港和海外上市的企業，還有一些早年發行B股上市公司，已經建立了規范的制度，接受了商業文化的洗禮，也早就學會了如何與分析師溝通。
比如京東方(00725，200725)，也許是因為先發行B股，后來才增發A股，且B股的量大大超過A股，公司非常注意與分析師保持長期聯系。王國平在兩年前曾跟公司接觸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自那以后，他總是不定期地收到公司寄來的內部刊物，介紹公司的近況。
在京東方的企業生態圈中，分析師顯然已是一個不再被漠視的環節。
附資料：分析師與上市公司近一年來沖突實錄
劉姝威VS藍田股份
起因：2001年10月26日，劉姝威在《金融內參》發表文章稱，藍田股份已經成為一個空殼。2001年12月13日，藍田股份向湖北洪湖人民法院遞上一紙訴狀，稱劉姝威侵害了藍田的名譽權。
結局：2002年4月1日，法院宣布不受理這一案件，因為《金融內參》屬于內部參閱刊物。
郎咸平VS新疆德隆
起因：2001年4月，郎咸平在《新財富》上發表文章，稱德隆用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并不斷投資，用“利好消息”推動股價上漲，從中獲利。
結局：2001年10月21日中國民營上市企業首腦峰會上，德隆副總裁當場反駁郎咸平關于操縱股價的結論，郎咸平稱結論是從純理論和縝密的研究出發得出來的。
張化橋VS格林柯爾
起因：2001年12月12日，張化橋向瑞銀華寶的客戶發表言論，提及格林柯爾產品的環保及省電問題，導致格林柯爾的股票狂瀉。2002年1月31日，格林柯爾及其主席顧雛軍，控告瑞銀華寶及張化橋誹謗，要求禁止對方繼續發表有關誹謗言論，并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結局：1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向被告及次被告發出傳票，現正等待排期審訊。
分析師需要掌握的信息
(1)首先是宏觀方面的信息，如，政府的產業政策，對公司主要業務是支持還是限制；當然，還包括像經濟增長率、物價指數、消費水平等因素；
(2)與包括管理層和職工的內部人交流，確定公司當前狀況及未來的發展戰略；
(3)從競爭對手那里了解行業整體發展狀況，及公司的優勢和劣勢，
(4)從客戶那里，了解公司產品的市場如何。比如，是否需要回扣才能將產品銷售出去。
企業家從分析師那里獲得什么
(1)了解行業內其他人，比如，競爭對手的生存狀況、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業內對新業務或新產品開發的看法；
(2)了解投資者對公司的期望。盡可能使公司發展與投資者的期望相吻合，保證公司的持續、穩定發展；
(3)分析師作為客觀的批評者，在公司進行重大決策時，可以提出不同意見，減少決策失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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