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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小伶北京報道
北京市豐臺區方莊路10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法院門前草木稀疏，愈發烘托出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
原定于6月18日、19日開庭兩天的 中科創業(股票代碼0048現更名為康達爾)
股票操縱案，被臨時壓縮成一天審結。有辯護律師私下抱怨，連辯護詞都沒有帶全。
6月18日晚上九點，審判長白波宣布庭審結束，將擇日宣判。專門負責與媒體溝通的北京二中院研究室負責人鮑雷則表示，可能要一個月以后才會有審判結果。
這起號稱“中國首例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案”的大案，在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后陳述3個階段完成之后，終于一槌落案。
公訴人：這是法律的勝利
最后一天的庭審，控辯雙方進入激烈的一辯、二辯，長達4個小時，可稱是腦力和體力的直接對抗。
擔任公訴人的是北京市第二檢察分院公訴二處的主訴檢察官吳春妹。這位有著12年工作經驗的女檢察官外表柔弱、聲音細致，與她在法庭的強硬表現判若兩人。
與吳春妹交鋒的是由12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7位被告人當中有4位分別請了長于刑事訟訴和證券訟訴的兩名律師。被告人董沛霖的律師、自稱“打過6年期貨官司”的高明稱：“吳春妹非常職業，問到了很多關健問題，而且態度強硬。”
“況且，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吳接觸過的證券專業人士如過江之鯽，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對手”。
吳春妹“單挑”律師團的功力，集中表現于最后兩輪的“抗辯”，而被告丁福根的第一辯護人柴冠宏律師、庹礪律師的辯護詞，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同此前坊間所猜測的那樣，柴律師為丁福根作的是罪輕辯護——在承認丁福根犯有操縱股票罪的前提下，證明其犯罪情節輕微。
這里，辯護律師抓住了三個法律上的“關鍵詞”：
第一：“情節嚴重”的認定問題。
辯護律師認為，起訴書對丁福根等被告人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犯罪的“情節嚴重”之程度沒有明確的表述，也缺乏相應的證據說明。因為“情節嚴重”既是刑法182條“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與非罪的標準，也是量度罪重與罪輕的依據。
辯護律師就此問題作了如下辨析：融資數額不應成為“情節嚴重”的因素，因為54億的巨額資金的絕大多數提供者，均明確知道這些資金的用途是為操縱0048股票價格服務，具有違法性，他們的資金被套受到損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受害者。
此外，給投資者造成的損失應當成為“情節嚴重”的因素。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犯罪侵犯的客體之一，就是嚴重損害投資者的利益。然而，本案庭審過程中，沒有看到公訴人舉證證明，有多少股東受欺騙、持有多少0048股票、損失金額多少，占流通盤比例多少。因此本案缺乏這一情節。
第二：關于“共同犯罪”的問題。
辯護律師認為，本案屬于共同犯罪，應當對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一個客觀劃分，以作為準確量刑的依據。從犯意形成看，有呂梁和朱煥良決定對上市公司“康達爾”及其發行的0048股票進行控制、操縱的犯罪意圖是在先；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機構”巨額資金的支持作用、上市公司在一級市場密切配合的支持作用、上百家證券營業部(券商)的幫助作用)在后。在整個操縱0048交易價格的活動中，組織領導者起主要作用，受其指使、按其要求參與部分工作是次要作用或者輔助作用；那些具有組織融資渠道、具備融資能力并提供巨額資金的人起主要作用，而受雇主指派從事簽約、開戶、提供股東卡等一般性工作的是次要作用或者輔助作用；全面控制盤面并有權就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交易方向下達指令的行為是主要作用，而根據雇主要求傳達指令、具體操作下單的是次要作用或者輔助作用。由此辯護人認為，被告人丁福根在本案中所做的各項工作對0048股票價格波動的后果來說，均屬于次要作用。
第三、關于不正當獲利的問題。
從獲得不正當利益的結果看，辯護律師認為丁福根沒有明確的操縱股票價格并從中獲利的動機和目的。呂梁為自己的行為編織了一套“科學的”理論，被告人丁福根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這一理念的蒙蔽，在0048股票急劇下跌的時候也沒有權利拋售，還在期盼呂梁回天有術。
庭審時，公訴人出示了丁福根、董沛霖等被告人有收取不同名目的“好處費”、“中介費”、“傭金”的證詞，但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法律認定，是否構成不正當獲利。
在這里，辯護律師很聰明地鉆了空子——既然此案起主要作用的四大類嫌疑人都缺席，一些關鍵性內幕都語焉不詳，避開了“共同犯罪”的其他主體，作為受主體之一控制的丁福根，能有多大的罪過？既然公訴方對牽涉到黑金交易的敏感問題避而不談，那么只能認定丁福根沒有獲得過不正當收入，“至少沒有證據顯示”。
在這個大背景下，辯方律師似乎很輕松地證明了丁福根的確不構成“情節嚴重”，而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必要條件之一。
公訴人對此的抗辯非常簡明扼要，她表示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的定性適用法律是恰當的；并強調此案“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
庭審結束第二天，記者采訪專程采訪本案公訴人。吳春妹一開始就表示，不談與本案相關的問題，她反復強調的兩點是：本案對規范證券交易市場的積極作用；本案7位嫌疑人只有李蕓的辯護人提起無罪辯護，其他人都是罪輕辯護，這就是法律的勝利。
辯護律師：應發出“司法建議書”
公訴人庭審出示的深圳證管辦的有關證詞顯示，監管部門對中科創業(0048)被操縱的跡象早有注意。1999年4月日至7月23日的交易記錄顯示，0048在此期間升幅達76%，當年8月，中國證監會對此立案調查，共調查了546個帳戶，發現存在比較大的問題。但是，當涉案的南方證券海口營業部總經理陳曉寧，與“受哥們義氣驅使”而兩肋插刀的董沛霖聯手到深圳證管辦做了假證后，此一大案得以繼續潛伏。
對此，深圳證管辦的解釋是：法律賦予監管部門的權力有限，如果類似南方證券海口營業部這樣的券商不提供真實材料的話，對交易內幕的調查很難進行下去。
監管部門目前確實沒有刑事偵查權，不能行使羈留、傳喚、查封等權力，一個經常被舉出來的案例是：億安科技案發時，證監會曾請求法院進行“訴訟保全”，但法院要求證監會提供保證金，證監會又拿不出這么大一筆錢，致使莊家及時抽逃了資金。
不過，具體就中科創業一案而言，深圳證管辦的證詞中，并未說明在“調查很難進行下去”的情況下，采取了哪些積極的措施，是否尋求過司法部門的幫助。而從本次庭審所暴露的問題來看，如此大面積的機構、券商、莊家的共同犯罪，監管部門顯然難辭其咎。連辯護人都多次提及，希望合議庭充分考慮涉案的上百家券商在為操縱股票交易價格的融資活動中所起的獨特作用。
《證券法》第168條明確賦予了證監會調查、檢查、行政處罰等權力，監管部門對這些權力使用得如何？
柴冠宏律師告訴記者，他在辯護詞中特別強調，公訴人應該就此案向中國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等行政部門發出“司法建議書”，對案中涉及的融資機構、出資方、國企、上市公司的有關責任人給予黨紀政紀處理。
丁福根自認“心理有罪”
記者在聽完丁福根律師柴冠宏的辯護詞后，當場采訪了他。
記者：根據辯護詞的內容，似乎也可以作無罪辯護，為什么最終選擇了罪輕辯護？
律師：這是綜合了各方面情況加以分析的結果。一個是舉證的情況，還有就是丁本人在預審階段的供述，此外，丁福根本人說，他感覺“心理有罪”。作為律師來說，也考慮到整個事件的社會危害性。最后形成的觀點是有罪辯護。
記者：為什么7位被告中有6位做的是有罪辯護？
律師：在一開始，大部分被告的律師都是持無罪觀點。到第三天庭審的時候，律師們在一起討論，出現不同的意見。最后，有罪辯護的意見占了多數。
而被告人李蕓成為唯一被無罪辯護的人，據說與其本人持有律師證相關。李蕓的辯護律師陶雷在法庭辯護中指出，此案整體上先天不足，按新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在主犯還沒有定罪的情況下，判定從犯有罪，于法律邏輯上說不通，據此為李蕓作無罪辯護。
另有辯護律師對記者說，陶律師的辯護詞其實不單適應于李蕓，事實上，所有被告均可以上述理由獲得無罪辯護。而與之對立的辯護意見是，本案主犯呂梁和朱煥良因故不在案，如何判定被告人丁福根等人的地位和作用，應結合全案事實來分析，不能作相對比較。
“你們在創造歷史”
對丁福根等人的最后判決，實際上已經不能吸引媒體和關注者的視線了。現在輿論普遍關心的是：對于莊家、機構、券商、上市公司這四大操控證券市場的主體，會不會繼續追究其違法犯罪行為？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玩忽職守罪重于操縱股票價格罪，受賄罪重于行賄罪，貪污、挪用公款罪重于非法經營罪，即利用職務進行的經濟犯罪，量刑重于非職務經濟犯罪。相信人們對5年前的管金生案還記憶猶新，管最終是以瀆職、受賄和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更早時候的鄧斌案，則是以受賄錢物共94.2萬元被判處死刑，其他罪都不足以取其性命。
精明自許如呂梁，當然不會對此一無所知。庭審最后一天，控方宣讀了證人之一的原北京中科董秘、法律碩士艾曉寧的證詞，顯示呂梁早已為自己打下一堵法律的“防火墻”：除了和所有人都是單線聯系并持有外國護照外，他不是公務人員，不是上市公司的管理人，甚至不是上市公司的股東。
記者從北京大學法學院白建軍教授處了解到，現行法律對“非法融資”并沒有相應的條款，刑法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92條“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和193條“詐騙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的貸款”，其中后兩條一個前提是“非法占有為目的”，顯然也不適用于中科創業一案。
這，是否也是呂梁敢于大舉實踐其宏大的融資控盤理想的原因之一？
當庭激辯中，公訴人面對一大堆或老謀深算、或少年氣盛的律師，除了給人好漢難敵四手的感覺外，亦表現出一定的經驗不足。如因比喻不當(將丁福根的行為比喻為給呂梁“遞菜刀”)被辯方反駁。尤其是對被告人之一“因為庭審與預審的供述不一致，而不支持其提出的從輕處理情節”，被告律師反應強烈，當庭指出，被告人在法庭上有修正自己供述的權利。
但4天20多個小時的公開審理，公訴人對500卷案卷的綜合梳理，警方縝密細致的偵查結果，都給人一個很明顯的感覺，就是法律的尊嚴正在逐步樹立，中國的司法正在走向規范化。
庭審結束前最后一個環節是被告人起立作最后陳述，他們的言辭令旁聽者頗為動容。其中，案發前即將被提拔為浙江大學財經學院副院長的被告人何寧一在陳述中“聲情并茂”：“我深為中國證券市場的現狀擔憂，希望這起由機構投資者、媒體、上市公司、金融機構、證券營業部共同釀造的悲劇不再重演。”
被告人李蕓則衷心“稱贊”公訴人和法官：“你們在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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