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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暢、崔麗
-量刑較輕，不足以震懾如此多發的證券犯罪
-界定模糊，投資者無法要求民事賠償
-證監會權力“蒼白”，直接削弱了監管力度
經過4天的連續庭審，昨天，轟動一時的中科創業案宣告休庭，但沒有當庭宣判。一些法律和證券界人士認為，該案暴露出我國相關法律存在的一些缺陷：
根據新《刑法》，操縱證券價格罪，情節嚴重的，最多也只能被判刑5年。這顯然量刑較輕，不足以震懾近年多發的證券犯罪。
難以震懾的證券犯罪
法庭調查顯示，莊家呂梁在決定介入中科創業股票的操盤、坐莊之初，就已經進行過相當完備的法律咨詢。他自己就說過，一旦東窗事發，最多被判刑5年。
曾著有《證券欺詐特點及預防監管對策》一書的律師谷遼海認為，對于“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的認定，存在門檻過高的問題。比如，在發達國家的證券法律、法規中，構成內幕交易罪、操縱證券行情罪，只要實施該行為，即構成犯罪。而我國懲治證券犯罪，需要“情節嚴重”、“造成后果特別嚴重”等嚴格的構成要件。
此外，證券犯罪涉及許多專有名詞的解釋和“情節嚴重”、“后果特別嚴重”等用語的界定，目前，還是一個空白。實際生活中究竟以多少數額為“情節嚴重”？多少數額為“情節特別嚴重”？這些關系到罪與非罪的界限、認定，顯得模糊，缺乏可操作性。
比如，呂梁已經被公安機關抓獲，就是因為強調其沒有犯罪，便得到了司法處理上的寬容，致使其在“監視居住”期間外逃。
其實，“情節嚴重”等構成要件，常常被司法實踐所重視，而證實“情節嚴重”，則需要較長的時間、較有力的證據。
據介紹，我國法律對市場操縱行為做了比較全面的概括，主要是指通過資金優勢和信息優勢，合謀或串通他人，或者自買自賣，影響股票價格以獲利的行為。
但有專家表示，由于這種現象在證券市場并不鮮見，使得監管者存在著“為難情緒”。因為，假如一個市場里“舞弊成風”，雖然可以“重典治亂”，卻很難指望監管者有更大的作為，使得證券市場秩序瞬間改觀。
投資者無法要求民事賠償
據介紹，我國目前證券欺詐民事責任，相對而言處于明顯的薄弱地位。比如，我國《證券法》沒有規定損害賠償的范圍及計算方法。第175條中規定，制作虛假發行文件發行證券的，責令發行人“退還所募資金和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這雖然也是一種“補償”，但只可理解為“恢復原狀”，不能理解為賠償。
對于欺詐者來說，造成的損害沒有確定賠償依據、計算方法，并且，我國在此尚無司法實踐。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去年9月24日和今年1月15日，發布了兩個司法解釋，一個是要求全國各級法院暫不受理涉及證券民事賠償的案件；一個是受理虛假陳述引起的民事賠償案件，必須由中國證監會做出認定。
為此，谷遼海認為，受損害的投資者提出民事賠償，當前還無法實現。因為，本案中，受損失最大的不是中小股民，而可能是投入巨資給呂梁的國有機構。并且，違規的上市公司經過證監會的處罰，也無力承擔民事賠償。如此，中科創業案實現民事賠償的時機尚未成熟。
中國證監會能否擁有“準司法權”
中科創業案進入司法程序，使得監管者———中國證監會的角色定位再次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據介紹，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權由公安、檢察機關行使。根據我國《證券法》第168條中規定，證券監管機關享有調查權、檢查權、行政處罰等權力。
有專家強調，中科創業案案情復雜，涉及面廣，犯罪手段隱蔽。單就查處而言，相當困難。如果不是莊家呂梁自曝內幕，也許直到今天，人們被蒙在鼓里。
一些專家認為，針對證券犯罪，一般的調查權遠遠不夠。給予中國證監會以傳喚、直接凍結賬戶、電話竊聽等“準司法權”，將對證券市場監管產生深遠影響。而此舉也是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
中科創業案發時，正值該只股票雪崩般的10個跌停，股價一路下滑，使中國證監會意識到“對證券市場的正常秩序產生了影響”。于是，中國證監會決定成立調查組立案審查。
但是，由于證監會調查權有限，公安部門介入，不得不重新成立調查組，部門協調過程中，浪費了寶貴的時機。同時，也由于公安、檢察機關缺乏證券知識，難以迅速對證券犯罪做出判斷，致使呂梁、朱煥良等主犯、莊家紛紛外逃，釀成了這個“中國股市第一案”開庭時主角缺席的遺憾。
有人形象地說，證監會權力的“蒼白”，直接削弱了監管力度。現成的例子是，億安科技案發時，中國證監會曾請求法院進行“訴訟保全”。但法院是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要求證監會提供保證金，可證監會拿不出這么大一筆錢，致使“訴訟保全”成為泡影，莊家及時抽逃了資金�！白C券市場瞬息萬變，當監管無能為力時，就只好事后補救，通過開庭審理來追訴了�！币晃徊辉竿嘎缎彰姆ü僬f。
中科創業的被告知多少
中科創業案的開庭審理，將一個巨大的黑幕展現在人們眼前。被告，顯然不僅是呂梁和他的追隨者。4天的庭審已經證明，參與幕后操縱股市的，除了從事非法交易的莊家，還有眾多的證券機構、眾多的中介機構，甚至眾多的權威媒體。
比如，呂梁非法操縱上市公司，進行虛假重組，以控制股價。他制造虛假的財務數據和公司業績，都要通過中介機構的審計、評估，甚至需要股評家和媒體助威，誤導中小投資者。
因而，對參與提供制造虛假財務報表、上市公司信息的律師、注冊會計師等，如果證據顯示是事先圖謀、故意提供，則應以共同犯罪論處。
中科創業案之所以被稱為“股市第一案”，是由于首次將操縱證券交易價格者推上被告席。其帶來的一系列法律、監管的啟示，將更深遠地影響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進程。(本報北京6月19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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