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黎霆
5月13日回到境內增發A股的中海發展取消了單個賬戶的申購上限,且認購定價區間不高,公司認為此舉能減輕承銷商的壓力。這是發行公司對承銷商作出配合的一個表現。而在早些時候,因湘財證券決定不再承擔新疆天業配股的主承銷商,新疆天業公告放棄配股計劃。種種現象表明,券商在承銷工作中越來越謹慎,并且在逐步爭取主動權。
承銷成了一場賭博
由于采取余額包銷的方式,承銷商的風險正在日漸凸現。近日引進包銷機制的改制基金——基金安久擴募棄配率達到94.44%,作為主承銷商的海通證券吃進大部分余額,此前基金景業和基金天華也分別出現98.47%和90.4%的持有人棄配率。同樣,在股票增發中也存在許多承銷商由于余額包銷最終成為大股東的案例,去年自“黑色8月”以來有60%的券商在承銷股票時被迫包銷大量余股,有8家承銷商成了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東,2家成了第三大股東,單個項目的占用資金量最高達10億元,杉杉股份的公眾配股認購率更是創記錄地僅為0.78%。而我國券商中整體實力最強的銀河證券資本金也只有45億元。如此低認購率的包銷對小券商來說只需一次就會被拖垮,即使是大券商也只能承受2—3次新股發行余額包銷的沖擊。既然風險如此之大,為何券商還在積極地爭取承銷項目呢?一個原因是券商多而項目少,北京證券研發中心呂立新介紹說,原先有承銷資格的綜合類證券公司為14家,后來又有28家經紀類券商升格為準綜合類,也能開展承銷業務,管理上有不規范之處。而自股市低迷以來,股票的發行明顯減少,承銷項目處于稀缺狀態,合作中券商自然就很難有發言權了。
大通證券證券研發中心楊紅橋認為,由于證券公司一般都要制定業務指標,每年要考核實現多少利潤,導致在承銷業務面前產生一種賭的心理:只有爭得項目才能獲得利潤。事實上由于股市低迷和傭金下調,券商的傳統業務——經紀和自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所以不得不加強對投行業務的爭取。以前有的券商自稱不屑于掙小錢,但現在承銷卻是在冒著大風險掙小錢,目前股票的承銷費率為1.5—3%,基金按慣例只有1%,風險如前所述卻是事關生存,如某家券商甚至60%的資本金被迫用于持有所承銷的股票。雖然也出現過持有余股最后出貨反而獲利的情況,但那畢竟是被動和偶然的,券商承銷一個高風險的項目無異于一場豪賭。
券商開始爭取主動權
股票被迫包銷的情況一般發生在再融資的過程中,新股發行基本上還是一個無風險的狀況。由于定價過高等原因投資者對增發或配股普遍不認可,導致認購率低最終余股由承銷團吃進。盡管證券法規定承銷可以采取代銷和包銷兩種方式,股票發行中卻一直用的是余額包銷的形式,這在以前認購率高的時候并無多大區別,但股市下跌后包銷帶給承銷商的壓力就水落石出了。而現在基金也逐漸引入余額包銷的方式,盡管有反對意見認為基金是為社會閑散資金進行的專家理財,如果引進余額包銷就可能出現強制那些沒有理財要求的資金購買基金,違背了證券投資基金設立的初衷,券商還是無可避免地成了最后的風險承擔者。
但是在慘痛的教訓面前,券商不得不變得更加謹慎。楊紅橋介紹說,盡管爭得一個項目不容易,現在很多券商都建立了對公司的評價體系,有些高風險的項目不敢接了。
湘財證券投行部門有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券商退出承銷項目的例子其實以前就有很多,只是這次新疆天業在公告中披露了才引起人們較大的關注。股票發行由審批制改為核準制后,券商的權利大了,同時責任也大了,并且可能會在將來被追溯。湘財此舉是本著對自己和公司雙方負責、經協商后決定的,新疆天業對此也非常理解。
楊紅橋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比如發行價越定越低了,以前上市公司確定發行價時不管市場價格,按自己需要多少錢然后除以能發多少股,或者根據規定的市盈率水平反折出來的,有時甚至增發價高于市場價,反正是余額包銷,券商能不能賣出去就看券商的本事了。而現在增發的價格水平一般按前幾個交易日收盤價的85-90%確定,定價過程中券商的談判開始起作用。并且看來公司也有配合的意愿,因為全國總共就那么幾家承銷商,如果每家都成為幾個上市公司的大股東、都套死了是誰也不愿意看到的。楊紅橋認為,將來發展的趨勢應是主承銷商整個地參與到公司的項目中,一個企業從改制開始就應該有主承銷商進場,然后由主承銷商參與企業長遠發展計劃的制定,現在國企的發展定位有很大程度是地方政府的意志,市場化的成分不足,主承銷商需要給它進行一次再定位。
北京證券呂立新則說,券商已經從搶項目變成選項目,并正在考慮采用代銷方式,“不是哪一家想,每一家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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