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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老基金一只只改頭換面又重新上市，惟有天驥基金未見動靜，著實讓天驥基金的持有人著急。去年12月28日中融基金管理公司以“前期籌建工作不到位”為由，向證監會提出了延長籌建期限的申請，成為中國第一家主動要求延遲開業的基金管理公司。這家基金管理公司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記者帶著疑惑開始對中融的籌備狀況進行跟蹤采訪。
中融基金挑戰獨立董事
本刊特約記者 張曉
2001年底以來，一只只老基金在改頭換面后又重新上市，原來在深交所掛牌的深圳本地老基金中，僅剩天驥基金至今未見動靜。這著實讓許多手中持有天驥基金的投資者坐立不安。
天驥基金是一只正在進行清理整改的老基金，它的原管理人已隨著改制而散去，中融基金管理公司入主天驥，新東家河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據說正為清理整改和重新上市做最后的努力。根據中國證監會于2001年7月13日頒發的證監基金字[2001]17號文，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即日籌建，籌建期限為6個月，即自2001年7月13日至2002年1月12日。但是，中融基金管理公司于2001年12月28日以“前期籌建工作不到位”為由，向證監會提出了延長籌建期限的申請。已停盤達一年半之久的天驥基金的持有人當頭又挨一棒，同時，中融基金成為中國第一家主動要求延遲開業的基金管理公司。
在提交此申請前不久，中融基金在未獲得2/3以上獨立董事同意的情況下，一次性解聘了2/3獨立董事；同時罷免了剛剛上任兩個月的總經理劉光燦。中融由此給外界留下了因管理層動蕩而造成基金無法按期上市的印象。至截稿時間，劉光燦已聘請律師，狀告中融基金違反《勞動法》，無故將其解聘，從而釀成中國基金業第一起總經理起訴基金管理公司的案例。
畸生的中融基金
自中國第一家投資基金——淄博基金誕生以后，基金業就呈現出無序的畸型膨脹。在《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頒布之前，按有關規定，只有人民銀行有權批準基金設立，但在1998年之前，包括滬深交易所及各地柜臺市場的基金，總數達80余家，而僅有淄博、寶鼎、建業、金龍等4家是人民銀行批準設立的，其他均為各地方設立，而且名義上為封閉式基金，但大多數沒有封閉期、沒有托管人，甚至還承諾收益率。這些老基金的經營范圍極寬，涉及資金募集、證券、實業、房地產、拆借等領域，操作極不規范，從而導致資產質量差、流動性差等缺陷。
從1999年4月起，隨著各地柜臺市場的關閉，老基金的清理規范工作正式啟動。為穩定社會秩序，管理層采取的仍是“用非市場手段解決市場問題”，即采取由原管理人或新基金發起人用現金“買牌照”的辦法。在清理老基金的過程中，證券公司、信托公司和老基金進行資產置換，根據證監會的規定，若老基金參與資產置換，可優先獲準成立新基金。
藉此機會，河北證券斷然轉向基金業，因為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國內的基金公司每年向股東分紅高達15%，利潤之豐厚令人艷羨。河北證券先是作為大股東設立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并參與了對蘇建基金、建皖基金、昌久基金等3只老基金的清理合并，改制為“基金通寶”；后又收購了天驥基金(改制中更名為“融鑫證券投資基金”，簡稱“基金融鑫”)。河北證券參股設立中融基金公司，意在花錢買“門票”，進入基金行業。
天驥基金的原管理人為深圳市基金管理公司，共有4.36億資金和10萬戶投資人。天驥基金清理小組成立后，由原深圳市證券監管辦公室機構處處長肖志家擔任組長(現任深圳市證管辦主任助理)，原河北證券深圳分公司總經理王衛民擔任副組長。清理完畢后，證監會于2001年7月13日批準籌備中融基金管理公司，在深圳注冊，注冊資本為1億元人民幣。清理小組從此變成籌備組，王衛民擔任組長，肖志家擔任副組長；王、肖二人分別代表河北證券和深圳市政府擔任中融基金管理公司(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
但根據規定，在證監會任職者在一年內不得在證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任職。同時，證監會規定基金的發起人須為一家以上。為此，籌備組拉入了山東證券(后改名為天同證券)，肖作為山東證券的代表進入中融，雙方各持50%股份。不久以后，雙方發生爭執，山東證券在證監會的協調下退出。中融基金最終的股權分配為：河北證券作為主發起人出資3000萬元，持股30%；國信證券、長城證券各出資2000萬元，分別持股20%；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華寶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各出資1500萬元，分別持股15%。
按照證監會的規定，一家證券公司只能控股一家基金，但河北證券卻同時成為中融基金和融通基金的大股東。一名業內人士稱，中融基金從籌備起就是畸形的。
中融的第一次內部“地震”
2001年9月17日，中融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屆準董事會在深圳舉行，董事會有9名董事，其中包括分別由河北證券、國信證券和華寶信托提名的3名獨立董事。會議通過了兩項任命決議：
1.同意王衛民女士擔任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屆董事會擬任董事長，待中國證監會資格核準、公司正式注冊后，即成為董事長；
2.同意聘任劉光燦先生為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擬任總經理，待中國證監會資格核準、公司正式注冊后，即成為第一任總經理。
當中融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籌)的董事及獨立董事人選塵埃落定，王衛民、肖志家二人卻因原深圳市基金管理公司的人員安置問題發生了矛盾。按照有關政策，老基金清理后可成立證券營業部，以便安置原有管理人員；這也是中融基金籌備組與原深圳市基金管理公司在清理工作開始前所做的協定。然而中融基金卻將證券營業部賣掉，對原有人員不予理睬，并從中牟取利益。中融原總經理劉光燦說，證券營業部的賣價很高，在北京的價格高達上千萬，在深圳也能達到800萬元以上。出自深圳市證管辦的肖志家對中融此舉十分不滿。肖、王二人在這一問題上爭執的結果是，肖回到深圳市證管辦，中融另尋總經理人選。
不久以后，中融被狀告在清理天驥基金過程中有違規行為。深圳市證管辦稱，參與清理工作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在清理小組某負責人的授意下，故意壓低老基金的資產凈值，按照2000年5月31日的評估價值，天驥基金所投資的房地產、法人股等資產嚴重縮水，房地產評估價值比賬面價值縮水達1500萬元，投資的法人股縮水達1.8億元之巨，令人咋舌。結果，原天驥基金的每單位份額不得不按1：0.75縮股比例，置換成基金融鑫的單位份額。
這封送達證監會基金部的告狀信引起了中融內部的“地震”，董事長王衛民黯然離職。這時，5家股東迅速地各派出一人，成立新的籌備組，成員為：國信證券萬朝領、長城證券張健海、河北證券武鐵鎖、華寶信托賀桂先、浙江國投張益凡。新籌備組于2001年12月25日召開新一屆董事會會議，欲罷免總經理和副總經理，但遭到一半以上獨立董事的反對。
中融面向社會招聘有隱情
自1998年即在華夏基金管理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的劉光燦對記者說：“當我得知中融基金公司公開招聘總經理的消息時，欣喜萬分，既為中融開創中國基金業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先河而高興，也欽佩中融的勇氣和膽魄。但進入中融后才發現，中融面向社會招聘總經理及其他高管人員是有隱情的，一是因為大股東河北證券根本沒有專業的基金管理人員，二是因為它不希望其他股東派出總經理。”
不管中融公開招聘高級管理人才的主觀意識如何，但這一舉措的確是規范基金公司治理結構上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有助于形成職業基金管理市場，以實現社會基金持有人利益和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在2001年12月5日的《中國證券報》上，基金專家劉傳葵博士撰文寫道：“……不一定是誰出錢組建基金管理公司誰就派出相應的基金管理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一大批熟悉基金運作、投資專業的管理人才將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智力從海內外加入到中國基金行業中，基金管理的專業性會得到大大加強。事實上目前個別基金管理公司(中融基金是第一家)已經出現了總經理層不代表任何股東單位的職業經理的跡象，這是一個好兆頭。”
根據記者獲得的《關于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公開招聘工作的總結匯報》，總經理一職的確定經過了4道程序：
1.資格篩選：共19人報名，剔除明顯不符合招聘基本條件要求者，如年齡、學歷、專業、從業任職經歷、應聘材料不符合要求等，資格不符合者8人，通知11人參加筆試。
2.筆試：4人自動放棄，實際參加7人。劉光燦的筆試成績為：外語95分，專業85分。
3.專家小組初審：專家小組成員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組長王連洲、原華夏證券副總裁、現天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裁林義相、北京先進數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李鎧等5人組成。劉光燦的初審綜合成績為85.80分，排名第一。
4.(準)董事會答辯：2名總經理候選人參加答辯，劉光燦獲全票，全體董事(包括3名獨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劉光燦為中融公司總經理。
嘲弄獨立董事的一出出鬧劇
2002年1月6日，中融發起人再次宣布解散董事會，否定以前發起人會議和董事會及其7次會議決議的合法性，重新產生新的董事會，河北證券董事長武鐵鎖被推為新任董事長；劉光燦被解聘。但據劉光燦所說，董事會并未提出解聘的具體原因，只是向他解釋說，因第一屆董事會已解散，在前董事會任內形成的決議隨即無效，其中包括聘任總經理的決議。
2001年圣誕節前后，兩名獨立董事提交中融董事會(籌)的意見書中就以下事實表明了一致的態度：
1.中融公司當前最重要的是，力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證監會審批，如期開業。頻繁更換管理層和相關管理制度將使局面進一步復雜化和更顯動蕩不安。
2.須尊重董事會和董事會相關決議，尊重公司既有的相關管理工作規范，維護管理制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相關籌備工作應盡可能在以前董事會決議及相關籌備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和完善，而非另起爐灶。
3.建立明確的公司授權和權力制衡制度，理順人事關系，防止公司被內部人控制。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是公司最高決策層，為股東服務。公司管理層及公司其他方面的任何人都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決議，而不是凌駕于之上。
4.具體涉及更換總經理的議程，無論從人情的角度還是董事會選舉過程的嚴肅性及法律性的角度考慮，都不應該草率行事。劉光燦辭去華夏基金副總經理的職務，從北京千里迢迢來到深圳，上任僅僅兩個月。如果沒有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不應更換總經理。
但是，董事會未聽取獨立董事的意見，反而采取了更加極端的手段。2002年1月10日，發起人未經2/3獨立董事的同意，一次性將2/3的獨立董事予以解聘。隨即，長城證券和浙江國投各提名一人(于華和周小明)，增補為獨立董事。第二屆獨立董事的任命令其他3家股東感到利益不均等，于是，河北證券提名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教授為獨立董事，華寶信托提名的人選恰好是剛剛被解聘的那位獨立董事。根據《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新獨立董事的產生須由獨立董事提名。中融基金發起人的做法顯然違反證監會的規定。經過一番均衡，獨立董事由以前的3名增至5名。至此，中融的獨立董事已經徹底喪失了獨立性，公司已陷入股東完全控制狀態，難以防范與股東的關聯交易和內部人控制。在記者采訪期間，一名被中融解聘的獨立董事大惑不解，他說：“證監會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問題上耗費心力，竟會有人挑戰獨立董事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師說，公司在籌備期間已形成章程，一切籌備工作均按章程進行，盡管其間章程有修補之處，但它仍然有效；另外，按照證監會的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報批前應設獨立董事，所以獨立董事的法律效力已經產生。這位律師說，章程是由發起人自愿約定的，公司的場地選擇、人員選擇及組織架構都按照章程運作，而證監會批準開業只是一種資格審查；如果發起人的這種約定無效，那么前期行為算是什么呢？
在2001年12月25日到2002年1月6日之間的7個工作日內，中融基金連續兩次召開發起人大會，改選董事會，罷免發表獨立意見的獨立董事。與此同時，總經理劉光燦被解聘后，中融基金表明要搞競聘上崗，最終走馬上任的是原國信證券總裁助理萬朝領。萬朝領也是中融基金的董事，根據證監會有關規定，公司董事不能擔任該公司總經理一職。去年圣誕節前夕，就在獨立董事就中融問題發表不同意見的當天，萬朝領辭去了董事一職，為競聘總經理做準備。實際上，競聘者只有萬朝領一人。與此同時，南方證券一名在申購深高速股票過程中有違規行為的經理杜進被聘為副總經理，替代職業基金經理人鄒翔。
從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中融基金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換了3屆董事會，并3度更換獨立董事。1月中旬，逐漸了解到中融內情的吳曉求教授和于華(某加拿大公司駐華首席代表)憤然辭去獨立董事一職，中融再次補選一名獨立董事——某私募基金的副總經理任俊杰。在1月中旬的一次董事會會議上，只有一名獨立董事到會，其余均委托股東董事。到目前為止，盡管中融基金向證監會報批的材料仍然沿用第一屆董事會任內所準備的材料，但其實際籌備工作已經失去了連續性，公司高管層動蕩不安。
2002年3月8日，記者撥通了主要當事人王衛民的手機，問她對中融的前期籌備工作有何評價，她很客氣地拒絕道：“對不起，我不想再參與這些事了。”記者又問：“有消息說您將重新回到中融擔任董事長，是真的嗎？”她短促地說：“不。”王女士的語氣里透出疲憊。
去年夏天，在北京的一個獨立董事培訓班上，記者第一次與王女士見面，那時她意氣風發，帶領河北證券的同事來京尋找“千里馬”，向目標中的業界優秀人事闡明態度：“我們希望有一個高起點，完全、透明地面向外界，不惜成本聘請基金業的杰出人才。”但結果卻事與愿違。中融今天的狀況是：人事更迭無常，獨立董事不獨立，職業基金經理人匱乏；無論對發起人或對資金持有人來說，過去兩年多的籌備期已經給他們的心口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痛楚。時至今日，中融已是國內最后一只老基金停盤后尚未開業的基金管理公司。
對于中融基金來說，推遲開業正在消耗著它的財力和銳氣。據統計，推遲一個月開業，僅房租、利息、人員工資的損失就高達100萬元，若將新發基金的管理費收入損失計算在內，損失則高達500萬元左右。尤其不利的是，隨著批準設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數量的增加，基金銷售已經進入買方市場，客戶競爭已經開始，對于中融這樣一個沒有歷史業績和品牌的新公司來說，在激烈而殘酷的競爭中，將可能由于錯失時機而導致新基金發行失敗，損失的將不僅是每年上千萬元的管理費，更糟糕的是將在與同行的競爭中陷入被動局面。
本刊評論
難產的法人治理
□嘵熠
中融基金管理公司籌備期所出現的問題反映出目前我國基金公司治理結構的巨大缺陷，這種缺陷將導致較大隱患，易形成內部人控制的局面。公司治理是指公司管理層、董事會、股東以及其它利益關系人(加債權人、客戶等)之間的關系和相互活動。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的采用和實踐將為公司的股東(包括少數股東)，以及其它利益關系人提供公平的所有權收益機會和平等的控制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待遇。而公司治理的獨立性是指在公司的董事會里包括一定比例的獨立董事來增強管制的獨立性和公平性。
自從1999年10月中國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廣州白云山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設立獨立董事以來，獨立董事制度便在國內熱門起來，許多上市公司跟風而上，不管是否了解獨立董事的涵義及其責任，紛紛聘請獨立董事；與其說是出于自身需要，倒不如說是追逐時尚。另一種情況是，一些國有公司在海外上市需要獨立董事制度，比如，香港聯交所就要求每個上市公司至少要有兩個獨立的非執行董事(即獨立董事)；另外，基金管理公司根據證監會的要求也需要聘請獨立董事。這其中似乎外迫性因素大于內需。
從字面意思上看，獨立董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獨立性。但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實國情考慮，是否能真正做到“獨立”，是獨立董事制能否在中國成功運行的關鍵。獨立董事制引入中國的時間盡管很短，但獨立董事不獨立的情況已并不少見。
獨立董事制度目前是中國各方面關注的焦點，人們對它在提高金融公司及上市公司質量、健全我國資本市場運作規則和秩序方面的期望甚高。但是，由于制度框架不完備的原因，從獨立董事制在我國現階段的實踐看，它并未對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和提高公司的經營水平產生明顯有益的影響。中融基金在推選、解聘、補選獨立董事過程中的一出出鬧劇，甚至讓人覺得是對獨立董事制度的一種嘲弄。具有公正、獨立、客觀三大特性的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特殊作用不僅代表了市場經濟競爭的公正和公平性，同時，也標志著現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中國證監會力促基金管理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根本意圖是要借鑒國際慣例，在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制度，限制基金管理公司與股東的不平等關聯交易，完善董事會內部的制衡機制，監督公司管理層嚴格履行契約承諾，保護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權益。遺憾的是，從國內實行獨立董事制度的現階段情況看，獨立董事并未能發揮有效作用，其原因與我國現行的制度有關。
我國基金公司的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人數不占多數，屬于弱勢群體。盡管獨立董事制度強調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但目前賦予獨立董事的實質性權力仍十分有限，只有當獨立董事在薪酬、審計、提名等問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才能體現其真正的權力。但是，由于獨立董事在數量上不占董事會的多數，又屬于“沒錢的管有錢的”，其權力更像顧問的角色。當公司內部發生分歧，大股東率先違規操作之時，獨立董事的聲音就顯得虛弱而無奈。
從我國的現狀看，獨立董事制度推行的主要難點是法律法規不健全。近年來，在我國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中推行的獨立董事制度，基本未明確界定獨立董事的權利和義務、在董事會中的絕對量和相對量，而《公司法》及其他涉及公司制度建設的法律中并沒有關于獨立董事的要求。中融基金的例子證明，無法可依使一切為法人治理做出的努力變得空洞、無力。
美國奧本海默基金公司副總裁、基金經理李山泉認為，一項制度從建立到完善都需要時間，更需要有專門的機構強化它的執行；有了法規、沒有約束就會流于形式。李山泉強調說，任何一項制度都需要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磨合、完善，出問題并不可怕，有問題就進行修正、完備。美國也是在出了許多漏洞后不斷地修改，才有了不斷的發展。中國既要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也要自己摸索適合的道路。一名了解中融內情的律師說，國內法律法規對法人治理結構、包括獨立董事的有關規定不完善，比如現行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只有原則性的東西，并未細化。根據證監會證監基金字[2001]1號文——《關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選制度的通知》，為適應證券市場改革開放的需要，進一步完善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促進基金管理公司規范、獨立運作，保護全體股東利益，維護基金投資人的合法權益，規定：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會審議基金管理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督察員和基金經理的任免時，須經2/3以上董事同意方可生效；另據證監會《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獨立董事任期屆滿前不得無故被免職，除獨立董事連續3次未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的，由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予以撤換。但具體到中融基金，因其處于籌備階段，法律界人士對中融董事會更迭、解聘獨立董事及總經理之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頗有爭議。
一些法律人士認為，公司在籌備階段、未經批復之前，董事會、董事、法人皆為準董事會、準董事、準法人，我國法律未明確規定其受法律保護。但也有律師認為，根據《公司法》相關規定，公司發起人在公司籌備所形成的決議(包括選舉董事會)、簽訂的協議在公司成立后對公司具有約束力，在公司不能成立時，由發起人承擔相關責任，其中對第三人承擔的責任不因發起人(籌備組)的單方決議而免除。因此，公司發起人選舉董事會、聘任獨立董事、董事會擬聘總經理所形成的決議，均合法有效。
目前，盡管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會被賦予保護投資者利益的責任，但在利益上并不代表所管理的基金股東的利益，因為他們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東而不是基金的股東，其董事會具有雙重角色，當這兩種角色發生沖突時，他們會偏向于代表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東利益。因為基金管理公司的大股東基本都是證券公司，往往注冊資金只有1億元，卻管理著幾十億、甚至上百億資產，基金管理公司不得不考慮背后大股東的利益。在此情況下，設立獨立董事將在法人治理結構中發揮著巨大的效力。
獨立董事制度在中國推行也就是最近二三年的事，美國的獨立董事制為其公司治理結構做出貢獻也經歷了長期的探索和修正。中國從一開始推行獨立董事制度起，就有許多學者及業界人士擔心這一制度會流于形式，但不論在這種嘗試中遭遇多少困境，我們最大的心愿是，讓獨立董事發揮其真實作用，而不能使獨立董事制度的推行變為一場空洞的裝飾性革命。
 股票短信一問一答，助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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