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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對于任何一種系統的理論，包括我們自己傳統上的理論，愚蠢都是不可原諒的。因為愚蠢有一種乘數效應……)
特約撰稿 縹緲
本周，招商銀行4.5億股通過深滬交易所網上發行。此前，招商銀行10.5億股同時在網 下向機構投資者發行，發行價格在6.68元至7.3元之間。本次發行籌資總規�？捎^，已經在100億元以上。而且，近期以來新股發行及增發節奏明顯加快，特別是招行的盤子稍大，對市場也形成一定的抽資壓力，更主要的是對投資者的操作心理，帶來一些的負面影響。
本周的走勢反映了市場在下一階段的基本趨勢，如周二市場下跌，周三盤中亦一度急跌，尾盤雖然在深深房、深紡織為代表的深圳本地股強勢拉動下，止跌企穩，但市場縮量明顯。周五放量，卻是大幅下挫，尾市收1604點，跌幅較大，坦率地說，形式不大佳妙。
回望3月的這一波走勢，特別是3月中旬以來，盡管報表都發得不壞，贏利公司很多，大盤續升的動力卻明顯減緩。
我們認為，以整體升勢中的中途調整來判斷，較為妥當。從政策層面上，管理層十分謹慎，著力推動市場穩定發展，但確實不喜大盤重新“亂做一團”。事實上這也反映了管理層對股市的發展方針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其中，落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精神、央行減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定的貨幣政策，都有很大的連續性。新的提法在于，要支持儲蓄資金進入股市、為券商及基金增加資金來源，表明了管理層在盡量推動市場恢復融資的功能。本周，招商銀行按預定安排發行，因為關系到銀行總體行業的大改革，因此，今年的三月，確實可以視為是一個比較有紀念意義的三月，一個沒有給二級市場帶來很大沖擊的三月；一個沒有使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市場人氣重新受到挫傷的三月；一個刻意呵護市場的決心表現的比較“堅決”的三月。
面對這樣的政策環境，市場各路機構當然不會白白地放過，于是，老股的自救、券商的增發及配股時被套股的解套自救、民間游資及各類私募基金“挾巨資”、“逐利益”地踏浪而來。有分析表明，這批新資金的建倉和“買套”的平均成本區間在1500-1600點左右，因此，要想在短期內全身而退，即使有可能，獲利應該也不很大。
回過頭看，市場自去年6月14日至今年1月29日，滬市綜指最大下跌906點，目前當滬指盤整，大盤以走“頭、肩、底”的形態的可能性較大，但成本與量能則需要仔細觀察。據本周對各大基金公司的調查顯示，認為今年在1350點到1850點之間進行箱體震蕩者居多。那么，目前的點位，也符合構筑“右肩”的形態。惟有一點要注意，那就是關注量能，此形態的右肩區域一定需要增量、需要大的換手、同時需要比較充分的資金面與政策面的配合，否則，指數不會形成有力度的向上突破。
本周，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由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值占GDP的比重還太小，這使中國股市無法充分發揮其資源高效率配置的作用，對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起的實質作用也不很大，羅奇希望，這一情況今后能夠有所改變。
但羅奇同時強調，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應人為推高股市，甚至制造股市泡沫，即使是在中國急需拉動內需，以刺激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他說，全球范圍內經濟同步放緩，以及美國可能出現二次衰退，使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巨大的挑戰。在此情況下，中國繼續實行積極穩健的財政政策是非常正確的。羅奇認為，中國的經濟所面臨的最大壓力并非來自于外部，而在于能否拉動世界上最大的國內需求，中國的重點，還是應該放在經濟轉型，即由外部驅動增長，轉向內部驅動增長方面。
對此，有業內有人反駁說，中國股市剛剛開始回穩，羅奇沒有必要這么憂心忡忡，急不可耐地出來想為中國股市“排憂解難”，問診把脈。盡管中國股市像個臥床不起的病人。但在他們眼睛里，中國股市得什么病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位病人不能痊愈。對于羅奇的觀點，特別是目前在美國許多大牌學者、主流傳媒“一至置疑”中國的宏觀經濟數據的背景之下，羅奇的這番議論，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們認為，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羅奇的話中是有“話”的，摩根士丹利只是這一“大合唱”的合唱團成員之一。目前，受到最大置疑顯然不是中國股市，而是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實力。所以，舉凡可以削弱中國經濟的種種推論，他們絕不吝惜發布。
但是羅奇忘記了分析的本質，所以摩根士丹利自己也是危機重重。市場經濟有虛假、有欺詐、有不公正，惟獨沒有“專家”。否則，摩根自己為何也深深地掉進了安然的貸款陷阱呢？中國有“銀廣夏”，美國有“安然”，彼此彼此。在安然危機之中，美國的學者為什么不為自己的政府進一言，當安然的“世紀大騙局”沒有被揭穿之前，美國為自己的投資與金融市場而驕傲，騙局被拆穿之后，美國為什么不為自己市場的種種黑幕而悲哀呢？呵呵。
所以，本周股市論語，說《公冶長》天道，這就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應該說，與西方文化中的哲學相比較，中國儒學是不太熱衷于抽象的本體論的討論的，而相對地注重人生哲學與人的修養的研究。西方人更注重理論的工具性，較之中國文化，則更為疏于抽象的世界觀思考，這或許與不同文化的區別有關。
我們認為，比如孔學，是以倫理、政治學說為中心的。象孔子在《論語》中所講的“道”，主要指“人道”。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這表明在春秋時期，孔夫子尚未把外在自然和內在人性心靈的形上學思考作為其主要問題。不過，到了戰國時代后期，便形成了超越感覺與經驗的、貫穿自然、社會、人生的儒家世界觀。對此，《易傳》解釋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系辭上》)這里所說的“道”是超越感覺與經驗的，是指作為萬事萬物根本規律的“道”，是“陰”、“陽”這兩種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補充的力量的滲透、推移和運動。這顯然是有關世界觀的抽象哲學思考。而這里的“器”，則是承載“道”的外在的表現形式。因此，儒學主要表達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罕見有關經濟觀與方法論方面的具象思考。在這里，“道”與“器”，是對立的統一。
在中國的歷史上，對于“天道”，最具有強烈思辨性質的是宋明理學，宋明理學中思辨性最強的，是“本體論”，是“理”的這一范疇，在中國，凡是與經驗事物相聯系的自然規律與道德準則，包括經世濟民，都不涉及形而上學的世界的本質存在。
對孔學的“天道”與“人道”，朱熹曾說：“人事亦不可忽諸，是人事即天理�！� “天地則夫子所罕言，而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可也必矣�！闭J為可以不必強言抽象的“天道”。他進而認為“凡圣人所謂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朱熹學說的重點，也只是“人倫日用”的道德觀。在這個意義上，儒學可以視為政治之學。
在認識論上，中國儒學與西方文化也有不同，比如“知”，有知識、認識的意思，并且還包括道德意識�？鬃诱f：“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論語?季氏》)“生而知之”的所“知”顯然是一種天賦的、先驗的道德意識，與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都無關。而“學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說法“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論語?述而》)似乎是感覺經驗即感性認識�？鬃舆�說：“學而不思則罔。”(《論語?衛靈公》)這表明孔子認識到來自“聞見”的感性知識的局限性，認為還需要“思”即理性認識。不過比較起來，孔子還是認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認為那種天賦與先驗的道德意識更為珍貴。
孟子發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認識論，認為“不慮而知”的良知才是真知。他還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孟子?告子上》)認為得自于耳目感覺的感性認識是不可靠的。與孟子不同，荀子繼承了孔子“學而知之”的觀點，說：“征知則緣耳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認為“征知”必須“緣耳目”，即思維必須以感官活動為先決條件。遺憾的是荀子的認識論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唯有漢代王充是個例外。
北宋張載將“知”分為“見聞之知”和“德性所知”�！耙娐勚宋锝欢�，”是感覺經驗之知。這是張載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因素。而“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正蒙?大心》是一種“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正蒙?大心》)的“天人合一”的屬倫理又超倫理的精神境界。二程和朱熹基本上是繼承了張載認識論的這一唯心主義側面，而且更加貶抑感覺經驗。至于“心學”一派的陸九淵的“即心明理”和明代王陽明的“致良知”，則不僅否認接觸外物的必要，而且連感覺與思維的過程也不涉及。
雖然南宋的葉適、明代的王廷相、陳確、王夫之和清代的戴震等繼承了張載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側面，但宋元明清的大多數的儒學者都忽視接觸外物的感覺經驗，不能正確理解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區別和統一。特別應予注意的是，中國的學者最努力追求既不要感覺也不要思維而與“天命”、“天理”、“良知”直覺地合一的精神境界；就連肯定感覺經驗重要性的唯物主義儒學者也概莫能外，例如戴震便講“天德之知”，這與張載的“德性所知”并無二致。這就造成中國的大多數儒學者不是面向自然界與社會實踐，而是更多地致力于道德修養工夫，形成“君子不器”的鄙薄“致用之學”的傳統。
對照我們的文化道德傳統與羅奇所代表的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我們就不難發現，其間的距離之大，是非常驚人的。羅奇會以為，股市是不可以“人為干預”的，因為這是自找苦吃，這不符合羅奇對于股市的理解。但是，如果是以我們的認識，則股市不但是可以干預的，而且是必須予以干預的。因為，當我們的祖先已經具備了系統的認識與思辯的方法的時候，羅奇的祖先還處在茹毛飲血的生存階段呢！
當然，近四百年來，我們落后了，但是，我們并不認為我們就是不行了，我們還會小心地在前行的道路上小心求索，找到一條適合于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
我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學習西方的經典的市場經濟學，是可以的，但是西方的愚蠢除外。
羅奇或者其他人，包括所有懷疑中國經濟的宏觀數據的西方與東方的經濟學家，都可能一時聰明、一時糊涂，我們強調的是他們的愚蠢，是對于客觀世界的理性的無知。同時，我們也并不認為所有的西方學者一直都是笨蛋、傻瓜、白癡，同時也不認為他們的智商很低。我們只不過要指出一點，他們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們這種虛偽的多重身份并無不妥，因為真實的經濟社會就是如此。
對于任何一種系統的理論，包括我們自己傳統上的理論，愚蠢都是不可原諒的。因為愚蠢有一種乘數效應，愚蠢的經濟學理論越靠近社會的權力，則損失與混亂越趨嚴重。同樣，明智也有乘數效應，你越會利用他人的愚蠢，你說越發顯得耳聰目明、無往而不利。
所以，每當我們發現市場出現大的轉變的時候，就不禁想問，這么多聰明的家伙，卻為什么會犯這么愚蠢的錯誤呢？
錯誤在于，我們，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我們都在做一樣的事。是我們將社會的大量金融資本置于一個不安全的均勢之上，這并不是太笨，但至少不是太聰明。當目前這個均勢可能偏向于聰明的東方文化的時候，我們過的是一個平衡的時代；而當它偏向于愚蠢的西方文化時，就可能會有相當大的災難會發生。諸如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以及其它種種，因為本周阿根廷的超市，又被憤怒的老百姓哄搶一空。
所以，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世界里，西方經濟學的所有理論，總是犯下后果過于嚴重的重大錯誤，而華爾街對于成功的定義，最后剩下的是無休無止的恐慌。
孔夫子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彼悦髅牡拇禾炜傇谛睦铩ｋm說周五的大盤，跌得有點慘。我們本來希望大盤是另外一種顏色，是“日出江花紅勝火”；但是我們也并不懼怕這種窮兇亟惡的調整，也許回調的顏色也動人？特別是對于早已空倉的投資者來說，大盤開出綠色，也是一種美麗。
“春來江水綠如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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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Ja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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