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駐滬記者馬凌
如果外企上市的目的僅在圈錢或者發起人股流通，則對國內資本市場會有很大的負面作用，亞洲金融風暴就是教訓。
可能出現“蛇頭咬蛇尾”的惡性循環
《南方周末》：日前舉行的上海證交所第三屆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提出，今年會重點研究外資企業上市問題，而在此前的上海市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和政協上海市九屆五次會議上，您提出了關于抓住外資企業上市機遇，促進上海資本市場發展的建議。外企進入究竟會對國內的證券市場造成哪些短期和長期的影響？
朱榮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本市場和國際接軌的對外開放是任何一個開放型經濟的國家都必然要經歷的，尤其是目前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必須融入世界資本市場。
我們資本市場上的優質資產太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大量的外資企業仍然徘徊在我們股市門外，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資產質量相當好的企業，為什么不讓他們進來呢？
放進來，可以改變我們股市優質資產和劣質資產不平衡的狀況，可以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規范化，還可以改變上市公司的結構。目前國內上市公司的結構狀況是：從產業來看，主要以工業、制造業為主；從所有制來看，以國有經濟為主。目前外資企業的總量與已上市的外資企業總量不成比例。
當然，資本市場與國際接軌后在帶來效率的同時也帶來風險，而且效益、效率越高，風險越大。沒有開放之前，主要是國內自身資本市場的風險，放開之后，就是同國際資本市場的風險“一體化”了。
《南方周末》：這種風險有哪些？為什么有這些風險？
朱榮林：比如外資企業利用國內的資本市場，借股票流通，圈錢套現，就是所謂的“外資利用中資”。如果外企上市的目的僅在圈錢或者發起人股流通，容易造成短期資本充斥資本市場，將對國內資本市場造成很大的負面作用，亞洲金融風暴就是教訓。因此我們應對國際金融風險做充分估計，而且注意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歸根溯源，風險的原因在國內。
因為國內政府和資本市場的關系是扭曲的，主要表現在行政干預過多。比如銀行的很多動作都是政府指定的，銀行對政府的依賴很大，這直接影響到股市。
另外，政府監管職能錯位，這表現在：第一，不是向投資者———股民傾斜，而是向籌資者———上市公司傾斜。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國有企業。第二，沒有將監管重心放在鼓勵資產重組，而是把資金籌措放在首位。
原生品的不規范，必然導致衍生品的不規范。股票市場不規范必然導致基金市場、期貨市場的不規范，從而造成國內資本市場的脆弱。隱患在于，這樣容易造成“蛇頭咬蛇尾”的惡性循環。即本意是要引進先進的機制、外部力量，改變我們上市公司總體結構，推動股市發展，可是一旦引進不當、監管不力，再加上國內股市的不完善，反而會被部分外企鉆市場空子，加劇股市的不規范程度。
化解風險的幾個路徑
《南方周末》：如何才能回避這些風險？
朱榮林：首先是在選擇上市的外企時，要看其是否具備誠信、規范和優質等要素，其次要嚴格規范其進入的程序和條件，最后是監管到位。證券公司等中介機構，在企業的財務審計、資產評估、法人治理結構以及募集資金項目上把好關，做到發行前慎重審批，發行后從嚴監管，在實踐中謹慎處理好外資發起人股份流通以及轉讓等問題，確保外企上市質量和效果。
另外，還要注意引導上市外企走向資產重組。因為引進外企一個重要目的是推動股市走向規范化，而一個健康規范的股市的特點是：資產重組為主，資金籌措為次。西方企業籌措資金，首先是到債券市場。正常情況下，債券市場是融資的第一選擇，股市其次，銀行最后。而在國內，是銀行第一，股市第二，債券市場第三，這顯然是有悖常理的。
再則，我們引進外資，要注意其結構和質量。
外資進入的領域，應該符合我們國家的產業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不能總是在制造業轉圈子——即便是制造業，也有結構問題，比如傳統的和高科技的。另外，外資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我們要將其消化，并且要在此基礎上創新，才能為我所用。在日本，每引進1元錢資金，就要配套7元錢用于消化吸收，而在國內引資領先的上海，每引進1元錢，配套僅0.5元左右，怎么消化創新？具體談到證券市場就是，我們對外資往往只注重其資本擴容的短期效應，而容易忽視其推動資產重組的長遠目標。
外企上市的隱性障礙
《南方周末》：自去年11月外經貿部和證監會聯合發布《關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若干意見》后，外資企業上市已經基本沒有政策障礙，但為什么迄今為止，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外企上市的案例仍舊很少，外企上市面臨哪些障礙？
朱榮林：我國企業上市過程是非經濟、非市場性質的。如果是市場性的行為過程，就不會有外資內資、國有和非國有、工業和非工業的巨大差距。以行業分布為例，目前國內上市公司明顯以生產制造型企業為主，而生產型企業，虧損往往最嚴重。這反映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偏重于制造業。事實上，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運作，我們根本就不用怕外資進來。
所以說，雖然在理論上，外企上市已經沒有明顯的政策障礙，但在操作中由于非市場性行為的存在，實際過程中存在很多隱性障礙。比如上市公司的審批環節，哪些可以上，哪些不能上，是否完全保證公平競爭？事實上我認為，上市與否應該是以資產質量、運營業績以及誠信程度為惟一標準。不管它是外企還是國企，制造業還是服務性企業。我們必須看到一個現實，現在行業與行業之間的利潤率差異，小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利潤率差異。所以經濟效益大小，并非取決于行業選擇，而在于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南方周末》：對于外企首先在A股還是B股上市的問題，不少業內人士均認為，相對于B股市場來說，A股市場外資上市的風險更大。他們更傾向于首先把B股市場作為實驗田，您對此怎么看？
朱榮林：讓外企在A股上市，至少在目前不太可能，也不太合適。中國的股市雖然已經有10年歷史，但目前看來，規范的程度不盡如人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是謹慎為好。還是那個老問題，我們的監管職能和力度不到位，如果放外企直接進入A股，沖擊太大，成本和代價過高。
應該說，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資本市場，風險系數是相當大的，因為其本身的金融體制不完善，監管水平較低，市場機制脆弱，一般不宜過早開放。但現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對中國經濟形成了一個“倒逼機制”，世界貿易組織的外力超過了我國制度創新的自主力量，不得不加快前進步伐。長遠來看，資本市場必然會開放，股市必須和國際接軌，但短期內必定會有一個磨合和陣痛期，而這個階段的長短，將取決于我們制度創新的勇氣和力度。
 股票短信一問一答，助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