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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的有效性與市場現有體制密不可分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證券市場缺少“惡意收購”機制
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缺少資本市場上的一個重要機制，即“惡意收購”。雖然國有上市公司有股東，但70%的股權不能交易，也就導致無法發生惡意收購的事情出現，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就不會被市場“炒魷魚”
。本來，一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要權衡兩種企業融資成本的大小：向銀行貸款，成本是還本付息；而上市融資，不用還本付息，沒有利潤就不分紅，也沒人來找你追著要賬，但主要的成本約束就是“被收購、被炒魷魚的可能性”。公司搞不好，利潤下降，股價下跌，就造成了被別人收購的機會，所以企業會好好干。這可以說是上市直接融資重要壓力之所在。
而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由于70%的股不能買賣，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地位難以挑戰，股價跌，分不出紅，都不會被收購、被他人接管，上市融資的成本也就幾近于零，惟一的成本就是跑關系、賄賂，而一旦上市成功，錢一圈到，便高枕無憂，花著舒服，效率沒有提高，反而吃成空殼后還會有國家(政府)來為其“填裝”新的國有資產。這就是為什么國有企業都不惜代價拚命要上市，而上市之后許多企業仍然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來，股票市場對經理人的壓力主要是“用腳投票”，如果企業經營不好，股東就要拋售股票，一旦拋售股票，股價就會下跌，這就為別人創造了收購的機會。可現在股東無法對經理人施加壓力，市場機制迫使企業改善經營效率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
對國有公司處罰難以奏效
前期銀廣夏欺詐案件的揭露，三九集團的母公司挪用上市公司資金的事被揭露，以及再前些時候基金黑幕的被揭露，使大家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到了中國資本市場上還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顯然，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資本市場建立起較完全的規則，而且是有效的、能夠切實實施的規則。
有效規則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通過對丑聞的揭露來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不能因為出了點事就否定資本市場的發展與作用。其實，如果不出現一些事，就不知道規則如何建立，不知道該監管什么，沒有人能事前全知全能。即使有國外現成的規則可以借鑒，由于我們的體制還有許多“中國特色”，市場上的騙子也會有“中國特色”，也得我們自己去探索監管的辦法。因此，出了一些事，不必大驚小怪，這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出了事，能為建立規則創造條件。
不過，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的確有一些特殊的問題值得注意，比如國有上市公司與國有券商的問題。中國的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目前還是由政府控制的，多數也是國有公司。對這些國有控股公司和國有券商如何臨管，是一個問題。這里涉及到法律有效性的問題。
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對違法者的懲罰。只有違法者受到懲罰，這個法律才有效；如果違法者得不到懲罰，這個法律就會失去效力。處罰不應僅僅是撤一個人的職，開除一個人，而是要從產權開始。如果他非法賺到幾千萬元，就要罰他幾千萬元(還得因其違法而加倍)。如果是私人企業，一旦犯法就可以罰得他傾家蕩產，可以把他趕出市場，但是現在大多數莊家、炒家是國有公司，這難以罰倒他們，最重的處罰不過是行政上的人事處罰，而無法用經濟手段加以處罰，因為罰了半天罰的是國有資產。
過去總以為國有企業好管理，如果單從人事的角度看，國有企業似乎好管，但從法治的角度看，國有企業最難管理，它不一定比私人企業更傾向于違法，但是它的問題是難以使處罰有效，法律法規的尊嚴也就難以得到維護和貫徹。這也是我們法治難以健全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再一次說明，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產權結構至關重要。
“打假”打造出一個新體制
理想的資本市場應當有序、穩定發展、合理配置、泡沫少、透明、沒有幕后交易、法律健全等等。但誰都會這樣說，說了也等于沒說。問題在于如何達到這個理想？
第一點是我們要有耐心。中國股市的問題不僅在股市上，還關涉到政府職能轉化、國有企業改革、法治建設、工業化進程等等。西方幾百年磨出了這么個市場，也不能說就完善了，我們才走了幾年？
第二點是不要因為資本市場出了點事，就說它不好。不出事怎么能發展？西方國家那么詳細的法規，都是在出問題之后才制訂出來。
資本市場如果沒有出現過事情，沒有出現過危機，沒有各種幕后交易、丑聞，就沒有各種各樣的規則和制度。所以不要怕出事，應該認識到“出事”是市場發展的正常現象，而且是“出事”使我們的監管更加成熟。
第三點是出了事，要把問題揭露出來。現在資本市場出了很多事，往往不是搞了新體制才出事，而是舊體制改革不徹底。比如國有企業的問題，政府干預的問題，是這些計劃經濟的遺產使中國資本市場有一些先天的缺陷。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運用新的制度，使資本市場朝前發展。
我個人認為，中國要形成一個透明、規范公正、法治的資本市場，至少還需要20年，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地改革，不斷地創新，也要“與時俱進”。
《國際金融報》(2002年03月05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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