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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鵬/文
去年下半年以來，國有股減持和由此引發的非流通股可流通問題是我國證券市場爭議最大的問題，也是給市場帶來巨大波動的問題，至今仍困惑著中國資本市場，成了中國資本市場當前最不穩定的因素。由于問題懸而未決，2002年人們仍然對此十分敏感。可以說，它不僅決定2002年市場走勢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決定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前途。
從監管部門制定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來說，已經三起三落，每一個方案和階段性成果出臺，其結果并不像政策制定者預期的那樣，而是給市場帶來恐慌和大盤的下跌，以至于相當多的人認為不管制定什么樣的國有股減持方案都是利空，對此悲觀懷疑。
認真分析，這個問題出現如此多的反復，其實是正常的，國有股的減持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市場股票買賣，給投資人帶來風險或收益的簡單現象，所帶來的也不簡單是市場的風險，而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革命。其革命意義有二：
首先，從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上，資本市場是一個國家市場經濟成熟與否的主戰場，就我國的資本市場來說，由國有股減持引發的非流通股可流通問題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關鍵，能否將我國資本市場三分之二的非流通股股份順利實現可流通，將是中國入世后向成熟規范的市場經濟轉型的最重要標志；
其次，國有股減持模式和定價方式不同，將引起市場不同的大幅波動，這一過程將直接帶來資本市場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資源的重新配置和財富的再分配，這一過程也是中國所有制改革通過資本市場反映的標志，因此是一場產權革命。
目前我們已經從把國家股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的特殊股份搞特殊化的單一減持，并按市價要求市場投資人接受轉化到解決非流通股可流通上來，將國有股減持納入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大思路中，意味著將資本市場的規范化、統一性放在首位，標志著對單一為社保基金籌措資金的國有股減持思路的突破。
同時，非流通股和可流通股是兩種不同的股份類別，也已被人們認同。這是低價的非流通股與高價的可流通股在并軌時，必須要對利益受到影響的流通股東給予充分補償的前提和依據。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制定非流通股可流通的模式才能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市場、保護中小投資人的權益。
證監會通過“自下而上、廣泛征集”的方式，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征集了4000多份方案，并在此基礎上歸納為七類16式，下一步應盡快縮小范圍、突出重點，力爭形成三五個具體方案。
我個人認為，具體方案應主要從股權調整類和以凈資產價格為軸心，向流通股股東配售類兩大模式中產生。在股權調整類方案中，股份回購模式、縮、擴股模式都是值得重點探討的，而凈資產權數定價作為定價的一種方式，完全可以和不同的模式進行對接，如果我們把解決這一問題的重點轉化到非流通股可流通，那么要消化短期內出現的兩種股份性質統一所帶來的巨大和迅速的市場擴容，只有采用股權調整類方案為上策，在這一選擇上，如果價格合理，非流通股份的可流通轉換不僅不會導致持有人拋售，而且可能還會增持，如持有10000萬股股價為10元的股票和持有40000萬股股價為2.5元的股票，不僅持有者的利益沒有受損，甚至可能傾向于選擇后者，這樣，就化解了迅速巨大擴容的風險于持有人的并不想拋售的結果之中。所謂國家股、法人股兩只大“老虎”就不會從“籠”中跑出來。就像當年人們恐懼儲蓄是“籠中虎”一樣，如果收入預期合理，人們就不愿擠兌。因此，“籠中虎”就僅是一種理論假設。
最后，要強調的是，最終的選擇方案不可能是唯一的，而且必須強調的是，應把監管部門行政一刀切的模式改變為由1000多家上市公司根據自身的特點，分散在三五種不同模式中自愿選擇，最終由于兩種股份類別、性質的不同，還要在非流通股股份獲得流通身份時，取得流通股股東的認知。(作者為首都經貿大學公司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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