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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煒
大盤繼上周四收陽后開始新的一輪下跌，滬市指數周五下跌40點，周一再急跌50點，輕易就穿透了兩個多月來構筑的政策底，隨后幾天進入了震蕩走勢，短線下跌動能雖顯不足，但所謂企穩跡象顯然也只是短線，稍有喘息后仍可能積聚進一步的下跌力量。大部分的投資者已在驚恐中被摔打得麻木，總認為跌得差不多了，卻總是在跌，現在政策底破了，流通 A股加權平均股價也已跌破9元，正在接近“5.19”啟動前8元的均價，但市場上的問題好像還是那么多，每天都還有針對不同違規的監管措施出臺。所以眼下能夠做的就是麻木地站在那兒發呆，因為割肉自覺已經不值，補倉、換股呢？剛想邁腿試一試，馬上就有人追上來死攔著你，指著眼前綠茵茵的草坪說：小心，下面是陷阱！
這樣的一種心態的演化讓我想到了去年以來一路下跌過程中在各種媒體上經常看到聽到的一句話，叫做“浪沙淘盡始見金”或者“狂沙吹盡始見金”，記得每遇大盤震蕩調整時，總會有各方人士于黑暗中見曙光，告訴投資者不要急，要經受得住痛苦的歷練，真金白銀就在后面。但這一次好像有些不同，狂沙吹了一遍又一遍，浪沙淘了一遍又一遍，但吹過之后，淘過之后，好像還是滿眼的沙，這可咋辦？是不是本來就沒有金子，即使有肯定也不是24K的。于是不得不對這句鼓勵信心的話懷疑起來。
如果將沙看作問題，看作規范的對象，將金看作成績，看作發展的對象，那么沙和金在十幾年前中國剛開始建設股市時就是存在的，這一點應該不容置疑。而且中國的股市因為誕生于轉軌過程中，本身條件不完備，同時又還要為轉軌服務，或者說首先要為轉軌服務，所以沙和金的關系又還不同于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表現在:一是沙和金的界定本身就有區別，別人對沙與金的界定可能主要是局限于市場本身，我們卻必須擴展到整個經濟層面，必須考慮非市場的因素；二是沙和金的比例關系不同，沙多金少，這是新興市場的普遍特征；三是沙和金的形成和處置都主要不是自然演進的過程，而是政府推進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初期甚至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市場本身缺乏揚金棄沙的自我凈化機制，要靠政府來“克隆”，政策的力度和分寸是很重要的手段。所以按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標準而言，中國的證券市場一直是不成熟、不規范的，也就是說一直是有病的，這一點也不容置疑。
但是，知其有病、有缺陷、有弊端而仍能堅決試點，仍要大力發展，原因何在？我想無非以下幾點：①利大于弊，可以為取大利而容忍小弊；②利的意義是全局性的，為了大局之利必須接受局部之弊，為了轉軌的平穩不得不延遲市場規范的步伐；③希望在獲利中除弊，寄托于通過一個較長的過程在化解矛盾、消除弊端中，獲得利益的全面提升。就監管和規范而言，其政策制定的前提就不是判斷有無問題，也不是全面地解決問題，而是辨別問題的危害大小、惡化情況，確定解決的輕重緩急和次序，也就是說關鍵是解決問題的策略選擇，這是監管的難度和技巧所在。
應該如何權衡利弊、確定策略呢？我想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沙和金的判斷和取舍也更為困難，最終涉及的是在不同的階段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股市的問題。可以考慮的標準無非是：①一個階段中利弊大小的比較，以興利為主還是以除弊為主，是否需要兼顧，兼顧的程度如何；②在中國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利的全局意義是否還存在，還有多大，為全局而犧牲局部的限度如何把握；③在一個發展過程中，弊的積累是否已到達一個無法容忍的水平，需要在短期內出重拳突擊解決，解決到什么程度，解決以后又將如何；④目前情況下利還有無進一步拓展的空間，除弊是否能夠帶來興利；⑤就市場本身的建設而言，我們究竟要建成一個什么樣的市場，什么樣的市場又是適合我們的，最終的適合和過程中各階段的適合是否是一回事，比國外市場更市場化的一個市場是否就是最好的。
顯然，策略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如果不能較好地把握輕重緩急，政策用之過重、過苛，做到一定程度就會面臨來自各方面的阻力。
從現在的跡象看，股市的情況的確讓各方開始擔心，管理層也并非毫不在意。民間的傳統思維仍是希望政策救市、挽救危局，部分回到從前的思路；管理層倒好像更熱衷于浪沙淘盡之后，引進洋審計、引入CDR，用外面的東西來示范、警示國內的東西。兩種方法似乎都需要商量，前者于情于理不合，往回走會給下一步的變革帶來壓力，而且在經過一年多的監管思想的灌輸之后，原有的平衡已經打破，即使強制性回到從前，原有機制也未必能運轉起來。后者則因為特殊的體制背景不可能一下就完成變革，其結果只能有兩種：一是外來者被同化，規范因本土原則而異化；二是本土原則被強制規范化，我們有了標準的市場，但可能失去了我們需要的市場。所以目前形勢下最好的策略應該是根據情況，適時調整監管策略和節奏，讓市場在自然回落中重新恢復彈性、恢復信心。也就是說，一次浪沙淘過、狂沙吹過后，讓市場處于一段自我恢復中，讓一些新的規則逐漸有一個穩定期，形成新的秩序的框架，這樣每一步推進都會是堅實的、有效的，各方行為也會逐漸規范化。政策的頻繁變動會使市場處于更為頻繁的變動中，長期信心難以建立，投資者就會覺得浪沙淘過總是沙，狂沙吹過還是沙，不知金在何處，也不知什么是金。
如果說一年多來我們的集中監管策略、近200項規則制度的出臺已經引發了市場理念的深刻變革，那么目前確實面臨一個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這種策略的調整讓我想起了美國“9.11”以后市場各方通力合作恢復市場秩序和信心的努力，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第一次啟用了證券法12節(K)(2)條款授予的緊急權力，暫時放松了某些監管限制。這種作法不一定完全可比，但其最深刻意義在于：所謂市場原則和行政干預都是要為我們服務的，這是我們恪守規則的前提，我們不搞教條；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轉軌方向是市場化的，但不能一說到問題就歸咎于市場化不夠，也不能一說到解決問題就認為只有市場化才有效，不能陷入市場化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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