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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對億萬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經過15年漫長的努力和等待，中國終于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有人把這一事件和二十多年前吹響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并論，可能是過于夸張。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事件本身對中國的社會、經濟以至于中國的未來將會帶來多么大的變革和多么深遠的影響。作為中國經濟晴雨表資本市場，其敏感度決定著它將最先刻錄下這一歷史性轉變。這將到底是什么樣的轉變？本欄目記者專訪了世貿專家、上海浦東新區副區長周漢民先生。
記者：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貿易組織正式的成員了，那么可不可以說，中國的證券市場和證券業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今后應該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下來看它？
周漢民：我認為，是的。中國證券業必須與世界證券業的發展趨于同步。我個人總結，世界證券業的發展，有幾個趨勢很值得我們研究。第一個趨勢是從市場層面上說，非常強調全球化，強調自由化和證券化。從結構來說，它的內容是趨同的。第二個從技術層面來說，它的交易的是電子化的。我認為最需要強調的是制度層面，因為世界貿易組織相關的規則同樣對證券業有直接影響，這里最主要的一個規則就是《服務貿易總協定》，以及與《服務貿易總協定》相關的《金融服務自由化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和《金融服務自由化協定》就是規則一體化的集中體現。所以今天整個世界證券業的發展，如果從它的范圍來說是全球范圍，如果從它的運作來說，它是全天候運作，如果從它的形式來說，它是無紙化交易，如果從它的技術層面來說，它非常注重網絡和互聯網的影響和作用。一句話，中國的證券業從今往后將往世界證券業發展的方向逐步邁進，而這逐步邁進對中國來說是個好事，原因是中國融入國際，主要是與國際規則接軌。
記者：從現在開始中國入世對外承諾的條款已經開始實施了，在這之前，體現在證券業方面，一些中外合作基金的運作已經進入到實質性階段。你能不能介紹一下，中國證券業進一步對外開放，它的過程是什么樣的？
周漢民：我想是這樣，從一個行業的開放來說，我們的承諾是一系列方面的，首先是原則承諾。世界貿易組織最重要的原則有四個方面，即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原則、市場準入原則以及透明度原則。就證券業來說，涉及到兩個原則，一個就是國民待遇原則、還有一個就是市場準入原則。從國民待遇原則來說，取得我國境內從事證券活動的這些機制，有機構、有企業、有組織，它已經是存在的，它就和我們本國的證券服務提供者應當享受相同的待遇，這相同有個范疇，比如投資品種可以相同，比如投資數量是可以相同的，比如投資的比例方面也是可以相同。而更重要的是準入原則，也就是我們開放什么？我認為開放有這么幾個明確的意思：第一個是要確保在中國的外資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取得證券服務資格方面應當享受最惠國待遇。這是最惠國待遇在準入方面的表現，其實是兩個原則并行了，就是最惠國待遇和市場準入原則一起適用。與此同時，要允許外國的證券服務者在中國設立機構并取得開業權，那么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準入原則，第三，我認為最核心最要害，就叫確保外資證券服務提供者在我國境內提供我們中國目前暫缺的我們成為任何形式新的金融服務。
記者：這一點是否對中國的證券業來講會產生一個巨大的影響？
周漢民：我認為是巨大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何為新。主要是指它的服務方式新，服務的領域新，服務的工具新，那么很坦率來說，中國證券業的發展是剛剛過了十年有余的階段，但仍然處于發軔階段，我們還有林林總總的問題，矛盾和困難，這個時候，我們做這樣一項承諾我相信，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外資進入中國證券業的空間，但是我們這個承諾也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的規定，我認為我們的時間表非常清楚。為的是減少振蕩，穩步推進。從中國入世的第一天開始，外資可以在中國的投資基金與證券公司當中占有三分之一的股權，具體講，百分之三十三的股權，這是從入世開始的時候，
記者：從基金業開始開放，是嗎？
周漢民：沒錯，與此同時，允許外國證券機構在證券交易所的設立的特別席位來直接交易B股，這是我們 作出的第一步驟的承諾。第二步驟的承諾，那就是入世的三年后，外資入股中國的投資基金公司，他的股權可以從目前的33%上升到49%。到2004年，我們進一步允許外國公司可以直接投資內地的證券公司，第四步，在中國入世的五年之后，即2006年，外國的投資者將被直接允許投資國內的市場。我們國家這一開放，就要做出承諾，它是國家莊嚴的國際義務，履行這一義務已經沒有任何的猶豫，沒有任何的保留，更不能撤回我們的承諾。所以中國的證券業，從我剛才提到的原則承諾，具體承諾，時間過渡三個方面，要充分體會并把握外我們中國證券業開放的時間表、并把握我們可以轉軌可以國際進行合作的方向。
記者：可以根據您剛才說的這個過程，中國的證券業即將和世界上強大的證券巨頭在同臺進行表演，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國內證券公司規模都比較小，那么如何來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呢？
周漢民：剛才你講的是一個客觀實際情況。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券商接近一百家，而中國的證券營業部已經有兩千六百家之多，但是我們的確是小而不全，大而無當，這是個客觀實際，因為我們國家的投資銀行，20家投資銀行目前的資本加到一起，還沒有四十五億美元，不及野村，那和第一名的美林相比，那就是可能十五分之一都不到，因為美林證券的資本已經是七百多億美元，所以我們證券業的競爭里是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奮起直追。我認為，奮起直追有三個舉措是十分需要我們關心的，比如說，一個方面，與我們目前銀行、投資、證券、保險分業經營的現狀相比較，與我們進行充分競爭的外國同業，尤其是美國的，他的混業經營集中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和保險等所沒有的優勢，所以首先，他就是大而全、大而強、大而精。這一條，啟發了我們什么，就是我們現在，分業經營這種模式還準備維持多久，是否有利于中國金融界的整合，提出了嚴峻嚴峻的考驗。
記者：有沒有必要做一個全行業的整合？
周漢民：沒錯，這是第一。第二個原則，我認為競爭非常之大的就是我們內部的管理機制，尤其是風險管理的能力。我們自我監管的能力普遍比較低。第三，我相信每個人都提到這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的人才問題，我們的人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培養國際化的人才。
記者：我們知道你以前是在高校任教，多年來一直從事的是國際貿易的研究，對世貿組織可以說一直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后來又去政府任官員。人們常說，入世之后，政府受到的沖擊是最大的。在這點上，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受到挑戰呢？
周漢民：我相信這個挑戰是每一位政府從業人員都經歷過的。比如說，過去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來說，他所掌握的資源是整個社會運作中最大的資源，因此人們把政府視作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全能政府，但是，入世之后，一定要把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改變為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對社會所負的責任是有限的，是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行政。我認為，依法行政這一要求就直接了當地提出了。
記者：能不能結合你自身的情況來介紹一下？你自己現在需要作出什么樣的一個改變？
周漢民：那很簡單，就是說，我進入政府十五、六個月，但這十五、六個月是從一個學者向政府公務員的過渡，但這個過渡尚未完成，便馬上面臨中國入世這一嚴峻的挑戰。以我個人而言，第一步，應當非常清楚地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予以基本把握。第二，我分管的工作，在浦東新區，它包括了教育、衛生、民政、體育，這些領域，其實這都是在入世以后，原則上需要向外資開放的，它不是一個純社會發展，它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的互動。我也分管陸家嘴，也分管外高橋。陸家嘴是國際金融貿易區，如何讓它在世界上得到一致的公認，一直的好評，而外高橋是保稅區，如何從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軌，我認為我的任務十分之重，也就是說既要按照中國既有的法律來行政，又要通曉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使國內的規定和國際的規定能夠吻合，最大程度地既保護我們的民族利益，又能夠與世界的規則、潮流、趨勢相吻合。我認為這個挑戰是很大的。
記者：剛才您提到陸家嘴和外高橋這兩家著名的上市公司也都是在你的管轄范圍之內，應該說您對上市公司的運作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在入世這樣一個背景下，你對上市公司什么樣的忠告呢？
周漢民：我認為，上市公司它首先必須把自己的經營范圍定的恰如其分，就是說經營范圍必須符合這一公司本身成立時候的初衷。上市公司也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第二，上市公司必須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真正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我認為很重要的是管理科學的問題。第三，上市公司在中國入世的時候，他一定應該考慮到，我的形象，不僅是一個中國的品牌，還應該是國際的品牌，那就要找到國際戰略同盟。如果有必要，應該歡迎國際資本進入過去國資主導型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說，我們讓出了一定比例的股權。但其實我們走入了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資本合作，為的是管理合作，管理合作，為的是技術創新。總而言之，中國入世，任何領域，包括證券業，創新是根本，創新是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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