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亞洲開發銀行和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幾乎同時看上了正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湯敏,但湯敏卻選擇了亞洲開發銀行(下簡稱亞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馬尼拉離中國的距離近,一個曾經當過知青插過隊的人,對這片古老的國土,有著特別的眷念之情。
但是湯敏沒有料到,他在亞行服務了12年,一直是在中國的大門外面一點轉悠。他先 是在亞行研究中心負責東亞經濟、區域間經濟合作,后又負責南亞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的政策、發展戰略與經濟事務工作。當他于2000年8月到北京擔任亞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真正為生他養他的故土工作時,他才感到,他生命中最好年華的一段,他寶貴的人生財富,就是長達十來年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工作經驗的積累。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可能沒有這種經驗,可能也有中國留學生在東南亞工作的,也可能他們局限于某一個國家,某一個領域,而湯敏始終是站在亞洲的高度,用亞洲銀行的眼光來處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與政策。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有相似的規律,很多我們現在已經碰到的問題,其實并不完全是中國所特有的,關鍵是經濟沒有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1995年,亞行為孟加拉的資本市場提供一千萬美元的改革項目,對股票市場進行改造。其中包括股市政策的設計、規劃與條理化,網上的系統整理。湯敏參加了這個項目。
孟加拉只相當中國的一個小省的面積,卻居住著一億二千萬的人口,貧困人口高達50,商業銀行的壞帳率高達60。就是這樣貧瘠的國土上,1893年就有了亞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場。但上百年來,該國的股票市場一直像私人俱樂部一樣,只形成一個很小的內部交換市場。幾乎一百年了,圍繞著它的是人數很少的富人階層。到了二十世紀90年代,隨著國際資本不斷地流入亞洲市場,孟加拉人也開始認識了資本市場的作用,大家突然覺得這是淘金的好地方,百年的涓涓積累,突然爆發出全民炒股的浪潮。
一時間,達卡股票市場街道的前后都擠滿了人,交通嚴重堵塞。人們已經不在股票市場內交易了,市場外面到處都是交換的場所。伴隨而來的還有假股票的流通,這顯然遏制不了人們瘋狂的激情,許多股票甚至一天暴漲幾倍幾十倍。
股市的瘋狂只持續了3個月,孟加拉股票市場所有的股票價格便嘩嘩地落下來,只剩下20-30的市值,造成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到這時政府才感到對股票市場監管的重要。但是,產生泡沫是很容易的,把泡沫擠出去,就有非常大的難度。信心的恢復,市場的重建是一個相當長期的事情。直到現在,孟加拉的股票市場依然在疲憊的谷底中運行。
孟加拉的股票市場較小,其對世界的影響力也較小。但湯敏把它放在亞洲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中來考察,把它放在中國的股票市場發展中來對比,便得出了屬于他自己的看法。
湯敏說:“相對而言,中國股市的十年進步是巨大的。中國股市不完善的問題,不光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都碰到過的問題。泰國、菲律賓都經歷過這個過程。這兩個國家的股市都是亞行幫助規范的,菲律賓是完全照搬美國的股票市場的模式,一絲不走樣。但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不是人們按照主觀愿望,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不光是泰國的股票市場出問題,菲律賓的股票市場也照樣出問題,關鍵還不是制度的選擇,是選擇的制度沒有堅實的基礎。講到底,是經濟沒有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所致。”“但我們現在的眼光,有一種傾向,言必稱歐美,言必稱日本,似乎忘記了我們現在發展到了哪個程度,忘記了我們還屬于發展中國家,結果往往找不到切實可行的辦法。發達國家的那套經驗和東西,畢竟離我們太遠了。在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這毫不值得奇怪。但他們的很多政策和措施確實和我們不是一個數量級和等量級的,這時候如果我們的眼光僅盯著他們,不考慮本國的實際情況,片面地拿他們的政策、他們的發展和我們對比,就有可能得出一些誤導的結論和政策。”面對著亞洲在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危機,湯敏說:“發展的過程是個充滿了風險、充滿了障礙的過程。在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措施中,可能很多政策都是對的,就是因為那么一兩條出了問題,就要造成極大的反復,就會把國家發展一二十年的努力付之東流。建設一個國家要用幾十年的時間,非常辛苦,是一點一滴的積累,但毀掉一個國家,一兩年就足夠了。
中國的發展從大的方面一定要非常小心謹慎,寧愿慢一點,也不愿讓國家處于大的風險之中。一項政策,很可能從局部來說是對的,但從國家的風險,從總體來說,有一個重新估量的問題。比如中國股市,它的發展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為什么要強調加強監管?為什么要擠出這些泡沫?為什么要大張旗鼓地提出反假帳,為什么要把做假帳的公司弄出局?別看短期內轟轟烈烈,長期有可能把國家拉入極大的風險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股市加強監管,哪怕是付出短期的成本,也是值得的。”隨著中國加入WTO,湯敏認為,真正的風險還是在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金融業是宏觀的,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中樞效應。
“傳統的金融機構銀行、保險、股票市場是為中產階級、富人、大企業服務的,不是為窮人、低收入者服務的。亞行特別關注的問題之一,是用特殊的體制來貸款、扶貧,用金融的手段來為窮人服務。”
亞洲發展中國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就脫貧解困來講,卻是一個共同的目標。湯敏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做項目期間,在兩個國家都做了同一件工作:幫助建立扶貧銀行或小額貸款銀行,湯敏他們把借款人分成小組,一般5人為一小組來借小額貸款,通過鄰里的約束和鄰里的幫助得到共同脫貧。銀行貸款一般是一次還清,而扶貧銀行是每星期還,這樣還款的壓力就小了,而且還提供技術培訓,提高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在負責孟加拉國的工作期間,湯敏幾乎是每月一次出差,跟蹤觀注著小額貸款項目的進展。
孟加拉的貧窮是湯敏在亞行工作時見到的之最,孟加拉的農民40是沒有土地的佃農,鄉村扶貧銀行的對象就是這些最窮的人,而且利率還比較高。從1990年開始,湯敏他們一個村、一個點的推廣試行,到現在已經做完了3期。效果是驚人得好,孟加拉商業銀行的壞帳高達60,但鄉村扶貧銀行的還款率卻高達98,許多窮人窮得吃不上飯,但還是及時把貸款還回來了,因為從小額貸款的發放中,他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現在的扶貧銀行已經升級變成了農村合作銀行,還有了不少的分支機構,發展成孟加拉最有實力的銀行,資本高達幾十億美元。
湯敏感嘆道:“我萬沒想到,這么窮的一個國家,還有這么好的貸款機制。以后中國也搞了200多個試點,效果也非常好。現在的問題在于,如何把小額貸款的機制大面積的推廣開,還有賴社會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小額貸款銀行,是用特殊的金融機制來扶貧。用金融的手段來解決低收入和窮人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金融體制創新的問題。傳統的金融機構銀行、保險、股票市場是為中產階級、富人、大企業服務的,不是為窮人、低收入者服務的。亞行特別關注的問題之一,是用特殊的機制來為窮人服務。亞行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未來的5年中,中國的本土小企業、民營企業將有一個飛躍的發展,這是誰也擋不住的趨勢。致于起飛的速度有多大,起飛的效果有多好,則和政府的政策有關。涉及到我們怎樣來幫助小企業的發展。”
同是發展中國家,孟加拉國政府的力量較弱,因此非政府組織相對比較活躍。亞行大量的工作,都是通過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來完成的。巴基斯坦則不同,政府的力量較強,政府組織的力量較弱,湯敏他們的工作,多是和政府的合作完成。
在湯敏的印象中,在巴基斯坦做的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是為該國的小企業增加出口設計了一套機制。有一段時間,巴基斯坦的外匯相當緊張,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增加出口就成了很重要的戰略決策。當時出口退稅等政策幾乎用完了,巴基斯坦沒有什么大企業,小企業根本沒有出口能力。但巴基斯坦出產大量的棉花,還有不少獨特的產品,在國際上會有一定的市場。問題在小企業出口缺乏一套有效的機制。湯敏他們就根據巴基斯坦的實際,專門做了一套幫助小企業出口的機制,涉及到出口擔保、貸款等等,對增加該國的出口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面臨9.11后世界經濟急速走緩,中國的出口壓力急劇增大。還有沒有潛力可挖呢?湯敏說:“按照現有的機制,可說是潛力已挖盡。超出現有的機制,潛力在于我們如何在民營中小企業中挖掘。中小企業對市場的調整能力是很快的,競爭力也是很強的。但他們沒有出口權,沒有和世界經濟結合到一起,有些企業還沒有能力打開世界市場。在這種情況下,為巴基斯坦設計的幫助小企業出口的機制就有了借鑒意義。這套機制符合WTO的精神,而出口退稅是違反WTO規定的,以后會逐漸被取消。”回顧將近12年東南亞國家工作的經歷,湯敏覺得,要總結東南亞國家成功的經驗,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應該說是很重要的。東南亞國家都有中小企業局,都有中小企業銀行,假入沒有中小企業的支撐,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危機中,受打擊可能會更大。同是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韓國的損失就比臺灣大得多,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企業結構不同,韓國走的是大企業路線,而臺灣擁有大量的中小企業。
回到北京工作,湯敏充滿了興奮感。雖然是在外資機構,但中國人做中國的事情,湯敏覺得非常的親切。比如以前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做項目,一個政策的提出、實施和改變,他是完全作為一個專家或技術人員來參與的,其間的重要性也知道,但決無切膚切骨之感觸。在中國就不同了,每項政策改革產生的后果和影響,看得就比國外更清楚,體驗更深刻。他知道他所有改革建議的份量有多重,會波及到多大的范圍。或許會影響到他的親友,他的校友、他當年插隊的農友們。而他在亞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的責任,就是要研究發展中的中國的政策,并尋找出完善的措施。
從總體來講,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較快,9.11之后相對平穩。深入研究下去,還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值得挖潛的地方。按照亞洲發展的經驗,湯敏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一塊在中小企業上。在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上,亞行從東南亞國家的經驗出發,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近一段時期,就給中國政府提供了3個技術援助項目。第一個是亞行和國家經貿委一起做的,關于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問題,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政策問題,涉及到擔保政策、股本投資、中小企業信譽政策等等。第二個是和上海市政府進行合作,做中小企業融資的項目,包括怎樣進行擔保,怎樣建立規范化的擔保公司,怎樣建立信用體系等。第三和國家工商聯做關于進一步了解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存在問題的基礎研究,同時如何發揮工商聯在經濟發展中的自身作用問題。亞行所做的這些工作,核心是圍繞中小企業的發展,從方方面面入手,來解決政策上的瓶頸。
湯敏說:“中小企業的最大問題是融資難,當務之急是要解決證信問題和信用問題。人們比較多的談銀行如何給中小企業貸款。融資難從銀行的角度就是貸款難,就是如何為中小企業貸款的問題。但小企業融資到底是否一定要通過銀行進行?應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絕大多數的人跟我講,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不是經銀行融資,而是通過民間渠道或者自己進行融資。為什么不經過銀行?因為小企業風險較大。即使是在美國,小企業從注冊開始,5年的存活率大約在17左右。如果是普遍借貸的話,5年后只能回收20,別的就要泡湯。風險之大,無庸置疑。銀行貸款基本上圖的是固定利息。那么大的風險,收益和風險不對稱。為什么銀行不愿意給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原因就在這里。沒有辦法,只好成立中小企業銀行,小銀行找不到大項目,只有給小企業貸款。即便是這些中小銀行,也要花很大的力氣,把這些17能夠存活的企業找出來,只有貸給這些企業,才沒有風險。負責就借3個月,一看不對頭,立即收回貸款。”“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當然要解決擔保問題。按照建立新的擔保體系,全國將有260個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的貸款進行擔保。擔保公司的錢哪來的?財政撥款。政府用特殊的方法,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這也是中國政府支持中小企業的具體政策之一。”“但用擔保的方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的問題,實際上還是銀行直接貸款的方法。擔保無非是把風險轉換了,從小企業轉換到了擔保公司。風險依然在那里存在。
“小企業靠銀行進行融資,只能部分解決融資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迫切需要的長期的資本投入,這樣就需要機制的創新,僅僅靠銀行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成立中小企業投資基金,就是一種機制創新。亞行和香港新世界、美國利安保險共同共同成立了1.5億美元的中小企業投資基金,專門對中國中小企業的股本進行投資。投錢參股,長期參與中小企業的發展過程,對中小企業的改制,進行結構性的調整變化。”這些工作,都是和中國政府推行的中小企業政策相配套的,湯敏很有信心:“現在的中小企業是處在一個起飛的階段。在未來的5年中,中國的本土民營企業、小企業將有一個飛躍的發展,這是誰也擋不住的趨勢。致于起飛的速度有多大,起飛的效果有多好,則和政府的政策有關。涉及到我們怎樣來幫助小企業的發展。”
清醒看世界 評2001年十大新聞贏掌上電腦MP3大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