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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神光
--經濟學理論與證券市場系列之一
最近，筆者參加了首期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培訓班并順利結業。始料不及的是，最近幾期的培訓班收費很高，但報名的人卻異常多，首期培訓班參加的人有300多人，據說二、三期
學員也非常多，以至于組織者決定每個報名參加的人學費退還1000元——的確，參加的人如此多，管理費用降低，學費少收點也是正常的。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參加這個培訓班呢？直接的原因是關于公司治理的有關準則要求上市公司2002年-2003年期間每家都要聘請若干獨立董事，粗略算起來，未來1-2年里，上市公司將需要4000多名獨立董事。而間接的原因則是獨立董事也是一個賺錢的行業：即使每家公司只給獨立董事每個月2000元的獨立董事費，按照每人最多擔任5家公司獨立董事的限制算，如果做的好，一個人每月光獨立董事費就可以有1萬元的收入，而其參加會議的所有費用(相信包括交通、食宿和交際費用)都會由上市公司報銷。按照“人為自己，天經地義”的市場經濟道德準則，“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益來往”，這也沒有什么可責怪的。
在北京培訓期間，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國家會計學院的教學樓的設計。它的通體是透明的，猶如一個大的水晶宮。與國務院總理的題詞“不做假帳”相映成趣，似乎暗示了會計行業應該保持透明、公開。我們的獨立董事制度，其實就是為了讓上市公司真正有效地做到這一點而設立的。但在參加完培訓后，結合一些普通的經濟學常識，我不由得對中國的獨立董事未來能否發揮有效作用表示懷疑了。
首先，獨立董事有什么內涵？他的第一身份是董事，第二要素是獨立。就是說，他既是上市公司的一名董事，又是相對獨立的。他的獨立體現在：他必須與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員沒有任何的關聯，他不能是上市公司的客戶、經理、員工，也不能是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員的任何親屬、親戚。總之，他最好是跟上市公司什么關系也沒有，只有這樣，才可以保持獨立性。
但中國有句老話，叫“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獨立董事既然在公司領取“獨立董事費”，而且這個費用遠比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費要高，在今日的中國，一個人做獨立董事最多可能年收入十幾萬元，他還能保持獨立性嗎？他的任命固然是股東會通過的，但提名實質上卻仍是大股東優先、原董事優先，他還是來自“上市公司原來的圈子”的人，他能保持獨立性嗎？
其次，獨立董事是做什么的？他要作為董事出席公司每一次的董事會，并要簽名承擔法律責任。任何公司的日常經營都是比較緊張的，董事會的召開也是頻繁的，獨立董事不是公司的人，他還有自己本來的工作，他可能頻繁參加董事會嗎？即使參加，他能保證自己的決策是在完全了解公司運行基礎上做出的嗎？他要對關聯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做出評判，但如今的關聯交易日益復雜、手段日益多樣化，連會計師、律師都不好判斷，獨立董事有什么資格一定能判斷得準呢？日前，某國內著名大公司準備將其實現年利潤1萬多元的企業賣給上市公司，作價幾千萬元，三位獨立董事一致簽字表示公平合理，難道真的就公平合理嗎？同樣的公司將其前7個月年實現利潤1887萬元的企業賣給上市公司，將其凈資產4.2億元評估成了6.3億元,上市公司將按照這個價格購買,這種交易真的是公平、合理、對中小股東利益沒有侵犯的嗎？為什么三位獨立董事也一致通過呢？如果某小股東自己有一家公司，一年的利潤不到4000萬元，按照6億元的價格賣給上市公司，他們會簽字同意嗎？
第三，獨立董事能承擔法律責任嗎？按照法律規定，獨立董事如果作出的決定違反法律法規，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其中包括民事賠償責任和刑事責任。但獨立董事多數不是企業家，他們承擔得起這種法律責任嗎？鄭州百文案中，年屆70歲的獨立董事陸家豪教授也因為是“董事”而被“監視居住”40多天，證監會對該案件的處罰則包括對陸教授罰款10萬元。陸教授目前的月退休金只有1500元，這10萬元罰款能交得起嗎？即使交得起，日后如果因為該公司涉嫌作假而遭到民事訴訟，陸教授能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嗎？假如是別的大學教授被處罰，日常的教學工作怎么辦？
第四，獨立董事為什么要盡心？我們設立獨立董事，無疑是希望他能盡心盡力，為公司健康發展做一份貢獻。但如果不給一份比較高的報酬，獨立董事憑什么盡心盡力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人的勞動要按照投入產出比來衡量。如果一位獨立董事出去講一次課，每小時的報酬是1萬元，在家休息一天，次日可多創造的報酬是5000元，那他為什么要去開董事會領取1000元的董事費而不干別的呢？靠獨立董事的道德和責任感嗎？誰來保障這種道德感的有效性呢？
第五，獨立董事真的有必要設置嗎？我們引進獨立董事制度，是學習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驗。但獨立董事并不是所有經濟體都采納的，而且采取該模式的也有自己的特點。比如美國模式，美國的上市公司多數沒有“一股獨大”，由于股份全流通，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往往不超過5%。這種情況下，由于有“搭便車”的效應，股東會也沒幾個人參加，大家都希望別人把公司管理好，如果管理不好，他寧可以腳投票，把股票賣掉。這種情況下，實際上也造成了“所有者缺位”的問題。經理班子和董事會經常會勾結在一起，侵害股東利益。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美國公司引進了獨立董事。而在德國等歐洲國家，則通過“監事會”的監管來對董事會和經理層進行制約。在日本，董事會與經理層勾結被認為是正常、合理的，因為他們對“內部人控制”是持贊成態度的，這與日本文化有關。中國的上市公司呢？有董事會決策、有經理層執行、有監事會監督還有職工代表大會、黨委等等機構，居然還要再增加一個“獨立董事”！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監事會不能起作用嗎？既然不能起作用，為什么還要它做個擺設呢？如果能起作用，為什么又要引進獨立董事呢？按照全國聘請4000名獨立董事，每人每年2.5萬元報酬計算，全年就要上市公司拿出1億元的獨立董事費，這個支出，真的有必要嗎？
第六，中國有實行獨立董事的社會環境嗎？獨立董事制度的實施，在西方國家，依靠的是完善的個人信用。獨立董事如果不獨立、不懂事，首先會帶來個人信用的喪失，由此將直接影響個人的收益。同時，獨立董事要承擔嚴格的司法責任，有完善的追究體制。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董事一般是富翁，是衣食不愁的專家級大腕。他們做獨立董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價值，是“為自己的名譽和信用”而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在我國，這種制度環境顯然還不健全。
綜合上述分析，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中推行獨立董事制度，做是可以的，但要做好，恐怕很難。獨立董事將最終陷入一個兩難境地：既不獨立，也不董事，甚至不管事。要獨立董事，最終會是一陣風，風過之后，在公司發展中很難起作用，最終還是聾子的耳朵——擺設。有例為證：陸家豪教授是1995年就被聘任為鄭百文的獨立董事了，但1995年、1996年公司每年都虛增利潤1000多萬元，鄭百文更上市后3年累計虛增利潤1.4億元。這個時候，獨立董事不是擺設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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