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經在中國證券市場掀起“牛津劍橋風暴”的華生，是實踐的經濟學家，還是玩弄股價的莊家？
1984年，莫干山頭，青年經濟學家華生開出了物價改革“雙軌制”的藥方。三年后，方案得到了決策部門的采納。但是，在國外運行良好的價格“雙軌制”，卻在國內迅速催生了一批“官倒”，導致了經濟秩序的一度混亂。1989年，從英國牛津大學回國的華生面對眾
多責罵無奈苦笑：“我播下的是龍種，沒料到收獲的竟是跳蚤。”
12年后的2001年11月23日，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華生或許會感慨人生的宿命。辭去牛津劍橋控股的閩福發董事、董事長職務，是否意味著他心灰意冷要淡出江湖，還是卷入了股票操縱案的漩渦？而正式改名為“啟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前ST海洋，是否又會成為華生在中國資本市場上憑吊的遺跡？
神秘的牛津劍橋
1999年8月，牛津劍橋的名字出現在閩福發的重組方案上。這個頗為怪異的名字引來了外界對于其背景的諸多猜測，而公司管理層的低調，更使它以控股股東名義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首度亮相便蒙上了神秘的面紗。
牛津劍橋的掌門人就是率先提出價格“雙軌制”的經濟學家華生。據華生介紹，牛津劍橋與牛津、劍橋這兩所大學并無關系，它是由一批曾經在那里學習或工作過的留學人員在1992年于英國成立，注冊資金只有100多萬美元左右。1994年，這家公司回國與國家教委、農業部下屬的7家公司合資成立了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技有限公司，注冊資本400萬美元，牛津劍橋占28%，處于控股地位。最初發展最快的是引進了ISO9000、ISO1400體系，成立了國內最大的認證中心——北京9000質量標準體系認證中心，此外還有多媒體教育、環境管理體系審核中心、津橋工商學院等多家子公司和國力民生研究所，經營范圍主要集中在認證、教育和相關產業上。
注冊資本為400萬美元的小企業，卻能在中國證券市場上以闊綽的現金支付而著稱，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但是，從牛津劍橋的兩位掌門董事長華生和副董事長關敬如的履歷上，卻可以隱隱看出其中的玄機。華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全國青聯委員，關敬如曾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處長、處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秘書長，兩人都曾是知名的政府智囊團成員。這樣的背景，自然使得牛津劍橋與政府的合作如魚得水。
牛津劍橋對外宣稱自己的資產在3個億左右，他們曾經在國內控股了多家非上市企業，加上控股企業，總的資產規模當在十幾個億左右。這樣的資產規模能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掀起風浪，無怪乎人們會相信在他的后面，有著更為深刻的背景。當然，也有這樣的說法，就是因為華生等人的英國藉，他們從中國股市中最大的餡餅——B股中撈到了大把大把的現金。
失敗的“試驗田”
因為曾經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從英國回來的華生出現在資本市場上，被看成是在資本市場上開辟試驗田。閩福發就是華生第一塊試驗田。
1999年8月，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技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旗艦福州牛津劍橋成功取得閩福發29.90%的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從表面看來，這次的重組無疑是熟悉資本市場運作的學者們的得意之作，也正是如此，才使華生對于日后進軍ST海洋持相當樂觀的態度。但是，國內資本市場的復雜性超出了這位劍橋大學院士的想像。在重組過程中，首先是原第一大股東福州市國資局配股出資不實的問題浮出水面。而在這次配股中，福州市國資局下的福州蓄電池總廠以實物形式參與配股并進入閩福發，但卻連累閩福發先后為其償還各種債務1600萬元，提供擔保1400萬元并承擔連帶責任，導致銀行賬戶被凍結。2001年3月，證監會展開了對閩福發的調查。
更讓牛津劍橋感到尷尬的是閩福發2000年的中期業績，每股0.0007元的收益與1999年的0.52元相距甚遠，雖然華生認為短期出現困難很正常，但是投資者卻開始懷疑牛津劍橋重組閩福發的真實意圖，牛津劍橋也被看成了來股市中撈錢的莊家。雖然2001年中期的業績達到了0.128元，但卻仍難令中小股東滿意。而作為第一、二大股東的牛津劍橋與福州市國資局在今年8月放棄配股，則更導致了中小股東與大股東的矛盾激化。
閩福發讓華生失望，但他對資本市場的熱情并未消減。新的獵物進入了視野。2000年7月，他開始了對ST海洋的另一場實驗。從2000年7月24日出場到8月4日的正式簽約入主，僅用了12天的時間，創下了中國資本市場上的新紀錄。
簽約入主后，牛津劍橋首先支付了3800萬元以解決逼債最緊的農行。其次償還了開發銀行250萬元本金和利息，此外還償還了光大銀行1000萬元，10月到期的1050萬元亞洲銀行貸款也得到了解決，10天內就把13家銀行不同的還款方案制定出來。在入主前后，牛津劍橋支付了8400萬元現金。按照華生的設想，牛津劍橋只需花1億元就可玩轉ST海洋。
但事實與理想總是難以合拍。牛津劍橋入主后，公司的各種爛帳問題開始一一暴露，虛假的報表與已經抵押的股權形成了巨大的黑洞，復雜的人員問題，銀行、債主的上門要債，使牛津劍橋陷入了無休止的漩渦，為此支付的費用遠遠超出了其想象。據華生本人承認，實際的重組費用達到了2億元，比計劃多出一倍。據稱，為此華生在牛津劍橋集團在英國召開的董事會上作了檢討。
就在進退維谷之際，一個關鍵的接棒人——清華科技園出現了。雖然無法得知清華科技園和牛津劍橋之間存在著何種默契關系，但是，找到這樣的下家無疑是一件幸事。而“清華大學”的概念，更是牛津劍橋從漩渦中解脫的最令人回味之處。
經濟學家還是資本玩家？
華生辭去閩福發的董事長職務，究竟是因為“試驗田”的失敗導致萌生退意，還是因為涉嫌操縱股市？按照一位業內人士的分析，華生的接任者是跟他合作多年的伙伴關敬如，從這個角度來看，華生自己淡出江湖的可能性更多一點。
此前，華生辭去了閩福發的總經理職務，這次變動據稱是為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4月，極少接受記者采訪的華生在媒體面前，顯得有些悲壯：“我們現在是為了信譽而戰，為海洋謀求一個好的出路，以后專心做好閩福發，在制度、法規變得清晰之前，我們不準備再控股、重組任何一家上市公司了。”在今年的閩福發股東大會上，華生面對眾多投資者的質問，更是難掩激動情緒：“我們不僅不會走，還要把閩福發搞得更好。我們進福發后每年創造幾千萬利潤，都留在福發，我們騙福發什么呢？”然而，隨著市場中各種黑幕的揭開，牛津劍橋早被看成了在資本市場上圈錢的“超級莊家”。而華生本人，也理所當然地成了別人眼中的資本玩家。
外界的懷疑自然有原因，1999年初，閩福發從6元起動，然后一飛沖天。到2000年2月17日，股價達到了25元的高位，而1999年下半年，正是牛津劍橋重組閩福發的階段。ST海洋的情形也差不多，在2000年8月ST海洋公告換新東家之前，其股價已從6元的低谷開始啟動上揚。公告后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在2000年10月達到15元的高位，3個月內漲升1.5倍，令人刮目相看。
對于“莊家“的指責，華生顯得相當無奈，他說：“辛辛苦苦搞重組，救活一家上市公司，還上銀行的爛賬反而遭受種種指責和懷疑，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去趟這個混水？”華生希望外界還原他經濟學家的本色，因此他更愿意使用“國家級專家、東南大學教授”的名頭出現在公眾的面前，并保持以專家的身份接受外界的采訪，撰寫論文，以實踐者的身份談著中國上市公司的重組問題。但是，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不能消解公眾的印象。當英國劍橋大學院士華生教授提出股市打假要認清中國國情時(見附文)，絕大部分投資者都把它當成了資本市場玩家華生對自己的辯護。
這究竟是經濟學家的肺腑之言，還是莊家的供詞？答案或許很快就會出現。
文/贏周刊記者張少平
附文：
打假要先認清楚中國股市國情(節選)
“中國證券市場為什么搞得這么亂，我認為很基本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股市的最大國情是什么，這方面還很少有人去研究。中國股市的最大國情，就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裂，有三分之二的股份是不流通的。有人說，中國股市“一股獨大”，這個問題需要仔細研究。亞洲的股市基本上都是“一股獨大”，歐洲的貴族傳統也喜歡“一股獨大”，人家搞得挺好，三分之二的股不流通造成的結果，首先就是中國沒有市盈率，算不出來，更談不上高與低。
抓住了分裂這一條，再來理解中國股市的所有怪現象就可以找出答案來。中國人的道德跟外國人差不多，中國的監管者也很聰明，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跟這個分裂是非常有關系的。因為中國股市市盈率是沒有的，但由于有三分之二的股不流通，募集資金時股票發行市盈率是很高的，所以大家都有這個利益沖動到這個市場上來圈錢。大家都愿意來圈錢，包括我們的“海外兵團”在外面圈不著都想回國圈。
控股股東挪用上市公司的錢，控股股東是國有的也好是民營的也好，都是普通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難抵制。與其說是道德問題，不如說是經濟問題，屁股指揮腦袋。有人說是掏空上市公司，把上市公司給掏空了。這種情況下，跟下棋一樣，丟卒保車，上市公司給丟了，把自己給保了。這些后面都是有經濟原因的。再比如，上市公司還有以上海為典型的在挽救PT公司時，無償進入，廉價贈送。這在市場經濟中根本不能理解的現象，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資產重組中是大行其道的。所謂的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放長線，釣大魚。這些東西的背后都是有經濟利益的。為什么會這樣呢？就是因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裂。
控股股東是流通股東，是披著羊皮的另類。所有的股東、投資者到股市中來，都是為了來賺錢的。股東賺錢只有兩個地方：一靠股價的上升賺取差價，另一個靠分紅。在發展中國家，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大家主要靠股價上升來賺錢。現在坐鎮深滬股市的1000多家大公司，掌權的人是非流通股股東。股價上升了，對他沒有任何好處；股價下跌了，他不受任何損失。這樣的人給你看門能看成今天這個樣子，我認為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奇跡了。他有自己獨立的利益，他的利益跟你是不一樣的，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捆住手腳、來整頓，你對披著羊皮的另類，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繩之以法，那絕對是事倍功半的事情，是做不好的。
非流通股股東作為控股股東控制了上市公司，從經濟上如果現在還在為流通股股東謀利益，可能正好是在這個階段，這個事上，他們的利益和流通股股東的利益重合了或是相近的。這種情況肯定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民營企業收購國有股的第一家，結果也被證明了是掏空上市公司的一個典型，我講這個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做任何事情要按規律做。大禹治水，疏導有章有序，收到的效果就特別好。如果圍追堵截，違反了基本經濟規律，違反了利益原則，非叫一個不是流通股的人，不能代表流通股的人，有著自己獨立利益的人，做上市公司的掌門人，來代表流通股股東的利益，費盡了牛勁也達不到那個效果。你搞了一個完全違犯經濟規律的局面，然后現在說怎么來規范了，什么公安、稽查都一起上了，社會成本很大，效果也會很差。
我講的全部意思，就是說要按規律來辦事情。從根本上講，就是要認清自己的國情，再跟國際去接軌，就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道德風險背后掩蓋的是制度上的缺陷。小平同志講的一句話是很對的，沒有好的制度，好人也會做壞事；有了好的制度，壞人也會做好事。”
牛津-劍橋國際集團董事長華生教授
訂短信頭條新聞 天下大事盡在掌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