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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大學李向軍
在國民經濟勢態良好以及入世、申奧成功、足球世界杯入圍、APEC會議等利好消息下，中國股市卻“熊”得步履維艱，出現了多年罕見的急劇暴跌。稍加分析可見，本輪股市暴跌政策性因素甚濃。在很短的時間中，增發、減持、揭露上市公司造假黑幕、追查違規資金、懲罰券商等舉動空前嚴厲，這種階段性“集中式轟炸”造成股市利空氛圍，加之市場誠信
基礎的破壞，終于引發了股市的暴跌。把握政策出臺時機
“解鈴還須系鈴人”，市場殷切希望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在我國，市場預期政府干預股市似乎已達成共識。眾所周知，在中國股市中政府所扮演的不流通的國有股代表和所擔當的國家政策操作者的雙重身份與調控股市走勢經常處在重重矛盾之中，我國股市素有“政策市”之稱。例一，1991年8月深圳市市長鄭良玉親自出馬召集機構大戶召開救市大會，籌資2億元，由深發展副總裁禹國剛任救市總指揮，秘密救市，使跌了9個月的深市沖出低谷。例二，1992年5月21日滬市取消每日5%漲跌限制，上證指數先從5月20日的616點瘋漲到5月25日的1420點，后跌至11月17日的393點，市場進入低迷階段。在1994年7月30日各大媒體刊登的《中國證監會與國務院有關部門就穩定和發展股市做出決策》的利好消息下，股市迅速上漲，拐點出現，政府救市成功。例三，1996年4月1日國務院后做出“穩步發展，適當加快”的重要批示，股市在此利好消息刺激下，深滬兩市全線飄紅。對股市無理智上漲，泡沫嚴重的問題，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當日股市全線跌停，次日證監會發言人趕緊安撫股民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旨在規范市場行為，保護投資者利益。隨后股市不跌反漲。例四，1999年5.19井噴事件之后，股市一路大跌，6月14日證監會官員發表講話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復性的，6月15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堅定信心規范發展》重復強調股市上升是恢復性的，要求各方堅定信心，發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縱觀中國股市1991年產生以來，幾乎都是按上升17-20個月，然后又調整下跌17-20個月這樣一個明顯受人為操縱和人為干預的“中國特色”的市場運行規律。因此，在此輪股市低迷時，市場預期政府干預是在情理之中。政策干預未必是好事
如果政府在本輪暴跌中，以“深市救市”方式、“滬市救市”方式、或以社論形式干預股市，以迎合市場的“政府干預股市”預期，必然會強化市場對股市中“政府隱性擔保承諾”的依賴心理，助長短期逐利的投機行為。股市運作有其自有的規律，任何人為干預都只能使市場走向惡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學派的喬治.斯蒂格勒指出，市場中政府的過分干預行為會造成巨額成本，起到保護無效率市場運行的作用。縱然政府行為成本支出有其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然而，為糾正股市缺陷的過度干預行為必將使政府承擔本應由市場投資者承擔的風險，扭曲股市內在機制，導致股市齊漲齊跌，破壞股市的價值發現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無助于樹立股市風險自擔的投資理念。而干預股市的政策出臺和傳遞的時滯，極易誘導腐敗尋租、套取信息、謀取暴利的各種違法行為，嚴重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破壞市場規則，有損市場公平誠信原則。更有甚者，極有可能使前期各種監管措施的成果付之東流。因此，在當前股市發展的緊要關口，建立和刺激股市自身的協調糾錯機制已迫在眉睫。降低調控成本和風險
如果政府在此次股市大跌中保持沉默，各項監管措施依然我行我素，繼續整頓市場秩序，任憑市場自由運行，以消除投資者對"政府隱性擔保承諾"所形成的“政策性底部”的依附行為，樹立正確的投資觀念，其行為造成股市大跌的后果也是很嚴重的。首先，股市大跌將引起資產的嚴重縮水，據粗略統計，兩市由高點跌到低點，市值損失約1.5萬億元，而且股價暴跌，市盈率下降，上市公司融資成本提高；其次，股民的財富會隨股市的大跌而銳減，財富縮減效應的結果是減少消費，有悖于當前擴大內需、刺激投資的宏觀經濟政策。再之，股市暴跌將導致銀行呆帳增加，部分券商破產，引發債務糾紛。據統計，各證券公司的拆借、股票質押貸款約5000元-7000億元，私募基金及委托理財資金約7000億元，如以20%的跌幅計算兩者共損失約2600多億元，加之市場交易量下降，券商的傭金收入、自營收入下滑。結果一些證券公司將無法歸還銀行債務，私募基金和委托資金無法按期還本，部分券商將陷入支付危機，嚴重將導致破產，產生大量的債務糾紛，沖擊已經微弱的信用關系，危及金融穩定，同時，上市公司由于無法收回委托資金，盈利下降，股價下跌，市場信心進一步受挫，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合理出臺有效政策調控對股市健康發展十分必要。單一化政策難解決根本問題
在此兩難窘境，政府如何選擇恰當策略駕馭股市，意義深遠。10月23日，中國證監會宣布在“首發增發中停止出售國有股”，表明政府既沒有坐視不管，也沒有行政式地直接干預，而以恰當的方式在調控股市走向，由市場力量自救股市。而朱?基總理在文萊回答記者提問時,對“中國A股市場的不規范”所表現出來的強烈不滿態度，似乎也表明政府并沒有明確的救市意圖。但是，11月16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降為2‰的政策，卻具有明顯的“政府救市”構筑“政策底部”的味道，盡管說是與國際接軌(英國、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免交印花稅)。而市場對此的平淡反應恰恰說明中國的中小投資者的投資理念的改變和風險意識的加強，稅率的下調并沒有改變他們對當前股市的擔憂。從長期來看，下調印花稅率，降低交易成本是重大利好，但是投資者決定投資的主導因素并不是稅率的高低，而是對股票增長潛力的評價和對市場的信心。在我們的股市中，上市公司造假利潤、委托資金本息難保、券商挪用客戶保證金、偷賣客戶股票等各種違規違法現象普遍的情況下，投資者很難對股票未來現金流做出樂觀評估，同時，風險的增大也相應提高了投資者所要求的最低報酬率，因此，投資者對股市的趨升并不樂觀。更為嚴重的是對投資者信任的打擊和信心的摧毀，信心對股市的走勢尤為重要，特別是在我國。然而，政府的政策對市場信任的恢復和信心的樹立作用有多大呢?在我國上市公司質量低下、市場信心不足、系統風險巨大的情況下，幾個政策的出臺是否會像以往一樣扭轉股市的陰云天氣？理性的投資者是否會為了節約幾個交易費用而相擁入市？由此可見，不注重化解股市根本問題的單一化政策，其政策效果值得懷疑。有人說，中國的股市是成長中的嬰兒，需要大人的扶持和關愛，也有人說，不知跌倒痛楚的小孩，永遠不知走路時要小心。其實，政府過度干預的行政式“政府救市”行為和坐視不管的“不作為”的態度都是一種瀆職行為。因此，在入世后面臨資本市場開放的巨大挑戰的緊要關口，建立政策和股市的協調機制，以平衡股市規范和發展孰輕孰重的厲害關系、打破當前股市沉迷的局面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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