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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山
一、中國股市是什么?——中國股市在中國改革中的功能性分析
1、思路必須更新，方法上的問題：如果不自欺也不欺人的話，我們必須承認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非常之多，非常之嚴重。那么，究竟用什么方法來觀照中國證券市場的這些問題
呢?迄今為止，我們一直站在市場內部來分析中國證券市場，更多的是以成熟市場的標準來討論：中國證券市場應該是什么或不應該是什么。沿著這一路徑，我們已經走了太長時間，花費了太多精力。但坦率說，這絕對是一條絕望的路徑。因為這樣做，我們就可能忽略造成中國證券市場扭曲變形的真正的外部原因，而在我看來，這些外部的原因才是導致中國證券市場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所在。
按照"結構功能主義"的看法，證券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結構"是一定要服務于某種功能的。中國證券市場作為誕生以及成長于中國"改革"(我講的是現實中的改革，而不是理想中的改革)中的某種結構，它當然要服務于"改革"——這個當今中國最大的命題。更直接一點說，它一定要服務于中國改革中的"利益重新分配"的功能要求。正是這個巨大的外部力量才能也必然使中國證券市場嚴重偏離在成熟市場經濟中的功能，也就是我們喜歡的那種"應該是什么"的狀態。
所以，必須首先搞清楚中國證券市場"是什么"，我們才能更有說服力地告訴自己和別人：中國證券市場為什么會這樣。
2、中國證券市場是什么?注意，我的問題是：中國股市是什么，而不是應該是什么?或者換句話問，現在的股市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在迄今為止的改革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發揮了什么樣的功能?在((誰黑了中國股市))一文中，張維迎先生提出了非常有啟發性的視野，他把中國股市放在更加宏觀的改革背景中來看待。很顯然，在張先生的視野中，中國股市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系統。他認為：中國股市與其說是賭場，還不如說是尋租場。由于文章十分精彩，我必須將其主要觀點引述如下：(1)政府不斷地把屬于全社會的資源往股市里送，形成財富不斷地在股民與非股民之間的分配，而這個再分配比股民內部的再分配要厲害得多。(2)政府不一定是有意維持這個泡沫，而是沒有辦法，客觀上形成了所有進場的人都不會虧。
我非常同意張先生的分析思路，但我很難同意張先生的結論。我的結論甚至恰恰相反。我認為，政府不僅是有意維持這個泡沫，而且是主動推動這個泡沫。政府推動這個泡沫的理由相當多。有些是名正言順的，可以說出來的，比如國有企業改革，有些是不能說出來的，而政府維持和繼續這個泡沫的最大理由就是：為改革中的利益再分配尋找一個合法場所。張先生的推理中其實隱含了一個假設，政府是中立或比較中立的。但在我們看來，改革中的政府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政府是什么?政府難道是幾個出于某種改革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嗎?僅僅是中央政府中一個價值中立的精英集團嗎?顯然不是。一個權力沒有受到監督或受到很少監督的政府只能是既得利益集團(我不想賦予這個詞太多的貶義)。我們不能說盤據在權力鏈條各個環節中既得利益分子有明確的合謀，但他們對那些有利于保留和擴大自己既得利益的決策絕對有天然的默契。這就是左右中國證券市場的最大力量。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中國證券市場的泡沫為什么越吹越大，而不是越吹越小。雖然我們也看到，曾經屢次有使泡沫變小的努力，但都始終不能改變"變大"的趨勢。在"銀廣夏"和"康賽"的黑名單中，我們看到的幾乎全是各類政府和準政府官員，這很能說明問題。但這決不是特例。只要愿意睜大眼睛，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在每一個丑聞背后都有"權力"的影子。這大概已不是什么秘密。很明顯，在表面上波詭云譎的股市的幕后，有強有力的"權力"之手在按自己的意愿洗牌。
那么，中小投資者為什么愿意參與這個明顯不利于自己的游戲呢。在這一點上我也不能同意張先生的結論。中小投資者既無壟斷權力，又何來尋租之說?即使由于在股市中股民比較集中，客觀上形成了某種"集體投票權利"，但也絕對與尋租無緣。況且，股民與非股民之間的再分配也遠遠沒有張先生想象得那么大。我不否認，有中小投資者賺了錢，而且還有人賺了大錢。但這種財富并非是政府注入的外部資源，而是來自后來的中小投資者。這不僅與我們的經驗相付，在理論上也同樣可以得到解釋。要知道，股市不是一個玩一局就玩完的博弈，而是一個在時間上對未來開放的游戲，它永遠有未來。那些幸運的中小投資者用從后來者身上賺到的錢告訴后來者：看，你也可以跟我一樣。人們是樂于相信這類并不可靠的神話的。而中國證券市場的基數較小，"后來者"的隊伍相當龐大，所以這個擊鼓傳花的游戲還在玩。從總量上說中小投資者在這個市場中的"投入"要遠遠大于"回報"。"權力"只需要投入非常少量的資金就可以塑造足夠的"賺錢典范"和"資本英雄"，以吸引大量社會資源(不僅僅是中小投資者的資金)參與并維持這個游戲。
我的觀點非常明確，"權力"在不斷推動各種資源注入股市的幾乎同時，在中國證券市場中攫取了遠遠超過其"投入"的資源。操縱這個過程的就是轉型社會中有著強烈"利益再分配"沖動的權力。這個邏輯雖然冷酷，但卻很接近真實。實際上，有心者可以留意一下，在證券市場每一個暴富的故事背后，不是站著權力或接近權力的人。中小投資者的參與和存在不過是為這場臺面下的游戲增加了不容質疑的合法性而已。"權力"以及"權力資本"非常清楚，任何私欲(這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好)都必須假以"公眾"神圣的的名義，它們必須首先混跡于"公眾"的喧囂聲中。中小投資者不過是"權力"對抗可能到來的道德審判的某種"證據"，如果末日真的來臨，中小投資者就可能進一步淪為人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小投資者在中國證券市場中所收取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替人"洗錢"的微薄的中介費用。但總有一天，這種中介費用也可能拿不到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明白現實中的股市在中國改革中的定位，它能也只能服務于轉型社會"利益再分配"這個壓倒性的"功能"；它是也只能是完成這個"功能"的洗錢場所。這，就是中國股市與中國經濟，社會體系之間關系的全部秘密。
成熟證券市場之所以能夠達到"比較理想的"有效配置資源的狀態，與它外部權力"比較理想的"分配狀態是對應的，所以，要想中國證券市場逐漸接近"比較理想的"的狀態，就必須首先改變中國證券市場外部的權力分配結構。舍此并無其它的捷徑。
3、中國證券市場與國有企業：一個歷史的迷誤抑或是另外一個借口？談到中國證券市場的功能，我們就特別需要談到中國股市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因為這里面充滿了迷誤。
在談到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時，許多觀察家尤其是海外觀察家幾乎都一致認定，國有企業是造成中國證券市場當前現狀的一個重要原因。梁定邦先生在近期的一次談話中，就將國企問題列為第一項。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就象我們在上面已經論證了的那樣，中國證券市場是服務和服從與轉型期的"利益再分配"邏輯的。如果國有企業上市籌資是這種"利益再分配"的一個目標的話，那它也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次要的目標�；蛘哒f，它只是掩護"權力"進行"利益再分配"的一個借口(所謂社會保障的需要也同樣)。一個達到主要目標的手段。事實上，明確提出股市為國有企業融資的政策也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在98年明確提出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政策目標之前，這種聲音在證券市場中一點都不響亮。98年之后，由于國有企業脫困已經具有了時間上的緊迫性和強制性，中央政府對股市的依賴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盤據在股市中和已經發現股市"洗錢"功能的各類權力資本自然非常樂意迎合這種需要，以為股市爭取更大的合法性，拉大旗，做虎皮。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為國有企業籌資才成為"維持中國證券市場現狀"的另外一面更加神圣的旗幟。不管這個目標是否神圣，到目前為止，它還僅僅是一面旗幟。
98年以前，在國有企業上市趣聞中，我們經�？梢月牭竭@樣的笑話：我們的錢根本用不完，之所以上市是因為政府覺得我們唯一拿得出手的企業。98年之后，這種笑話變成另外一個版本：為什么上市，騙錢唄!我要澄清的是，中國股市從來就沒有"真心"把國有企業籌資當成一個目標，有了這種動機，證券市場為國有企業服務當然只能流于形式。不管最高領導人是不是這樣想。我想，我的意思已經很明白，我是在提醒大家注意，必須警惕下一個更加有"道德正確性"的口號：股市為社會保障服務。
二、什么是信用——在一個普遍失信的社會中，你能期望中國股市單獨成為信用的綠洲嗎？
1、成本最低的信用，一個文化上的解釋什么是信用?許多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解釋。但在這里，我更愿意強調信用作為一種文化的意義。從文化上說，信用是指人們對成文契約和不成文契約一種普遍的，自動遵守的狀態。所謂自動的是指，人們在守信時，根本不需要復雜的算計過程，文化早就告訴它，這樣做是好的，是成本最低的，是會得到報嘗的。除去了這種復雜的中間計算過程的行為，就會成為一種習慣，而當這種習慣彌散于社會所有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領域時，就會構成一種普遍的文化行為。作為文化上的信用，有兩點特別重要，一是自動，二是普遍。社會之所以要形成文化，乃是因為文化的行為是一種成本最低的行為。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人們都能借錢還錢，就省略了打官司的巨大的中間成本。
2、強制的信用，一個制度上的解釋如果社會中的少數人(注意我強調的是少數人)不遵守普遍認同的文化規則，就必須有作為作為制度的某種強制性手段出面，使這些人受到懲罰，付出代價。以維護這種低成本的文化運行。很顯然，強制性手段是作為文化的一種輔助手段出現的。它只針對少量的，不經常出現的違規行為。是一種高成本的運行方式。比如象銀廣夏，億安科技這樣的公司，只要有一個就夠股民和證監會受的了。而與這種高昂的懲治成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你可能根本拿不回什么，他們早就打算破產了。哪怕你使用最嚴厲的懲罰措施，讓它付出再高昂的代價。
3、我們是如何失信的?社會的普遍失信和關鍵的少數人的失信必須明確，中國證券市場的普遍的失信行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是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你很難想象在一個講求信用的社會中，會出現中國這樣的證券市場，反之亦然。如果社會中與股市中都存在強烈的失信文化，其結果必然是他們的相互強化。
客觀地講，中國社會中的失信狀態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泛濫。這里面的原因非常之多。但我想指出一個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關鍵的少數人"的失信。建立一種文化的最便捷的方式莫過于"關鍵少數人"的示范。所謂"關鍵的少數"就是指社會中特別具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群體和人物。而中國恰恰在這里被導進了失信文化的陷阱。看看我們社會哪那些集團和人物可以不講信用吧。恰恰是那些國有企業，權力資本，執法機關，恰恰是許多"成功人士"和"大人物"，恰恰是那些與"權力"有著各種密切關系的集團和個人。正是他們可以借債不還，可以該破產不破產，可以不講信用而不受懲罰，甚至獲得巨額獎賞。正是這批"關鍵少數"的惡劣示范，才導致了彌漫于整個中國社會的大面積的失信文化。"關鍵少數"之所以能夠得逞，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者大量的對"關鍵少數"的制度軟約束。但這已不是本文討論的范圍。
在精英分子都不對"失信"抱有恥感甚至沾沾自喜的時候，你能指望其他人恪守信用嗎?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老百姓對此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責任。最近的一個農村調查的結果表明，中國農村個人之間的借貸非常流行，但失信情況卻極其少見。這與我們主流文化中的失信趨勢形成了鮮明對照。對此，中國的文化建設者們真的應該感到恥辱。
4、信用，建立還是重建?如果我們把正在討論的信用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化規則的話，那么在中國，信用就根本不存在重建的問題，因為它壓根就沒有過。在我們的文化中，你即使可以找到某種可以轉化為現代信用的文化因素，但你絕對找不到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信用文化。因此，我們必須提醒自己：我們不僅僅是在股市里做修修補補的工作，我們是在給全社會提供一整套公民文化�，F代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公民文化才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最堅實的基礎。這是一項長期和極其艱巨的事業，容不得我們有半點沮喪，文化的演進向來如此。
在我看到這次討論的最新一篇文章中，陳彩虹先提供了一條建立這種文化的路徑。他的基本觀點是"必須借助強有力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權威"首先在中國股市中建立信用秩序，然后再將這種秩序擴展到全社會中。在陳先生那里，這種從股市內部做起的辦法叫做"以小搏大"。但問題是這種"以小搏大"的方法失敗的概率相當高。第一，"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權威"是否中立。我想我的這種疑問是有經驗和理論兩方面的根據的，如果外部的權威不能中立，股市顯然也無可奈何。第二，法律制度的確立與執行是需要文化中普遍的"支援"意識做基礎的，沒有普遍的文化認同，法律不可能有權威，更談不上執行了。所謂法不責眾，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失信"是一種眾人的行為，你就很難對這種行為進行法律懲處。起碼，你缺乏某種實質正義的支持。換言之，懲治"失信"的法律在普遍的失信文化中根本就很難有合法性。那些因為失信而獲得巨大利益的人根本就不會有道德上的壓力。而那些沒有因為失信而獲得相應收益的人也頂多只能感嘆自己的運氣不好。如果1000家上市公司有80%都處于失信狀態，我根本就不相信懲罰幾個銀廣夏能扭轉這種局面。我想，在看到銀廣夏連續跌停，參與者損失慘重的時候，更多的人更多想到的是：瞧，這家伙運氣真夠差的!我的意思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信用首先是從外部構建的。如果沒有整個社會的信用文化作為基礎，中國證券市場就算是短期內建設了一種良好的秩序，也遲早會被重新毀掉。執行制度的是文化中的人，沒有被信用文化"內化"過的人，制度的效果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也肯定會大打折扣。在諾思那里，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的適應性效益。
在中國整個20多年的改革中，公民文化建設的欠帳是最多的，嚴肅一點說，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大多數示范是相當負面的。惟其如此，這項工作才如此困難和令人生畏。我們很難期望，在一個"失信"的文化沙漠上為中國股市單獨建立一個信用的綠洲。換句話說，中國證券市場的失信，不過是整個中國社會失范的一部分。從外部和基礎上建設一個與未來社會相適應的公民文化，才是中國股市建立良好信用的必由之路。但這決不是股市本身可以完成的任務。(待續)
中國股市：結癥在市場之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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