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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
對于自由經濟來說，家族企業是個禍害，它將直接導致權力操縱
亞洲的家族集團像一座金字塔，企業分成四層，最上層是家族控股公司，第二層是私人公司，第三層是上市公司，第四層是現金收入及利潤公司。據統計，在亞洲九個國家中，
除日本外，上市公司最大股東分布，控股的股東都是家族企業。在香港，34%的市值被15個家族所控制，34%的市值是84%GDP的概念。
我們所擔心的一股獨大的問題，全世界不論是亞洲還是歐洲，都存在。沒什么大驚小怪，關鍵是它產生什么結果。家族企業上市之后，必然與地方官員勾結，借以登上權力的舞臺。沒有一個例外，這種官商勾結，這種不可避免的事實，損害了制度的有效性，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法制化，而且家族控股越大，越無效，越沒有法制，政府越腐敗。
1950年的菲律賓是亞洲最進步的國家，可現在家族勢力聯手席卷全國財富，致使現在世界各地都是菲傭。
1997年的泰國，亞洲金融危機，家族企業欠花旗銀行的私人債務最后全部轉為國債，他們所欠的債務直接由全體大眾來承擔。
香港李澤楷盈科數碼，股價一路下跌，年收入10億元港幣，就有3億元港幣的利息。最后變成香港電信送給香港人民的圣誕禮物，所有固定電話提高25%，由香港600萬的民眾共同來負擔。
我從來不反對私營經濟、自由經濟，但反對沒有監管下的自由經濟。因為這不叫自由經濟，這叫自由操縱。”
中國現在也出現“類家族企業”，這些企業把上市公司放在最中間，對下的投資形成利好消息，造成股價上升。不論是他直接控股的還是有其他關聯的企業，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創造利好消息。
經濟半小時節目，曾推出尋找優良的上市公司，有些涉嫌違規的企業也說歡迎來看看，看什么呢？郎教授說：“證監會抓不到不意味著沒有，證監會看不到，不意味著我抓不到。內幕消息是會帶動股價上升，用理論推理，我就可以判定他有內幕交易。”
推理取證要求你證明你沒做，這是繁榮股市的保證。
在美國，只要是出現了魯莽行為，美國證監會就可以推理你做了，而你要做的是，證明你沒做。因為證明你沒做一件事要比證明你做了某件事困難得多。這種推理意圖正是整部美國證監法最簡單的觀念，而推理取證也是其精華所在。正是這種觀念造成了美國市場的繁榮。但中國證監會還有許多讓人遺憾的行為，上市公司說他沒做，證監會幫他證明他沒做。小股民聯合起來控告上市公司，法院馬上停止受理，這是什么樣的保護機制，這是在縱容。
這種推理意圖式的美國監管源于3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他強調要加強監管。當時，美國公平交易委員長蘭德斯擬定法律，遭到美國華爾街的集體反對。他們認為“水清無魚”，千萬不要增強監管，這等于扼殺了他們的資源。而當時天佑美國，羅斯福堅決要加強監管，與華爾街企業各讓一步，加強監管，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卻是當時華爾街最大的炒家。由于這位炒家最了解當時的內幕交易，所以監管力度非常到位。接下來的兩任主席，是道格拉斯、蘭德斯。這才開辟了今天這樣的美國股市。
所以說，歷史的巨輪不斷重復著過去的悲劇，提出一個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百姓的法案，一定會遭到反對。所以中國也需要一個偉大的領導人的出現，雖然郎教授和大家一樣認為，等待戈多，需要耐心，機率很小。
因為郎咸平教授認為，中國的證券監管不能有過程，加強監管是絕對的、立即的。1932年的美國可以實行，中國為什么還要等更長時間。
當初的捷克、波蘭都面臨著加強監管問題。捷克認為“水清無魚”先把蛋糕做大不是很好嗎？到最后，捷克沒有國際投資的關注，到處都是捷克的“銀廣夏”、“猴王”。而波蘭加強了監管，證券市場欣欣向榮。
不要寄托上市公司的誠信，需要震攝性的信用監管
前一段時間，經濟半小時推出“誠信是金”，尋找最受尊敬的上市公司。海爾、聯想、中移動、萬科等等老總都出頭露面，提出誠信是最重要的，無誠無以立國。這樣搞誠信運動，無異于一場文化革命。而他認為，不能寄托上市公司的誠信，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需要誠信，需要的是震攝性的監管，讓你不敢不誠信。
凱立的案子，法院竟判證監會敗訴，理由是證監會違反法律程序。專業問題應該專業機構來做調查。會計師、律師來做調查，不合程序，所以敗訴。這個理由讓人匪夷所思。
這也從一方面說明：中國的法制系統非常落后。證監會對一個公司的調查，當然應全權信賴他的律師、會計師，這個事件很明確。
在美國，對有做假的律師、會計師，不需要審判，可以直接停牌，非常嚴厲。政策要求，要做就必須得做好。證監會的調查權力是受美國憲法保障的，憲法是國家大法，超越任何聯邦法院。調查權力是無限制的，不可能出現因程序敗訴的情況。
如果此案發生在美國，絕對是傾美國的財力和美國政府的權力打贏這場官司，讓對方的代價非常大，不敢亂來。也正是強大的監管，才讓美國人堅持誠信，美國人才有信用。
目前，中國股市，銀廣夏余波蕩漾，給股民造成什么樣的影響，股民到這個時候，才知道一份真實財務報表的可貴。不管蘭德斯理論多么偏激，他能說服股民加強監管的重要性。
我們還沒有受控于家族企業，加強監管，我們仍有希望
亞洲只有兩個國家有加強法制的決心，新加坡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還沒有受到家族企業的控制。中國有加強法制監管的決心，而且也是這樣做的，這不僅需要決心，還需要時間，不斷地去呼吁，需要不斷地去做。我深深地感到：每個老百姓都義憤填膺，都希望依法治國。因為短視的社會無法造就一個好的社會系統。”
當問及國有股減持，郎教授怎么看時，他認為國有股減持的方案和“一股獨大”的問題，都是中國粗糙決策的產物。做事情最大的毛病是拍腦袋。這個事情本來可以通過大量的研究機構做更好的基礎研究后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可以賣給基金。
可是事實上決策粗糙，就像“一股獨大”問題，就拍腦袋認為：二股獨大、三股獨大，來限制大股東，沒想到這個辦法在歐洲管用，二股東、三股東會站出來與大股東對著干，而亞洲任何國家都是大股東、二股東、三股東聯合在一起，對付小股民。
等侍戈多，雖然很困難，等待一個能立志徹底行使監管的權威雖然機率很小，但還是要等，因為目前證監會的問題，不是他不想做，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要有大變更。證監會與證交所要分工明確，證交所不能做監管，只是服務于客戶。證監會要與法律協調。對于家族企業，不能等他想做好的時候，再做好，必須進行法制化的約束，監管下的私營經濟，防止家族市場通過資本市場進行掠奪。
政府要樹立這樣的理念，不是保證每個股民賺錢，而是政府要樹立威信，保證股價真實反映上市公司的情況，小股民可以按照正確的信息來做選擇。
對上市公司要求要嚴格，上了市，就有了信托責任。股民把錢交到上市公司的手上，就要把事情做好，做不好就要受批評。而且情愿嚴厲，不能寬松。所以說，中國股市不缺錢，缺好的上市公司。
如果每個股民都更加珍惜一份真實的財務報表，更加珍惜一個好的上市公司，如果每個股民都有這個習慣的話，會給上市公司很大的壓力。我們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證券監管機構，不管他有多么遙遠，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有這種想法，我們才有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10月18日在招商局地產和證券時報主辦的半山海景財富論壇上的演講。錄音整理：李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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