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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以后，上海股市失守1800點牛熊分界線，1700點無聲而破，連1600點也岌岌可危，退回到2000年春節后三天的位置，股指跌掉30%。若扣除一年半中上市的新股和國企超大盤股所虛占的指數，目前大概只相當于1300點的水平，牛市成果可謂喪失殆盡。
人們不禁要問：近幾個月的股市連續暴跌30%的“病根”在哪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由于二級市場泡沫太多。我則以為，這只是“病”之表，深層的問題在于：
1、新股發行上市前就造假、造泡沫
由于中國股市中企業招股上市的目的不是為了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優化資源配置，而主要是為了圈錢，加上國有股“一股獨大”，因此，新股剛發行上市，就為日后二級市場的泡沫埋下了三大隱患。一是偽造業績，騙取上市資格。如早年有紅光、藍田、活力28、大慶聯誼、康賽、東方鍋爐、瓊民源、樺林輪胎，近又有華紡股份上市第二天就露餡。估計此類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不會低于10%。二是虛增業績，以滿足上市資格。估計此類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會有50%。三是以30—40倍的高市盈率發行新股，以40—80倍的市盈率增發新股，即在進入二級市場前，就存在極大的泡沫。一級市場的這個“病根”，無論是在以往的額度制、審批制下，還是在近年來的核準制下，管理部門都一味姑息，不塞住“病源”，卻不時地對二級市場的泡沫加以整治，頗類似于以前光治理蘇州河的水，卻不堵住排向蘇州河的污水管一樣的徒勞，遂導致二級市場“病情”惡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暫停發行新股的舉措是正確的。只有把假貨、泡沫消滅在上市之前，才能逐步把二級市場治理好。
2、國有股減持方案是引發股災的導火線
自公布了國有股捆綁式減持方案后，與流通股不同“股”(成本價)的“國有股”，卻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旗號，硬要與流通股同“權”(接受市場價)減持，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引起股指的暴跌。當擊穿了1800點后，便導致眾多機構的資金鏈斷裂，被迫爭相強行平倉，遂加劇市場的恐慌性拋售，嚇退買盤，使股指越走越低。
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觀點和“三個代表”的要求來衡量，前期公布的國有股減持方案，社保基金只在減持中拿到了幾個億，新股就發不出了，增發新股就無法實施了，短時期內，股指跌掉了30%，市價總值跌掉了15000億，流通市值損失了5000億，可謂因小失大。更嚴重的是，眾多的券商、機構、私募基金和上市公司因股市暴跌資不抵債，將申請破產，而有限責任公司只承擔有限責任，他們向企業的巨額融資和向銀行的巨額貸款(直接或間接)便成了逃債，將金融風險轉嫁到銀行身上，后果十分嚴重。這不是維護國家利益，而是禍國殃民。
因此，將要出臺的國有股減持細則，惟有改變原國有股減持方案，以凈資產為基礎，才是避免股災發生的關鍵所在。
3、在發展和規范的股市政策上老是走極端，加劇了股市的風險
記得1996年512點時，強調發展，而當年12月1258點時，《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強調規范，把44倍市盈率說成是“危如累卵”、“嚴重的過度投機”。而1999年5月《人民日報》又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再度強調“發展”，把44倍市盈率說成是與當時銀行利息一樣地具有投資價值，只是“恢復性的上升行情”，并要人們“滿懷信心，迎接中國證券市場的明天”。
2000年春節后，從香港請來了首席顧問，發表了《新千年開始之際的中國資本市場》，有關管理者也提出了“超常規發展中國證券市場”的口號。于是，發布了允許券商股票向銀行貸款，允許三類企業進入股市這兩個多年來被視為禁區的特大利好，眾多代客理財的私募資金應運而生，人大《投資資金法》起草組官員多次強調，應讓私募資金合法化。股市遂從1341點漲到2125點。2001年6月，再漲到2245點。
但是，2001年經濟學家指責40—50倍市盈率是泡沫經濟，管理層又來了一個超常規整頓規范證券市場，嚴查銀行違規資金進入股市，并將私募基金貶為與非法集資同類，并超常規地“打假”、“擠泡沫”，造成了市場的恐慌和懷疑一切，希望在一個早上把中國股市的市盈率降低到成熟國家股市的水平，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這里面難道就沒有管理層的責任？
其實，正如發展不能“超常規”而應“摸著石頭過河”一樣，規范也不能“超常規”，一蹴而就，也應走一步看一步。資本市場的泡沫是不能徹底捅破的，也應有適當的泡沫。即使要減少泡沫，也應有一個歷史過程。
為了拯救當前頹勢不堪的股市，我認為，當前刻不容緩的是，對“違規”資金和私募基金不能搞嚴厲打擊，限期退出(事實上也不可能如期安全退出)，而應使之逐步規范化，走上法制的軌道。
而上述三個病因，核心的問題是國有股減持方案。如仍不改變，堅持與民爭利，那么，投資者是懂得“用腳投票”的道理的，到頭來。中國股市發生股災，將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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