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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內一家權威的證券研究機構聯合評出了中國最具投資價值的100家上市公司，中集集團位居首位。中報顯示，中集集團的中期每股收益0.996元，業績排名上市公司第一。中集集團的表現受到國內證券研究機構和市場的普遍關注。在關于上市公司“誠信”問題的大討論中，投資者更關心的是：中集集團的業績是否真實可靠？中集集團的經營是否規范透明？中集集團的強勁增長勢頭是否能夠持續？中集集團的經驗有沒有普遍意義？帶著這些疑問，我們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集集團獨立董事蕭灼基教授。
吹盡狂沙始見金
記者：最近“造假”、“圈錢”和“變臉”成為股票市場中打擊股民信心的主要力量，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蕭灼基：上市公司中“造假”、“圈錢”和“變臉”的現象確實令人痛恨，監管部門也正在加大打擊力度，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持續治理后，會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其實，這也是一件好事。在股市快速發展過程中，魚龍混雜的現象往往難以避免，一些人在賺錢的沖動下不惜違法違規造假，一些投資者由于信息不對稱，很容易被“造假”的上市公司蒙騙，對于“圈錢”的上市公司也不容易識別真偽，對于“變臉”的上市公司更是難以把握。在這次治理整頓中，實際上是政府部門和傳媒在幫助股民選股。不好的企業被剔除之后，具有投資價值的企業就凸現出來了。
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者，不應該被一時的市場情緒所影響，而應該任何時候都保持清醒的頭腦，努力尋找成功的機會。從宏觀面上講，“九五”期間，中國經濟雖面臨嚴峻形勢，但仍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一枝獨秀的領先地位，未來的發展更是無可限量；從微觀面上看，在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造假”、“圈錢”和“變臉”的企業只是少數，中國上市公司的大多數還是好的，值得信賴的。
記者：您說的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投資者，誰都不愿意用自己的錢為市場挖雷，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血汗錢投在極少數弄虛作假、蒙騙股民的上市公司身上。
蕭灼基：當然，上市公司中造假、圈錢、變臉的現象還會有。但是，一方面，隨著監管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市場行為的日益規范，這類公司會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投資者也要學會識別上市公司，不僅要具備一些打假的常識，而且要做一些深入的調查研究，傳媒界也要加強監督。
記者：現在上市公司造假的技術已經越來越高明，銀廣夏等基本上已形成造假的系統工程，一些機構投資者都無可奈何，更不用說普通投資者了。“授人以利，不如授人以器”。最近，中集公司也提出增發新股的申請。您作為經濟學家，又是中集的獨立董事，請就如何辨別上市公司的良莠和中集的增發問題談談您的看法。
蕭灼基：這個問題相當難。我只能談一些比較原則的想法、談一些具體的事例供大家參考。
一是要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比較系統、周密的分析，在分析中了解和判斷其經營業績的真實性。有些企業經營業績大起大落、出現異常，有些企業利潤來源不明不白，有些企業經營活動若明若暗，對這類企業就要加以小心。相反，一些企業信息披露及時準確，經營活動十分透明，經營業績持續穩定發展，重大事項明明白白，這類企業值得依賴。
二是要對企業的高管人員有較深入的了解。很多造假的動機來自于上市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尤其是核心管理人。中國二十幾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在成功企業的背后，都有一些優秀的企業家。因而，在辨別企業的時候，作為投資者要認真研究這個企業的領導人，看他在發展歷程中，是不是很誠實、很講信譽，有機會的話最好是與他們面對面或者在互聯網上談一談。我就與中集集團的高管人員進行過多次交談，我發現，他們對于中西方“信譽”觀念的差別有著較深刻的理解。正是靠著這種理解和一種不服輸的精神，他們把中集打造成了一個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企業。
尋找陽光下的企業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確定有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對成功企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但是，把信心建立在個別企業家身上，總有一種保得了一時、保不了一世的感覺。作為投資者也不可能整天監督企業家的行蹤，碰上像銀廣夏那樣登峰造極的造假者更是難辨真偽。
蕭灼基：這就是我下面要講的造假的條件問題。在投資的時候，我們要深入研究公司的治理結構和監督機制。對于投資者來說，企業家可能比較難把握，但是可以通過深入細致的調研，分析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和制度環境，看一看它有沒有造假的土壤。這里我們可以以中集公司作為典型案例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中集董事會的決策機制。現在有些企業董事會不“懂事”，但中集董事會較好地發揮了作用，這與它的股權結構較合理相關，即主要股東較均衡持股，形成了有效的權利制衡。1980年初，丹麥寶隆洋行與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資300萬美元組建了“中集”，雙方持股結構為50%：50%。1987年“中遠集團”受讓了丹麥寶隆所持有的中集集團大部分股權，新的股東結構為：“中遠”持45%，“招商局”持45%，“寶隆”持10%。主要股東均衡持股的格局從此形成。1992年12月，中集以定向募集方式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上市后，中集的股本規模逐漸擴張，由最初的6400萬股，發展到現在的34020萬股。股本結構和數量雖幾經變遷，但其主要股東均衡持股的格局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在董事會會議上，有代表大股東利益的“中遠”和“招商局”，有代表中小股東利益的“寶隆”。最近，雖然“寶隆”逐漸退出，但是又新進來三位獨立董事。在這種股權結構中，兩大股東之間形成了一種較好的權利制衡機制，在重大決策中都必須與其他股東協商。在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有利益沖突的時候，中集的持續健康發展成為協調沖突的潤滑劑，只有在中集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上，大股東才能得到穩定可靠的紅利，小股東期望的新增長點才能在二級市場上形成實實在在的題材，從而降低資本利得的風險。這種股權結構基本上處理好了大、小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關系，保證了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可靠，避免了大股東對經理層的不正當干預，使董事會的決策能夠比較科學、公正和合理。
其次我們來看看中集的職業經理人機制。從中集的職業經理人機制看，經理層不僅擔當了持續健康發展的重任，而且有效地抵制了可能來自大股東的“短視”行為。對職業經理人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更難解決。但在中集，這種激勵和約束處理比較規范和合理。中集所實行的目標責任制較有效地把激勵與約束、報酬與效益、長遠利益與近期利益、股東權益與經理人待遇結合起來。自1991年起，作為股東利益代表的董事長已經更換了幾任，但是其總經理和管理團隊基本保持穩定。
再次我們來看看中集的監督機制。作為一個國際化的企業，對中集的監督可以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大部分。外部監督包括：中外銀行等金融機構、中外法律、中外會計、中外審計、中外客戶等機構和海關、外管、稅務及其他政府職能部門等；內部監督包括：監事會、薪酬委員會、大小股東、獨立董事、工會、黨委、企業內部審計等部門。此外，還有董事長的授權機制和審批人之間的相互監督機制等。例如“簽支票”是一件很簡單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許多企業一般是總裁一個章，財務一個章，一個公章，中集的支票卻沒有章，而是實行簽字制度，責任落實到人。簽字人分為兩個小組，即A組和B組。A組是管理層，B組是財務層，必須兩個層次各有一個負責人簽字，但是支票的管理卻不在這兩個人手里，在出納和會計手里。一般的流程是：從出納到會計，從會計到B組，B組簽完字才拿給A組簽，經過這么一個復雜程序，支票才能生效。顯然，在這樣一個多重把關責任對人的嚴格制度環境中，造假、舞弊的成本是相當高的。
可以說，中集的監督是持續的、全方位的立體式監督。中集的管理層感覺到監督是一種讓企業的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處于鏡子照射下的環境中，稍有一些違規行為就意味著失去資金、客戶等一些繼續發展的必備條件，甚至是企業倒閉。
這個制度環境的特點在于它的國際性，在目前階段，這種國際性相對于國內監督機構而言具有很強的剛性。大家都看到了網易的案例，雖然中集沒有在國外股票市場上市，但是他的運營資本的絕大部分卻都是來自國際金融市場，國際上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和監督機構對中集的監督是很嚴格的，如出現違規或造假，企業的生產經營將面臨災難性的打擊。
記者：對于投資者來說辨別真假的要點問題基本上解決了，現在我們來關注一下“圈錢”問題。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增發新股成為影響二級市場走勢的重要因素，為了增發而去找項目的現象愈演愈烈。為了不錯過“圈錢”的良機，趕上增發熱潮，一些上市公司沒有項目也要編出項目。尤其是一些“棄配追增”的項目，更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至少沒有經過充分論證。股民對這種“圈錢”方式極其不滿，如果以中集為例的話，我們發現增發新股的名單中也有中集的影子。對這一問題您是怎么看的？
蕭灼基：在公布增發的上市公司中確實有良莠不齊的現象。增發是一種工具，用在好企業手里就是推動企業持續發展的推動器，用在壞企業手里就是股市資金的蒸發器。我們不能把所有要增發的上市公司一棍子打死。
關鍵是把握住兩點：一是什么樣的企業在增發？二是增發后，這些錢用在何處？這里面的情況很多，需要做大量的調研工作，聽取各個方面專家的意見，分析企業的發展狀況和發展前景等。
風物長宜放眼量
記者：市場機制就是要讓優秀的企業得到最需要的資源，但是，從中國股市十余年的發展看，一些優秀的上市公司目標也很遠大，可就是富不過三五年，“競爭激烈，價格下降”似乎已成為這些上市公司利潤下滑甚至虧損的標準解釋，不論是酒類、醫藥補品，還是家電、通訊企業，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這樣的例證。令人非常惋惜，讓投資者感到心痛。
蕭灼基：這實際上是企業的持續發展問題。從世界上的百年企業來看，一些成功經營上百年，能夠經歷各種風浪的企業，都有一些核心的東西，即所謂發展基因。從中集看，雖然企業發展時間不長，但已經明顯看升，一些能夠持續發展的基因，也就是中集的三個平臺：管理平臺，技術平臺和核心能力延伸平臺。
從管理平臺看，中集擁有一整套較科學、嚴密的成本控制系統。首先，精細化科學目標管理是中集成本控制能力的核心，成本降低是個持續改進的過程。中集每年的成本降低都有指標，一方面是材料成本和計劃成本。每個產品生產出來用多少材料，每種材料的價格多少都很清楚。把這個作為計劃成本，用實際做出來的成本和計劃成本相比，找出差距，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叫做單箱“四費”。把單位產品的制造費、管理費、財務費和人工費等列成一個總指標，要求把4項費用控制在一定范圍，每年都要下降。各下屬企業根據自身的情況去創造性完成。
其次，不斷強化規模優勢，中集集團通過實行四統一，來降低采購、運輸、生產和資金四大成本。統一原材料采購，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重新構建企業價值鏈，實現了原材料價值最優化；統一安排生產，充分利用布局均衡的優勢，降低空箱運輸成本；統一對下屬公司進行成本考核，規范生產流程；統一資金調配，運用國際通行的融資手段，實現財務結構最優化。
現在，中集的管理已從缺乏“完整系統”的“本能需要”階段發展到主動引導、系統規范的“程序管理”新階段。比如中集的目標考核，從無到有，從有到逐步完善并不斷細化、加大力度。現在又由于基礎的改善，觀念的樹立，逐漸又將考核放粗，推行目標管理、淡化考核，乃至追求以后取消考核管理，從“必然”向“自由”邁進。
從技術平臺看，中集的成功不僅在低端產品上確立了穩固的行業地位，遙遙領先于競爭對手，而且在行業的高端也取得了優勢地位，在集裝箱制造業內的技術開發上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這與國內彩電行業的發展狀況比較相似，集裝箱行業的價格戰主要也是在行業的低端進行，也就是標準的干貨箱領域。與國內彩電行業不同的是，集裝箱的高端領域，也就是附加值高的冷藏箱和特種箱的技術優勢也在中集手里，并在國際市場中占據著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可以說，中集就是集裝箱制造業里的“東芝”和“松下”。
從核心能力延伸平臺看，我國的大企業與世界500強中的制造業巨頭相比，相差好幾個數量級，因而急于做大，但令人遺憾的是“大企業病”隨之而來。許多大企業只追求大而不追求強。與他們不同的是，中集不僅是一個國際化的企業，而且其凈利潤率和資產收益率已名列世界制造業前茅，正在實實在在地向大而強目標發展。中集的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具有發展的潛力，向更大的空間發展。而且，與集裝箱生產有類同之處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為中集核心能力的延伸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總之，中集經過十幾年艱苦努力構筑的這三個平臺已經成為中集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必須強調指出，我們的資本市場正處在發展階段，上市公司的素質和盈利能力正在逐步提高。目前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許多問題正在逐漸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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