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代理紅光案
除了從法律上論證股東訴紅光造假案應由人民法院管轄，代理律師還想辦法讓證監會就此出具公文，稱當事人就自己財產損失要求加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依法應由法院按照訴訟程序解決
張志雄(以下簡稱張)：作為中國股市訴訟第一案(“紅光實業”)的律師，你能否介紹一下其中的情況？
嚴義明(以下簡稱“嚴”)：10年前中國股市開設后，我也買了一些股票。雖然買的不多，但發現上市公司在做的許多事情實際并未披露。之后，我就去日本留學。由于感覺在中國這個市場上有這么多人上當受騙，而幾乎沒有人去保護他們的權益，或者說，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因此，在日本，我選擇的是《公司法》、《證券法》方面的律師實務，1998年8月底，我回到上海。果然當時報紙上陸續披露出紅光實業、國嘉實業造假行為，而且不少人就公司經營者、上市公司應對投資者承擔的責任刊登了文章。
國嘉實業受損的人比較少，而紅光實業被揭發后，股價就一下子跌得非常厲害。其中一個小股東買了幾百股，損失了幾千元。我就選擇了他作為嘗試。選擇他的理由是爭議本身比較小，相對容易被法院接受審理。之后，這個案例就被告至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浦東新區一開始認為這個案件不能受理，讓我回去等通知。后來法院通知說，他們研究過這個案子，認為還是不能受理。我當時就對法院工作人員說，要是不受理，能否出個裁定，我們可以繼續上訴。經過反復交涉，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終于受理了這個案子。后來媒體報道了此事。其中有媒體認為紅光案例是否會形成多米諾骨牌現象，估計法院在看了類似報道后，非常慎重，把這個案子逐級上報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當時沒有書面指示，但是有口頭指示，這類案子暫時不予受理。
紅光官司是1998年年底告上去的，到1999年4月份，浦東新區法院發出裁定通知。當時是法官親自拿著裁定到當事人家中，這非常罕見。而作為當事人的全權代理人，1998年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拿到裁定書。這是不太正常的。
法官把這封信拿到當事人家中后，又當場讓當事人在送達筆錄中寫明不再上訴。當時很多當事人認為，不應該屈服于法院這個不符合道理的判決，應該繼續訴訟。于是我在這其中挑選了10個人，代理他們又到浦東新區法院準備上訴。
一開始，法院連材料都不肯接收，經過交涉，最終接受材料，但很快裁定不予受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準備上訴。上訴是基于裁定書所指的法院不予受理的理由，即投資者所受的損失與虛假信息之間沒有法律上因果關系，同時這類案件不屬于人民法院管轄。
針對這兩個理由，我們積極準備上訴材料。第一，是否具有因果關系。關于這點，法律有非常明確的規定。當時《證券法》還沒有正式頒布，但1993年頒布實行的《股票發行和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17條、第77條就指出，發布虛假信息，責任者應對受損的投資者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法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規定就是基于有這樣的因果關系。
有關禁止證券欺詐行為的行政法規中，也規定禁止發布虛假信息致使投資者造成損失這種行為。“致使”這兩個字畫龍點睛地指出了損失和虛假信息之間的因果關系。按照當時的法律，毫無疑問，因果關系是成立的。
在我們準備上訴過程中，《證券法》也正式頒布了�！蹲C券法》第63條中也使用了“致使”兩個字。明確規定虛假信息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發布虛假信息者應承擔連帶責任。而無論時間先后，法律本身如何描述，不可能一個法律有因果關系，另一個不存在因果關系，因果關系總是客觀存在的，法律本身只不過對因果關系做了再一步的確認。而這種確認并不妨礙因果關系存在的客觀性。
針對這類案件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管轄，我們從法律上進行了論證。投資者的投資損失是一種財產損失，財產損失屬于民事損失。無論是1993年的法律還是之后的《證券法》，發布虛假信息者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受害者就自己財產損失要求加害者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毫無疑問，按照民事訴訟法與憲法規定，此類案件就應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法規定加以受理。另一方面，我們請了北京的一位紅光受害者向中國證監會反映，證監會就出了一個文：中國證監會已就紅光一案就紅光違反行政法問題做出了行政處罰，至于當事人就自己財產損失要求加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依法，應由法院按照訴訟程序解決。這其實無論從法律上還是相關行政機關態度上，都表明了這一類的案件應由人民法院受理。
做了這些準備后，我們又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秉承了高院的口頭指示，第一中級法院也不予受理。之后，繼續有投資人希望向法院提出訴訟。我們選擇了向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經過法院審理，該法院認為該案件符合法律規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條件，決定正式受理此案。非常遺憾，雖然該法院在2000年1月27日出具了正式受理的證明，但后來在上報過程中，發現最高法院有過指示，不能受理該案。于是，在當年3月13日，成華區人民法院下裁定不予受理此案。
紅光一案的受害者最近也在觀望，一要看銀廣夏一案的處理結果，哪怕最終法院同樣不受理銀廣夏一案，他們也會繼續申訴，要求再審。
民事賠償與尋求平衡
當一個國家經濟不夠發達時，經濟效率很容易暫時壓倒公正原則；并且包括法院在內，整個社會還會分不清楚投資風險和因為虛假陳述致使證券投資者遭受損失之間的區別
張：中國證券市場第一起民事賠償案在處理過程中受到了一些挫折，請你概括一下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情況？
嚴：實際上原因非常多。從宏觀角度，國家始終考慮兩件事：公正、效率。在證券市場建設之初，國家經濟不夠發達，有關上市公司經濟實力不強，需要有一個機會給其比較大的發展。這時候，國家考慮得多的是經濟效率。在社會經濟相對發展，國家有余力考慮公正之時，它才會去考慮社會公正。平衡這兩者的關系實際上取決于社會發展程度。
由于當時社會發展的程度，只能讓國家多考慮經濟效益，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犧牲社會公正的。就紅光上市背景而言，紅光上市客觀上是當地政府一手操作的，如果要告一些單位，僅僅告上市公司、經營者，同樣存在是否公正的問題。當地政府是否有責任，證監會是否有責任，確實都是問題�？陀^上，就很難把公正真正做到位。
從微觀的法院層面看，當時整個社會對投資風險和因為虛假陳述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之間的區別并沒有認清，一味認為這都屬于投資風險。當然，受理案件的法院最終認同我的觀點，即虛假信息導致投資者遭受損失應當由上市公司承擔民事責任。但當時主流觀點并不這樣看。
同時法院本身在人員配備、組織結構上并沒有很好的準備。客觀上，就某一個上市公司所負民事責任提出索賠，考慮到社會公眾股的持有人比較分散和眾多，這樣會加大法院處理案件的事務量。
客觀上，在改革、穩定、發展三者之間，我們國家一直在尋求一種平衡。尤其是法院從自身層面考慮，如果一旦某一上市公司投資者在自己轄區內提起訴訟，就會造成大量同樣的受害人到該法院起訴，萬一這種活動控制不好，會影響到轄區內的穩定，因此，法院也會有類似的擔心。
內華達州的吸引力
如果一個案子數個法院均可管轄，當事人會選擇其中之一提出訴訟。做這種選擇時當然會考慮諸多因素，比如訴訟是否方便，法院的傾向以及法院在某一專業領域的素質
張：在美國，有些州法院專門吸引一些民事訴訟案的申訴，比如20世紀80年代有關上市公司惡意收購方面的糾紛人們大多會去內華達州法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種處理方式在中國適不適用？
嚴：無論在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一個案子數個法院可以管轄，當事人可以選擇其中之一提出訴訟。
在紅光案例中，上海浦東新區法院、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法院都屬于有權管轄的法院之一。公眾選擇某一法院其實要考慮諸多因素。比如訴訟的方便、法院的傾向以及法院在某一專業領域的素質。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剛才所說的情況，投資人都會跑到內華達州去。
事實上，有權管轄的法院依法必須受理申訴，因為司法解決是解決某一事件最后、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對某一爭議司法不解決，講得重一些，無論在中國或是美國，這個社會很難說是公正的。當然，由于目前法院的因素，造成紅光、銀廣夏案例無法受理，并不就代表這個國家暗無天日。但至少它會在投資者心里上造成類似的感覺。一旦在投資者群體中造成這樣的感覺，根本上會影響社會穩定。
實際上，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是建立在社會公正基礎上的。從整體、長遠來看，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只能以實現社會公正為基礎。如果在我們證券市場上不能實現“三公”，這個市場乃至社會將非常危險。20世紀90年代中期，阿爾巴尼亞就出現因非法集資崩盤導致公眾騷亂的狀況。
張：對地區法院而言，專門受理有關上市公司的民事訴訟案是否有積極性，如果我國高院同意地區法院接受此類案件受理，法院是否還會以事務性工作繁忙推脫？
嚴：這首先是觀念的問題。即法制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法制工作者的精神中去。如果純粹依照法制精神，哪怕這個案子再難，法院也應受理。
舉一國外案例。日本前首相田中因為觸犯刑律遭到起訴。當初把這個任務交給日本檢察院中的一位檢察官。這位檢察官被日本檢查系統公認有機會做總檢察長，當時，這位檢察官毫無疑問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很明白，這樣的選擇就等于同日本最大的執政黨做斗爭，一旦該執政黨黨首被抓出來，意味者其仕途的終結。原本有機會做總檢察長的一個人，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公眾對檢察官的信任，寧可個人做出犧牲。也就是說，在個人前途與社會公眾對法律信任的平衡中，包括檢察官、法官、律師都有責任選擇社會公正，而在這一點上，目前我國確實差強人意。
張：從我國一些經濟案例可以看到，一些當地政府、地方法院不光沒有很好保護投資者利益，對債權人的利益也沒有很好保護，這是什么原因？
嚴：這個原因非常復雜。除了社會總體的公正與效率的問題外，它同法制精神、法律本身沒有被大多數人理解接受有關，比如《公司法》1993年就頒布實施了，在此之前，實際上1983年的《民法通則》就已經初步確立了法人的獨立責任制度。對我國企業而言，從國營到國有是一個進步，但這種純粹由法人承擔責任的概念上的進步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進步到《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的概念，即經營者責任這個層面上。
因為純粹強調法人責任，而不注意到經營者責任，那就很難做到經營者以全體股東或公司利益為最大化，就可能出現經營者為維護大股東利益而犧牲公司總體利益或犧牲其他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這是最根本原因。
怎樣建立經營者對股東、公司及債權人的責任制度，這是我國法制面臨的問題。這樣講并不意味著我國沒有這樣的法律。首先是法律沒有被充分執行，其次法律本身缺乏操作性的細節。
訴訟銀廣夏有備而來
對銀廣夏起訴的證據搜集已初步完成，接下來就是選擇合適的法院起訴。這個案子適宜于簡單化，就是說法律怎么規定就怎么做。而對這類的案件，我國法律已有明確規定
張：這次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代表銀廣夏股東向公司提出民事訴訟，你們有什么準備？
嚴：目前來講，我們已初步完成對銀廣夏起訴的證據搜集。接下來的工作是選擇合適的法院來起訴。我們考慮，這個案子還是適宜于簡單化，就是說法律怎么規定就怎么做。對這類的案件，我國法律已有明確規定，除了《證券法》第63條規定，虛假信息披露者應對受害投資者承擔賠償責任外，2000年10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亦頒布了一個司法解釋，其名稱是《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案由的規定》�！兑幎ā分械�166項案由，就是證券市場虛假信息糾紛案。
我們可以直接套用這項案由的規定：首先，該案件應由人民法院管轄；其次，該項案件案由就是證券市場虛假信息糾紛案。所以，從道理上，人民法院應該受理此類案件。
現在市場上有觀點認為指控其作假證據還不充分，應由中國證監會最終做出對其作假行為的處罰來證明銀廣夏的確存在作假。但從我們的證據和角度看，現階段認定銀廣夏作假已有非常充分的證據，主要體現在銀廣夏通過不同的途徑和方式發布公告，承認自己作假。需要明白的是，一方提出的一個主張，是需要證明的，但對方如果承認，就不需要證明。就銀廣夏目前承認的有關事實，就可以作為對其起訴的依據，這一觀點已征得了一些法院專家的同意。
張：投資者應向銀廣夏如何索賠？
嚴：就投資者而言，只能就自己財產損失提出要求。因為在民事訴訟中，投資者只能要求民事賠償責任。就具體損失賠償金額來說，按照國際通行辦法，如果投資者已拋掉股票，賠償金額應是賣出價與賣入價之間的差額。如果沒有拋掉，賠償金額應是買入價與起訴前一天收盤價，或是起訴當天的開盤價之間的差額。
如果在造假披露之前，投資者就拋掉手中股票，則不應去起訴。因為很難認定虛假信息與股價下跌之間的因果關系。實際上，虛假信息披露前的股價漲跌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波動，它與作假被揭露后股價可能出現的暴跌還是有差異的�？陀^上也應認識到這種差異，加以區別。
考慮到中國目前法律環境的不確定性，有投資者在造假揭露后就拋掉了銀廣夏股票，針對這種情況，不難界定這種損失。一方面投資者每次的交易都由中央結算中心記錄，可以證明投資者曾經買入并在其造假敗露后造成其損失。交割單、對賬單都是證據。而索賠金額應是賣出價與當初買入價之間的差額，這點非常重要。在目前這種環境下，許多投資者并不是不想起訴，而是擔心起訴失敗會對其造成更大的損失，只能在造假揭露后就拋掉銀廣夏股票，由于交割單、對賬單都可以作為證據，因此投資者要向上市公司索賠，并不只限于在判決出來之后才能把手中股票拋掉。
訴訟三九醫藥有據可依
像三九醫藥這樣大股東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嚴重事件，毫無疑問已侵犯公司其他股東的利益，上市公司本身及其他中小股東應拿起法律武器，告上市公司經營者及其大股東。而在這點上，有非常清晰的法律根據
張：近期證監會公告的三九醫藥大股東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資金事件，是否有披露虛假信息之嫌，有無法律條文可以對其起訴？
嚴：大股東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毫無疑問已侵犯公司其他股東的利益。其中，大股東及代表大股東利益的三九醫藥的經營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上市公司本身及其他中小股東應拿起法律武器，告上市公司經營者及其大股東。
在這點上，有非常清晰的法律根據。《公司法》第36條和第59條規定，違反忠實義務，違反法律法規規定致使公司遭受損失，公司經營者應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應和公司的損失相當。此外，《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十條》亦明確規定，對自己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與股東，股東與股東，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可以互相指控，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實際上是被每一家上市公司所采用的。同時《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應對公司、公司股東、公司經營者有約束力。這也就是說，受損的中小股東可以起訴大股東及上市公司經營者。
張：在三九醫藥事件中，董事是否應當承擔相關責任？
嚴：事實上，上市公司經營者、董事除了需要承擔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外，還需擔負三種責任，即執行責任，監督責任，決定責任。就公司某一筆資金是否借給別人，只要有過董事會決議，只要個人沒有明確反對，每個董事都負有決定責任，即他參與了這個事件的決定。哪怕沒有通過董事會決議，經營者擅自做了決定，董事還是負有監督責任。即每位董事必須認真、謹慎、勤勉地履行責任。在履行責任過程中，每位董事應去發現總經理或其他經營者的犯法行為，并通過適當的途徑制止他。如果沒有制止過，董事顯然就沒有履行其忠實義務，或者說是監督職責�！豆痉ā芬幎ǖ梅浅Ｇ宄�，除非在決議中，董事個人簽字明確表明反對以外，董事會成員都應承擔相應責任。
中介機構必須承擔相關責任
很多中介機構也參與了上市公司作假及侵犯中小股東權益的行為。《證券法》、《公司法》均明文規定，相關中介機構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張：從紅光實業，銀廣夏到三九醫藥，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承銷商等中介機構，在法律上是否都應承擔相關責任？
嚴：由于目前法制建設不盡如人意，同時在利益驅動下，很多中介機構也參與了上市公司作假及侵犯中小股東權益的行為。對此，《證券法》、《公司法》都有明文規定，相關中介機構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銀廣夏案例中，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并沒有被列入我們的訴訟名單中。這主要考慮到簡化案件本身。銀廣夏出來公告說自己作假，但相關會計師事務所本身并沒有公開承認自己作假。其次，在我們訴訟的時候，對會計師事務所作假的認定現在也沒有出來，所以，告會計師事務所目前證據是不充分的。但反過來，告銀廣夏證據是充分的。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簡化案件，先告銀廣夏本身。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介機構無需承擔責任，只不過這次暫時不被列入被告。
私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張：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與小股東私了這種情況？
嚴：近年來，中小股東權利意識的覺醒發展得非�？�。有一個案例，一小股民狀告上市公司后，公司希望賠點錢同其私了，但小股東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不要你的錢。因為小股東要的不是經濟賠償，他要的是股東大會決議無效。所以當時并沒有接受上市公司私了的建議。
張：剛才提到中小股東權利意識覺醒得非�？�，提出上訴的銀廣夏中小股東可能不多，但三九醫藥的中小股東可能會很多。在國外，有一種稱為集體訴訟的上訴方式，一旦有一例小股東贏了官司，則法院的判罰結果就適用于其他所有股東。在中國向上市公司索賠，是否亦可套用“集體訴訟”這種模式？
嚴：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其實對此已有明確的規定，但專用名詞不叫“集體訴訟”，而稱之為“共同訴訟”�！睹袷略V訟法》規定對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的，訴訟一方人數眾多的，可以推舉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的法律行為對其他人產生法律效果，其他人哪怕沒有參加訴訟的，在有關判決生效之后，亦可以提出申請，由法院裁定適用前一個判決。
不告就是放棄民事權利
“不告不理”是處理民事案件的原則。不主張就不支持，如不主張，損失再大也得不到保護，法律就認為你放棄了自己的民事權利
張：如果有一例中小股東成功的訴訟案后，其他受害人應該做什么呢？
嚴：民事權利有一個特點：不主張就不支持，你必須有一個主張的行為才能得到支持。所有的中小投資者，包括銀廣夏、三九醫藥只有主張了，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如不主張，損失再大也得不到保護，法律就認為你放棄了自己的民事權利�！安桓娌焕怼笔翘幚砻袷掳讣脑瓌t。
應該說，“共同訴訟”的案例并不局限于證券市場。比如前些年，上海天山地區的遼原化工廠，一則設備事故引起有毒物質大量外溢，致使周邊居民共同訴訟廠方，法院的判決就適用于每一個提出上訴的居民。
應該說，如果法院受理了股東訴銀廣夏案件，原告就不太可能敗訴。但目前為止，并沒有得到法院將肯定受理此類案件的訊息。客觀地說，現在法院受理此類案件的概率要比當時的紅光訴訟案高得多，但這樣說并不意味法院立即會受理此類民事訴訟案。據說，最高法院目前在做更為具體的司法解釋，也是積極地從受理角度進行研究探討。
張：假如這次銀廣夏案一如紅光案，法院沒有受理，一旦幾年后，法律對此有了明確的司法解釋，當初的上訴是不是失效？
嚴：事實上，法律是沒有溯及力的，即不溯及既往的事情。如果新的解釋出臺在兩年之后，現在不起訴案件到那時就會失去時效。但大家現在告上去了，哪怕暫時由于各種原因法院不能受理，只要有一個上告的記錄案件就不會失去時效。
從上市公司治理角度，三九醫藥的案例比銀廣夏更有意義。實際上它是我們受害人以股東身份去告上市公司大股東及其經營者。目前國內上市公司治理存在兩個最大的問題：第一是經營者犧牲所有股東的利益，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是大股東犧牲小股東及上市公司利益，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三九醫藥案例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對整個上市公司治理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一股獨大造成的弊端將產生很大的牽制力。
手機鈴聲下載 快樂多多 快來搜索好歌!
新浪企業廣場誠征全國代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