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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袁啟華 于海濤
市盈率調整是必然
前一段時間，當滬深股市一路攀高的時候，股市充斥著泡沫的言論一直不絕于耳。中國股市在短短的十年就差不多走完了某些發達國家股市百年的路程，從市值規模來說，已經
躋身亞洲第三位，從漲幅來說，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漲幅名列世界前茅，特別是B股的漲勢更是堪稱全球第一。60多倍的市盈率，不僅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價遠遠脫離了其內在價值，也說明股市自身蘊藏的風險在不斷膨脹。眾所周知，滬深股市大部分股價其實都是脫離基本面運行的。這一年半的大牛市雖說舉的基本面的大旗，實際上也是一個資金推動型行情，充斥著很多泡沫。股市中，衡量泡沫的主要方法是市盈率，成熟市場的市盈率一般只有15至20倍左右。因而價格回歸價值是遲早的事。
有學者認為，日本經濟出現十年衰退，就與當初日本股市充滿泡沫密切相關，股指大幅滑落，市值大幅減少，最終傳導到經濟上，使得經濟嚴重衰退，股市為經濟“晴雨表”的功能顯露無疑。日本股市市盈率高企時，曾為70－80倍，而在1987年泡沫經濟達到頂峰、日經指數近4萬點時曾達100倍以上。去年滬深股市攀高時也達到60多倍，顯然是危險的。適當地調整，不但必要，而且必須。
下調方式與定位
市盈率適當下調，既可以降低風險，又有利于股市的健康發展，市場上的絕大多數參與者都會支持這一調整。其關鍵點在于以什么樣的方式調整，以及調整到什么地步。
有專家建議，讓大的公司上市和讓質差的公司退市、并購或重組，整體提升市場的盈利能力，就會普遍地把市盈率降下來。然而，溫和一點的方式似乎更容易為廣大投資者所接受，而急風暴雨式的調整雖然見效快，但因為容易使市場參與者傷筋動骨，而未必是一個最佳選擇。最重要的是，市盈率定位在什么倍率上比較合適呢？
有學者建議，向美國股市看齊，以20倍為最佳。這種看法也顯然有悖于我國股市的實際情況。其一、通常情況下，新興市場的市盈率要明顯高于成熟的資本市場；其二，我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全世界為之矚目，市盈率的標準要反映出企業的成長性。中國經濟處在上升階段，其增長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倍以上。在這種狀況下，股市平均市盈率偏高有其內在必然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二級市場的高市盈率其直接原因是一級市場市盈率過高，而我國股市目前一級市場的發行市盈率明顯高于20倍，難道讓廣大投資者去一級市場高價認購，然后再到二級市低價拋出嗎？以此法來降低市盈率，似乎有點異想天開。
顯而易見，不能盲目打壓股價，如果把股價硬性壓在平均市盈率20倍左右，那就意味著國家從股市中籌資和印花稅相應減少一半左右。同時，銀行的壞賬將增加，企業的效益和銀行資金利用效率也會相應下降。因為企業和銀行資金如不通過各種渠道流向能賺錢的領域，其效益不可能提高。更為消極的后果是，股市與消費需求及經濟增長率捆在一起，打壓股價會引起消費需求非正常萎縮，使經濟增長速度受到人為干擾。
動態看待市盈率
中國人民大學的吳曉求教授指出，市盈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指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對一國市盈率有重要影響的經濟變量是市場利率，也就是說利率是一國市盈率的“外部環境”，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函數關系。1.8％的利率，可以支撐的理論市盈率就達到55倍。
第二，經濟發展階段與市盈率。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即使利率相同，市盈率也是有所差別的。同理，一個國家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即使利率相同，市盈率也是有差別的。經濟處于高成長階段的資本市場的市盈率也可能比處于成熟階段國家的市盈率要高得多。
第三，不同產業或企業的市盈率也應該是有所差別的。產業的特性、產業的成熟度是影響市盈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些產業，比如煤炭、鋼鐵等已經是非常成熟的產業，產業的成長性已經極為有限，目前我國這些企業股票的市盈率也在25倍左右，與國外相近。
中國內地股市平均市盈率高，不僅可以使發行股票的公司籌得更多資金，融資成本也相對較低。于是，這些國企巨頭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內地，準備趕在中國入世前做好面對外國同行競爭的準備。
隨著中石化、寶鋼等超級大盤股的陸續上市，高企的市盈率都已體現出了明顯的下拉作用。業內人士計算，中石化上市后，市場的加權平均市盈率降至52.21倍，加權算術平均股價為11.57元。也就是說造成大盤的加權平均市盈率下降了14.18％，加權平均股價下降了17.00％。換句話說，中石化上市后，2200點的市場平均市盈率的水平，相當于中石化上市前的1888點時的水平。中石化的上市，明顯降低了大盤的平均市盈率，也使大盤市盈率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軟著陸。
而其他“海歸”公司的不斷加入，更會有效地降低整體市盈率標準，再加上市場本身正在進行的內在結構性調整，以及一些被暴炒過的股票走上價值回歸之途，市盈率終會找到一個既利于市場健康發展，又有利于市場各方利益的整體市盈率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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