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濤/文

　　1.經濟趨緊——關鍵時期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從去年至今年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部分行業過熱、投資需求過旺、信貸投放過猛、耕地占用過濫等問題，呈現出中國市場經濟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反映了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

　　一季度經濟運行主要表現為：

　　從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看，一季度投資增長43%，消費僅增長10%，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嚴重失衡(圖1);

圖1：投資與消費結構嚴重失衡

　　從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中央項目投資增長4.8%，地方項目投資增長60.2%，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十分強烈(圖2);

圖2：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十分強烈

　　從區域經濟看，東部地區同比增長加快9.8個百分點，占全國投資比重達62.4%，廣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區僅占30%左右(圖3);

圖3：中部和西部地區僅占30%左右

　　從制造業內部結構看，鋼鐵、水泥、電解鋁、房地產投資分別增長107.2%、101.4%、101%和41%，加劇了煤炭、電力、油料和運輸的緊張狀況。尤其是電力，17個省份拉閘限電，不少地方出現停三開四的情況。

　　從貸款動態看，貸款規模仍然偏大，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9.2%，通貨膨脹壓力劇增；

　　從流通環節價格走勢看，生產資料上漲14.8%，消費資料價格總水平上漲2.8%。

　　上述種種問題中，最根本的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特別是一些行業增長過快，大大超出資源和環境的承受能力。其結果是：勢必刺激信貸規模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的更快增長；勢必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的更緊；勢必拉動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勢必占用大量耕地，削弱糧食生產的能力。

　　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任其發展下去，就會使可持續發展受到限制，加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造成重大比例關系失調，引發通貨膨脹，也就會出現大量生產能力過剩。而一旦市場發生變化，企業停產和倒閉必然導致失業增加。其結果都會造成銀行呆壞賬增多，最終造成經濟大起大落，影響社會穩定。

　　經濟運行狀況表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關口，這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一場新的考驗。在經濟運行中，熱中有冷、冷中有熱的結構性矛盾，暴露出體制性的深層次問題，體現了關鍵時期經濟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如果國家采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準確、及時、有力，對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的因素堅決加以抑制，就可以確保中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平穩前行。

　　2.宏觀調控——適時適度的松緊政策組合

　　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結構性矛盾，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使得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開始得到緩解，宏觀調控政策效果逐步顯現。

　　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6%，比一季度回落14.4個百分點，投資增長過快的勢頭得到遏制；

　　鋼鐵、水泥、電解鋁投資增幅分別回落52.2、44.9和29.5個百分點；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8.2%，比一季度回落12.4個百分點；

　　貨幣信貸增長偏快的勢頭得到控制，同比增長16.2%，比一季度回落3個百分點；

　　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得到抑制，農業生產出現“拐點”，部分過熱行業增速明顯回落；

　　努力緩解煤、電、油、運供求緊張的矛盾。上半年發電量、煤炭、柴油產量分別增長15.8%、14.9%和22.1%；鐵路日均裝車量逐月上升，6月份突破10萬車，煤炭運量增長17.7%。

　　上述經濟運行數據表明，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國家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是及時、正確和富有成效的。

　　第一，調整結構，沒有搞“一刀切”和“急剎車”。這次宏觀調控有著很強的針對性，重點解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規模過大，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等問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土地政策等，根據經濟發展形勢，松緊有度，區別對待，對癥下藥，收到了較好效果。

　　第二，調控動手早，措施適時適度。這次宏觀調控，實際上始于去年下半年，是在局部問題有所顯露、還沒有演化為全局性問題時采取措施的。由于是一種事前的預防性調節，調控的回旋余地較大。根據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根據不同行業的情況，調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多次微調、適時適度，較好地把握了調控的時機、力度和分寸，使宏觀經濟平穩發展，沒有引起大起大落。

　　第三，控熱促冷，冷熱兼治。這次調控采取控熱促冷、冷熱兼治的雙向調整措施。為了抑制那些生產過剩、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提高了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市場準入標準，并嚴格控制對過熱行業的信貸投放和建設用地審批。與此同時，加大對“三農”和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和西部開發等的支持力度，采取了許多切實有效的供給措施。

　　總的來看，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進一步顯現和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當前整個經濟正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

　　3.市場經濟——經濟體制與環境的變化

　　與前幾次宏觀調控相比，這次宏觀調控具有新的特點。正確認識當前宏觀調控的新特點，對于我們分析經濟形勢，制定宏觀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從經濟體制看：

　　前幾次宏觀調控是在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型過程中的調控(如1987年～1988年；1995年～1996年)；這次宏觀調控，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的調控。

　　前幾次宏觀調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財政政策，強制控制財政支出;行政性貨幣政策，強制控制信貸投放;對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停止財政補貼，停止銀行貸款;對落后的小企業進行整頓和關、停、并、轉等。

　　在1995年～1996年的調控中，開始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如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率等市場化貨幣政策進行調控。這次宏觀調控中，主要采用的是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調控。宏觀調控中綜合運用經濟手段(利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率等市場化貨幣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提高過熱行業準入門檻、提高資本金比例、整頓土地審批和加強監管等)，對癥施策，確保宏觀調控取得預期效果。

　　從利益主體看：

　　民營投資和外資迅猛增長，加大了調控的難度。今年前5個月，在全國城鎮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同比增長33.3%，而民營企業投資增速高達70%。民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31%上升至目前的50%以上。外商在我國的實際直接投資額由1992年的100億美元左右擴大到500多億美元，增加了4倍。因此，這次調控中，一些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受到影響較大，資金鏈斷裂，生產經營中斷，不但會形成銀行新的呆壞賬，而且有可能增加社會的潛在風險，企業的退出要付出代價和成本。這都使各種不確定因素加大。

　　從開放程度看：

　　前幾次宏觀調控，外貿影響的因素要少一些，也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這次宏觀調控，我們加入了WTO，國際國內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必須從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考慮調控手段的選擇及其相應影響。

　　例如，1984年進出口總額為1201.2億美元，1994年進出口總額為2367億美元，2003年進出口總額達到8512億美元，比20年前擴大了7倍，比10年前增加了4倍。我國的國家外匯儲備由不到200億美元，擴大到4300多億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三大進口國。從總量看，我國的進口額只占世界總額的3.4%；但從增量看，我國的進口增量約占全球進口增量的1/3 以上。海外有關機構、投資者和新聞媒體，對中國經濟是否過熱，怎樣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這次宏觀調控的效果將會如何，也予以了廣泛重視。因此，這次宏觀調控同時要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統籌協調。

　　從經濟總量看：

　　前幾次調控經濟規模小，這次調控經濟總量規模大。如1995年和1996年時，GDP分別只有58478億元和67885億元，而2003年GDP達到116694億元，經濟總量增加了一倍。大船的轉舵、轉向和小船的轉舵、轉向的調整是不一樣的。原來調控一個小船很容易，現在調控這樣一艘大軍艦是很不容易的，增加了許多復雜性。

　　從經濟運行態勢看：

　　在前幾次宏觀調控中，針對的都是經濟已經出現超過11%的經濟增長率(1978年：11.7%；1984年：15.2%；1988年：11.3%；1992年：達14.2%)，都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表現為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而且都要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這次宏觀調控，針對的是部分行業和部分地區投資的局部過熱，針對的是物價有上升的苗頭和壓力。

　　這次宏觀經濟總體并沒有過熱，但局部經濟投資過熱，引起了煤、電、油、運等生產資料供應緊張。因此，這次宏觀調控對于過熱的部分行業來說，是及時的調控;而對于宏觀經濟全局來說，則是見勢快、動手早、防患于未然的主動調整。所以采取的方式是由冷靜觀察、溫和預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準確地把握了調控的時機、節奏和力度，通過適當的控速降溫，促短降熱，在保持適當高位運行的同時，延長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

　　4.中國經濟——進一步調整和改革的方向

　　從結構上看，一方面，一些行業和部門擴張過快、投資過大，導致經濟運行繃得過緊；另一方面，還有相當多的地區、部門和行業偏冷，比如農業、西部地區以及教育、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事業的投資還很不夠，發展仍比較滯后。這就決定了宏觀調控要區別對待，有抑制也有發展。

　　從體制上看，不能否認，鋼鐵、水泥、電解鋁和房地產的過快增長，有著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消費升級，住宅、汽車等行業快速發展帶動的因素，但其根源在于政府職能尚未根本轉變，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仍在起作用，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還遠未到位。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建立起調整和改革的互動機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增長方式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完全轉變，一些企業粗放經營、管理落后；一些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技術、落后設備和落后企業沒有退出市場。因此，選擇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就顯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從經濟運行上看，投資偏熱，消費偏冷，兩者的結構和比例極不平衡。在沒有消費需求支撐的情況下，如果再擴大投資規模，那么今天的投資一兩年后就是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將導致物價下降、通貨緊縮，將會產生企業停產、倒閉和職工下崗，以及大量的銀行呆壞賬，潛在的風險不容忽視。

　　因此，要綜合運用多種宏觀調控工具，注重政策的松緊搭配和協調，注意把握好調控的時機、節奏和力度，做到適時適度;要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區別對待，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要在總量控制的同時，著力調整結構；既要著力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又要著眼長遠發展,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當然，現在調控面臨的環境比以往要復雜得多，調控的難度更大。然而，計劃經濟的觀念、方式仍未完全退出，政府職能轉變、金融體制改革等任務十分艱巨，地方擴張沖動的愿望仍很強烈。加上加入世貿組織后，國際國內經濟聯系更加緊密。隨著改革的深化，市場主體、經濟結構將更趨多元化，宏觀與微觀、國有與私營、外資等，各方面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對宏觀調控的認識以及所追求的目標自然也不盡一致。這方方面面，都對政府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怎么辦？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還不到30年歷史，實行市場經濟也僅僅只有10多年的歷程，只有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才能不斷提高宏觀經濟調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