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到的一篇文章中，陳彩虹先生提供了一條建立這種文化的路徑。他的基本觀點是“必須借助強有力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權威”首先在中國股市中建立信用秩序，然后再將這種秩序擴展到全社會中。在陳先生那里，這種從股市內部做起的辦法叫做“以小搏大”。但問題是這種“以小搏大”的方法失敗的概率相當高。第一，“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權威”是否中立。我想我的這種疑問是有經驗和理論兩方面的根據的，如果外部的權威不能中立，股市顯然也無可奈何。第二，法律制度的確立與執行是需要文化中普遍的“支援”意識做基礎的，沒有普遍的文化認同，法律不可能有權威，更談不上執行了。所謂“法不責眾”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失信”是一種眾人的行為，你就很難對這種行為進行法律懲處。起碼，你缺乏某種實質正義的支持。換言之，懲治“失信”的法律在普遍的失信文化中根本就很難有合法性。那些因為失信而獲得巨大利益的人根本就不會有道德上的壓力。而那些沒有因為失信而獲得相應收益的人也頂多只能感嘆自己的運氣不好。如果1000家上市公司有80%都處于失信狀態（而這恰恰是中國證券市場中的殘酷現實），我根本就不相信懲罰幾個銀廣夏能扭轉這種局面。我想，在看到銀廣夏連續跌停，參與者損失慘重的時候，更多的人更多想到的是：瞧，這家伙運氣真夠差的!我的意思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信用應該首先從外部構建。如果沒有整個社會的信用文化作為基礎，中國證券市場就算是短期內建設了一種良好的秩序，也遲早會被重新毀掉。執行制度的是文化中的人，沒有“內化”過信用文化的人，制度的效果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也肯定會大打折扣。
在中國整個20多年的改革中，公民文化建設的欠賬是最多的，惟其如此，這項工作才如此困難和令人生畏。我們很難期望，在一個“失信”的文化沙漠上為中國股市單獨建立一個信用的綠洲。換句話說，中國證券市場的失信，不過是整個中國社會失范的一部分。從外部和基礎上建設一個與未來社會相適應的公民文化，才是中國股市建立良好信用的必由之路。但這決不是股市本身可以完成的任務。
理性與智慧：市場是最好的老師
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評論：中國股民太不理性。言下之意是：中國股民只知道短線投機，不懂得中長線投資。如此論者，要么是不懂裝懂，要么是對中國股民的真實處境太缺乏了解。投資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有可供投資的對象。而中國證券市場恰恰不能提供這個基礎的條件。曾經有人將銀廣夏吹捧為中國的第一藍籌，號召人們長期投資，一路持有，也的確有一些天真的股民相信了，但結果怎么樣呢。也曾經有不少權威媒體將東方電子列為中國高成長科技股的明星，但經過幾年神奇的“成長”之后，大家看到的又是一個泥足“巨人”。不要以為直到今天，中國股民才知道真相。閱歷稍深一點的股民，早就對這些“神秘的事物”保持了適當的“敬畏”。他們比誰都清楚，在這個市場上投資，無異于一種自殺。如果不想離開市場，剩下的惟一選擇就只能是投機，再投機!什么是理性？不就是收益最大化嗎？市場一直在教育我們，投機是在這個市場上實現“收益最大化”的惟一可行的方法（如果你沒有本事開老鼠倉的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許多股民實在是充滿了智慧，他們比誰都更理性。雖然這與我們慣常對理性的解釋相反。
一位投行經理與記者的一段對話，真實地描述了中國股民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
“那你覺得在一千多家上市公司里，有問題的會有一半嗎？”記者試探著問。
“我想，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如果定義很嚴格的話，得有百分之七八十吧。”
這讓我想起了令人尊敬的吳敬連先生在1995年提出的“大智慧”，事實證明，如果按照吳先生的辦法去投資，“大智慧”肯定變成
“大愚蠢”、“大失敗”。這當然不是吳先生的錯。但市場僅僅是嘲弄了吳先生嗎？
中國的股民一點都不比誰愚蠢，因為市場才是最好的老師。(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