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中國民營企業在產權性質上的這種畸變。韓少功先生在一篇名為“人情超級大國”的文章就曾經指出，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伊始及至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土地改革，中國社會的產權形式都由“公私共權”而一脈相承。在經過了1949年之后一場純粹、浪漫的產權革命之后，“公私共權”的這種產權形式似乎又一次要在中國社會中卷土重來。或許是參透了其中的某種宿命，韓先生似乎要暗示：這種產權制度可能更符合中國的傳統和國情。但很顯然，這并不是宿命，而是一種制度的“故意”，是中國改革模式在邏輯上的必然結果。不過，與歷史上“公私共權”的情形相比，當今中國的“公私共權”在規模上可能遠勝以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在于：在今天中國，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資源在比例上可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在政府權力沒有受到任何成文和不成文法律限制的體制中，政府所控制的資源可以任意伸縮）。這必然導致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與政府中腐敗官員普遍的合謀。更加致命的是，相比政府官員所擁有的權力，中國民間社會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和約束也似乎處于歷史上最為軟弱的時期，于是，最契合于目前制度環境的“官私共有”產權形式在中國經濟中的泛濫就不足為奇了。
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甄別誰是真正的民營企業了。他們的產權性質如同一團墨水，讓人難辨真偽。在我們視野中，一眼即能分辨的純粹民企，大概只有那些個體戶，夫妻店。因為他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與權力“合營”。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根本就難以比較民企與其他企業在績效上的表現。那些將所有非公有制企業統統當作民企的做法，只能是理論上的一種錯覺，而那些將遠華及歐亞農業這類企業也誤認為民企，并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對所有民企高唱贊歌的人，則肯定是出于一種產權迷信。我們深深理解這種迷信的來由——這大抵是出于對舊產權制度極端厭惡所引起的一種條件反射。不過，無論這種迷信的歷史原因多么值得同情，迷信終究是迷信，現實中的民企并不會因為我們概念上一廂情愿的誤置而自動變成我們想象中的那種民企。
如果我們對中國民企產權性質上的判斷，有相當的真實性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權私共有”的產權安排下，中國民企在經營行為上會發生哪些變化？
民企之變
正如我們已經在許許多多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樣，在“權私共有”和“官私共有”的產權安排下，民企作為企業的經濟人本性，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和可以觀察到的偏離：“權私共有”必然要導致的“權私合營”的經營方式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中相當穩定和“合法”的結構，用腐敗加以形容似乎遠不足夠。由于要素資源（比如土地、資金等）非常集中的控制在政府權力手中，民企的經濟人本性正在逐漸蛻變為某種“政治人”本性，民企天然的“逐利性”也因此越來越蛻變為某種“逐權性”。在這種本性的支配下，民營企業可能更多的是對政治信號而不是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特別值得提醒的是，中國民企的這種特征在最近幾年有愈演愈烈的跡象。當所有的人都在為楊斌突然出任朝鮮新義州特首，而震驚得張口結舌的時候，就有密切關注這一事件的觀察家指出，楊斌先生演的是一出自救的把戲，其目的是想借這個具有外交豁免權的職務來一個金蟬脫殼。雖然楊斌這一次將資本追逐權力的游戲玩到了國際舞臺上，有些過了頭，但縱觀楊斌的快速發跡史，我們就不能否認，楊斌實際上是這個游戲巨大的受益者。楊斌帶有鮮明個人性格特征的表演可能過于戲劇化，但就這種行為背后所隱藏的一般動力而言，楊斌并不僅僅代表楊斌。由于民企在與權力結盟一路走來的發展中存在諸多“原罪”，所以民企只能依靠與權力更加緊密的結盟，方能避免這些原罪不被清算，這是轉型期中國民企一種典型的路徑依賴。楊斌如此，賴昌星如此，其他許許多多民企亦復如此。
粗略劃分，中國的民企大致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城市個體戶及鄉鎮企業為主。在這個階段中，民企主要從事的是填補大量市場空白的工作。從事民企經營的也都是城市下層階級和地地道道的農民。這批人基本上處于中國權力鏈條的最下端，無緣與政治權力結合。當時一句頗具嫉妒和歧視意味的民謠：“不三不四的發了財”，就很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民企在身份上的卑賤地位。但諷刺的是，現在看來，正是這一時期的其貌不揚的民企，才是中國最草根最純粹的民企。(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證券市場批判》 作者：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