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東明

　　■　本刊記者  魏革軍

　　記者：感謝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這些年來，中信證券的并購一直很活躍，前不久又收購了在全球擁有6000多家機構客戶的里昂證券，請您談談這次并購對中信證券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東明：國際化是中信證券的長期選擇。收購里昂證券完全切合境內證券公司的最優國際化路徑，有利于快速提升中信證券的國際化能力，很好地吻合了內地證券公司“立足香港，布局亞太”的國際化路徑。通過對里昂證券的收購，使中信在國際上擁有了最廣泛的渠道，同時可以把中信證券在中國的業務優勢和里昂證券的全球客戶基礎匯集在一起，為全球客戶提供中國資本市場的產品及服務。雙方還可以借助彼此的平臺，協助國際客戶進入中國市場。

　　由于里昂證券以亞太業務為主，此次收購里昂證券短期沒有太大風險，中長期對于提升公司的境內境外業務的競爭力都有著實質性的推動。收購里昂證券可以實現境內外業務的有效聯動、提升中信證券的境內業務競爭力。依托于里昂證券的品牌、綜合服務能力和客戶資源等，中信證券在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跨國投行，以及未來的國際板等領域都將迅速提升競爭力。未來將在強化自身境內業務能力的同時，繼續依托中信證券國際開展跨境業務，并通過收購與自身業務模式高度互補的里昂證券，提升在國際業務板塊中的話語權，為中國及國際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不錯，現在中信證券經過幾次并購的確壯大起來了。中信證券早在2007年就開始嘗試海外并購。但中國證券行業與銀行相比，突出問題是證券公司規模太小了，容易倒。在2001年到2005年證監會綜合治理的時候，不少證券公司存在違規現象，三分之一的證券公司垮掉了，我們一直在堅守與跋涉，而且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壯大了。比如中信證券收購了青島證券公司，收購了浙江的證券公司，還把當時所謂的三大證券公司之一華夏證券給收購了，并且做得很好。再比如，華夏基金[微博]，我們與管理層一起努力也把它做到很好，當然這中間幾經周折。作為被稱作大型證券公司旗艦的中信證券應隨時準備著，敢于做各方面的嘗試。

　　記者：作為一位資深的中國資本市場的參與者，您認為中國資本市場下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王東明：簡言之，我覺得這里很多是結構的問題。從基本道理講，資本市場是最市場化的東西，但現在行政化色彩比較濃，因此改革首先就應當堅持市場化去行政化。經過這么多年的改制，政府的干預相對來說小一點了，但是總體來講咱們國家金融行業基本上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國民經濟當中起的作用非常大。截止到今年二季度末，金融總資產近127萬億元，銀行差不多占110萬億元。剩下的保險業占4萬億～5萬億元，證券行業只有1萬億元，資產規模實際上基本屬于中等偏小的銀行吧，現在連信托業增長都比較快。資本市場本身，像股票、債券直接融資的這一塊，實際其規模也不小，截至10月末，股票市值22萬億元左右，中國債券市場現在發展比較快。截至10月末，債券托管量為23.27萬億元左右，債券市場規模已經超越了股票市場。很多發達國家直接融資這一塊一般相等于或者大于間接融資量。中國倒掛嚴重，什么都到銀行貸款。

　　實際上我們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歸根結底是按照行政的走，還是按照市場方面走的問題。所有的股票都是層層審批，效率就非常低了。另外批準的過程實際是隱含著政府的擔保在里面，其實有些情況很難說。無論招股說明書還是招債說明書，股民與投資者就不用看了，因為被批準了，被認可了。因此，股票上市總是一開始是非常高的，這種情況下形成不了市場。

　　我國的證券市場目前還算不上完全的市場，還不是經濟的晴雨表，有很多行政的東西滲透在里面。中國現在面臨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因為中國長期保持高速增長，以后再也看不到10%的增速了。現在已經近50萬億元的經濟總量了，如果每年都按照10%增速的話，分母太大了，分子上升的速度必須特別快才能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率。同時，我國已經到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中后期，高速增長實際已經逐漸緩下來了，這里面實際上積累了很大的風險，特別是銀行業。因為原來銀行是為整個經濟提供血液的，起到主導作用。每年差不多都有五六萬億甚至六七萬億元的新增貸款，多的時候，像2008年4萬億元刺激政策的時候，一年差不多有10萬億元的新增貸款。中國的資本市場最高的一年的股票融資額大概超過1萬億元，一般七八千億元，和銀行比起來差得很遠。銀行風險雖然在逐漸降低，但風險都放在表內，一旦出了問題，危險是很大的。

　　記者：您認為改革就是要堅持進一步的市場化去行政化過程，能否請您對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一個掃描，改革到底應當從哪里入手？

　　王東明：的確，以歷史的眼光看，有些關鍵問題的脈絡是十分清楚的。回顧30年來的改革開放，在1979年的時候，國家經濟幾近崩潰，連一個食堂也國有。在農村，生產隊什么都得管。那時提出一切都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沒有現成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30年的改革開放，大量的東西都在改，能量在巨大地釋放，就是因為行政管制放松，最終變成市場化了。

　　最初的改革是從經濟的最下游逐漸向上游追溯的。當時，也就是從小飯館開始承包的，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理。那個時候的小商販先搞活了，逐漸往上游推，像紡織廠、紡織品等領域。由此再往上走，逐漸到石化、到乙烯，再往上就到了石油。就這么一點一點地推進，改革的星星之火由所謂的最下游逐步走向最上游。最上游的一部分便是國企，大部分的下游企業基本都是民營企業。30多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咱們國家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個過程中，我認為國有企業有一定的改變，但是還需進一步改革。

　　當前，國際市場疲軟，增長速度逐漸降下來。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逐漸放緩了，放緩了之后機制并沒有跟上，尤其是現在的放緩。比如我國傳統工業的產品現在都應該無愧于世界第一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全世界第一的時候也就是產能過剩的時候。如全國的鋼材生產能力是七八億噸，消費需求也就6億噸左右，那兩三個億的都虧損了。體制跟不上，這種現象還會持續。比如某個鋼鐵公司，每個月虧損10幾個億，因為各大鋼廠都是當地政府經濟發展的一個象征。稅利、用人等都有很強的依賴度。比如包鋼是內蒙古最大的，太鋼是山西最大的，鞍鋼是遼寧最大的。任何一個鋼廠都在當地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認為如果按照市場原則來看，現在兩邊都生產1000萬噸，若把兩邊合并，減掉一些人，總共加起來生產1200萬噸就夠了，就可以減少800萬噸多余的產能，然后由市場逐漸把多余的產能剔除，再經過一些購并，產能和消費就逐漸平衡了。總之，得通過市場的方式來解決，否則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勢必積重難返。我認為咱們現在是處在特別痛苦的轉型期，應當非常審慎才行。

　　記者：在轉型期聚集了很多矛盾，您認為怎樣才能突破困境？

　　王東明：我覺得國有資產應該逐漸資本化。國企的癥結來源于過于集中導致的壟斷，比如某企業市場好大力擴張的時候一年可掙100個億，然后就到處去擴張投資，到處買船，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船隊卻無貨可運，停在世界各口岸上，最后迫于昂貴的租金，就把船棄之不要，造成巨大的損失。現在，同樣在一個行業里，企業與企業人員的工資可以差五六倍。這就是壟斷，如果放開競爭結果不可能是這樣。

　　比如說鋼鐵業的改革，國企可以始終處于引導性的地位，我認為有些廠子可以逐漸民營化。國企應該帶動行業的發展，使咱們國家的工業水平提高，帶動就業帶動稅收。這些才是根本的。現在很多人覺得，這么賺錢為什么要放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國家的強大才是國有企業的使命，并不單純是這個企業要賺多少錢。

　　國有企業的股權應該化整為零，用于社會建設，然后通過長期投資，為社會積累財富。同時，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市民的安全、醫療衛生、教育等。咱們的地方政府現在做的都跟個銀行家似地，跟你談地價，大搞招商引資這些東西，偏離了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了。如何破解現在的難題，我認為還是要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對于國有大企業包括大銀行，進行股份制再改造，吸引更多的民營資本參與其中。

　　記者：中國資本市場怎樣才能提高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度？

　　王東明：一句話就是堅持市場化原則、堅持創新。資本市場我認為有兩個最基本的功能，一是可以最好地配置資源，第二是分散風險。銀行貸款單筆數額大，一旦出險，風險都集中在銀行。發債券就不同了。面向社會發，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投資者。所以說，為什么西方資本市場比較發達，我認為它們最好地利用了金融市場分散風險的功能。同時，它們的機構投資者多，大量的為機構投資者提供服務的機構也多，各種研究所、評級公司，它們很重視基礎建設，給社會提供很多可以共享的資源。比如這個公司發的債券是不是有投資價值，一下子就能查出來。咱們的證券市場目前尚算不上完全的市場化，不是經濟的晴雨表，有很多行政的東西滲透在里面。美國的市場跌了，咱們肯定跌，但是美國的市場漲了，咱們不一定漲。

　　記得1997年的時候，美國基金的購買份額已經超過整個存款的余額。咱們現在零售存款差不多40萬億元，而基金的份額差不多2萬億元。發達市場的基金品種很多，有貨幣市場基金、債券基金等。各種不同的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都有適合他的產品。中國現在就做不到，我們是所謂的零售主導，目前為止，大概80%是散戶，股民不愿意把錢交給機構。而同時中國存在兩多兩難問題，即民間的資金多，投資難；存款多，但是中小企業得到錢的渠道難。我們還存在著不少多頭監管、市場分割的現象。保險資金不能進銀行間市場買東西，銀行不能到證券市場買東西。

　　當前，我國的證券市場創新能力不足，監管能力也不足。強調審批的環節太多，市場準入門檻很高，一旦進入市場后，對行為、過程的監管就缺失了。進入成本很高，違法違規的成本卻很低，這樣的市場無法做到高效。的確，近期資本市場參與者越來越少了，因為大家非但沒有享受到資本市場發展的紅利，反而還損失很大，所以大部分人都離開了。發行體只有在融資的時候才去。越來越少的人關心股市，因為他的利益跟股票市場沒有很大關系。股票市場沒有人關心，人氣不夠，情況就會更差。我一直認為要真正加快市場化改革，不能什么東西都要審批，應當發揮證券公司的作用。

　　對某些與市場化不相符合的法律規章應當及時地修改。比如證券法規定不允許銀行的資金進入股市，不允許企業炒股。這根本不是市場化的東西。企業有一些閑錢當然可以炒股。不讓機構的錢進來，導致機構投資人太少以及短期炒作太多的結果，因為股市增長價值和財富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咱們國家不少人認為股票市場是個投機的市場，很少人認為是投資的市場。這種印象必須扭轉，要通過深化改革，包括清理修改現有的規章制度還原市場的投資功能。

　　記者：那么在進行深度的市場化改革中，券商應當起到怎樣的作用呢？同樣用“貢獻度”概念，您認為中國的券商應當怎樣提高對于中國市場的貢獻度？

　　王東明：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到今天，從0到20多萬億元的規模，證券行業本身發展得相對緩慢，所以證券行業還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按道理，證券行業的本質應該是市場組織者、流動性提供者、產品創造者、產品銷售商、交易對手方。而現在由于限制過死，證券行業僅扮演通道的角色，這過于簡單。整個證券行業在金融的大版圖中逐漸被邊緣化，我們國家間接融資這么多年來基本上沒有太大改變。政府的過度管制導致了證券市場創新能力缺失、資本市場金融產品缺失。我國的金融產品創新一般由政府主導，而政府主導產品創新的決定過于審慎，周期過長。并且，政府對現有融資產品嚴格審批，不僅控制金融產品數量和規模，也限制市場參與者的業務類別。然而，金融產品的短缺與投融資需求的旺盛正是我國資本市場面臨的主要矛盾。

　　我們的證券公司有四張牌照，即承銷牌照、經紀人牌照、資產管理牌照和自營牌照，現在加了一個直接投資的牌照。這五張牌照，中間很多都是割裂的。面對全球的市場競爭，證券公司現在越來越邊緣化，根本弄不清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的本能是什么。資本市場在“十二五”期間可能會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特別是對于中國目前經濟需要進行大規模結構改造、產業升級，在這一點上和這個五年、十年相比，證券市場絕不是可有可無，比如銀行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就可大有用武之地，人民幣自由兌換、資本開放，基本上都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來做。但是需要進一步放松管制，才能釋放整個市場巨大的創造產品的功能。

　　談到中信證券，我們的盈利水平和市值在全球居前列，僅次于高盛。但我們的負債率不高，現在市凈率(PB)大概只有一點幾倍。人家的負債率都超過10%。現在咱們國家的銀行，中信銀行和工商銀行沒什么太大區別，同質化太嚴重。我們與最小的證券公司沒什么太大的區別，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你看巴克萊和匯豐的區別給人的啟示就會知道，不要設定疆界，只要有發展空間，大家都會不斷地做。在這個過程中，它的模式就不斷地變，最終就會形成了差異化。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金融機構在支持實體經濟方面還應當有些怎樣的改進？

　　王東明：實體經濟要是好了，金融服務業就好，實業興、百業興。我開頭提到金融總資產中銀行占比過高，四大行占了60%，太集中了。現在整個世界，是混業、分業，再混業、再分業，越來越朝著分業化進行。從這次金融危機以后，銀行太大了會產生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像我們國家的一些超大的國企，按說應當首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實際并非如此。美國一共1.5萬家銀行，大的像花旗等，小的就是社區銀行。咱們國家現在有3000多家銀行，實在太少。銀行都想向國際化發展，這是不對的，按道理，地區商業銀行就應該在地區，不應該出去，不能往上做，應該往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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