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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海洲
據1月6日的《上海證券報》報道，上證所法律部總監陸文山日前建議設證券法庭。陸文山指出，“兩法”的修訂較好地架構了合理的公司證券法律體系，當務之急是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尤其是可以考慮設立專門的調解和仲裁機制以及專門的金融、證券法庭或者法院，以便在整體上提高爭議解決的質量和效率。筆者以為，陸文山總監的建議，是與證監
會的準司法權相呼應的，設立證券法庭在當前來說很有必要。
實際上，早在兩年前筆者就提出了設立專業的證券民事法庭的建議。雖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一建議并未得到采納，但如今看來，在證監會擁有了準司法權的背景下，設立證券法庭更有必要。
從今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新證券法賦予了中國證監會以準司法權，而證監會近日出臺的《凍結、查封實施辦法》也對準司法權的行使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那么，為什么要賦予證監會以準司法權呢？那就是在打擊證券違法犯罪行為上，沒有準司法權的證監會往往處于一種無能為力的狀態。由于證監會沒有準司法權，而只能申請司法機關凍結、查封，這種做法不僅程序復雜、時間長，等手續齊備去凍結的時候，賬戶里面的資金早就被轉移了，即使最后凍結了，也起不到實際的效果。而且，由于不同的原因，券商、上市公司都是地方的，由于“司法地方化”，各地證監局向當地司法機關申請凍結賬戶時，往往也得不到對方的有效配合，這就給對證券違法犯罪案件的查處帶來了難度，給證券違法犯罪行為以可乘之機。也正因如此，為了有效打擊證券違法犯罪，新證券法賦予證監會以準司法權。
然而，證監會的準司法權能否發揮作用，除了證監會本身需要依法辦事外，更取決于公正的司法權力，需要得到司法部門的支持。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現有的司法部門顯然是難以勝任這一職責的。其最明顯的表現是，一些證券民事案件遲遲得不到受理與審理，而從極少數已審理的證券民事案件來看，也難以起到伸張正義打擊犯罪的目的。而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一方面是證券案件的專業性較強，現在司法部門的相關人員素質難以跟上；另一方面則是地方保護主義在作怪。也正因如此，由現有的一些司法部門來審理證券違法犯罪案件，很難相信它們能夠對證監會的準司法權問題的行使提供有效的支持。如果法院仍然拒絕或拖延受理上市公司虛假陳述的民事賠償案，仍然拒絕或拖延小股東的集體訴訟制度，那么，證監會的準司法權就會流于空泛。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設立專業的證券法庭應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比如，在證監會與兩個交易所所在地共設置三個專業的證券民事法庭，由兩個交易所所在地的證券法庭負責一審，而二審則由證監會所在地的北京證券民事法庭受理。此舉不僅可以統一審判的尺度，顯示法律的公平公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有利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此外，它對于證監會新近獲得的準司法權也可以起到積極的支持作用，從而使得證券法庭與準司法權二者之間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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