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崢嶸：經濟局部過熱是誰造成的

　　--評析政府調控市場的有效性

　　郭崢嶸

　　自2003年以來，對通貨膨脹擔憂的聲音不絕于耳，對通貨膨脹預測的文章充斥報端，到目前為止，爭論之聲仍沒有平息。對于未來是否會有局部性通脹轉變為全局性通脹，一 時似乎還難下明確的定論，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對全局性通脹的擔憂已經大大地減輕。在此喘息之際，讓我們仔細回顧一下我國為何會出現局部性的通脹？這樣的通脹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什么樣的影響？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主要的經濟增長模式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建立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之上，通過低端產品的生產以滿足國內外消費的需求。為什么主要是低端產品？由于我國缺乏技術和管理上的優勢，以及國內大部分企業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而形成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生產模式，造成了低工資——低消費——低技術低效率——低回報的經濟循環模式。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維持較高的就業率，最簡單和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較高的投資率，這也是亞洲地區所奉行的經典模式；除了正常維持的低消費之外，通過一段時間的儲蓄積累形成的一次性局部的消費升級會帶動消費品產業的發展，但是消費的局部性升級無法產生消費的結構性轉變。

　　如果我國的經濟增長無法沖破這樣一種低技術低回報的模式，我們也就無法擺脫目前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擺脫這樣一種模式也不是單純依靠主觀意志能夠改變的，從市場角度看，在我們沒有消化全社會大量剩余勞動力之前，我國人均收入的增長就受到了限制，消費也同樣會受到抑制；再者，企業在長期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同時，也就漸漸喪失了開發高新技術、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力和動力，從而被動地陷于低效率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之中。

　　近期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什么問題？

　　自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的經濟雖然沒有陷入衰退，但是在金融緊縮的過程中通縮卻持續多年陰魂不散，使得政府的決策者們對通縮的擔心較之通脹更甚。2003年上半年，市場出現了多年少有的價格微弱的上漲，即使是局部的也令人欣喜。隨之半年后，原油、石化產品、銅、鋁、大豆、棉花、小麥等初級產品出現了普遍的大幅和快速地上漲，形勢的突變一下改變了人們原有普遍的擔心，轉而擔心通脹的產生。但是大宗原材料產品的上漲并未帶動終端產品價格同期上漲，使得經濟學者們對價格傳導機制充滿了疑慮，是傳導機制出現了問題還是通脹并沒有發生？

　　這一輪經濟增長正處于我國向重工業化、城市化推進的階段，同時在受到加入WTO的推動，政府和民間的投資都出現了急劇的增長。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經濟結構中不平衡、低效率、缺乏競爭性的重復投資都不斷地顯現出來，成為導致經濟出現過熱甚至出現泡沫的主要因素。這些問題的出現包括人們對價格傳導機制的疑慮實際上反映了經濟結構中更深層次的問題，解決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恰恰是政府最需要關注的，采取簡單的方法抑制投資和信貸只會是治標不治本。

　　政府改變通縮了嗎？

　　在2003/04年全球的原材料價格上漲中“中國因素”功不可沒。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國因素”？

　　政府在1997年以后，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一直采取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由于貨幣傳導效應的滯后性，在大量貨幣投放的初期并沒有出現明顯的效果，進而使得政府繼續在基礎設施、城市建設和重工業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這些政策直接導致了鋼鐵、石化、有色金屬、水泥、房地產等行業投資規模的擴大。直至2003年，由于全球商品價格周期從谷底震蕩進入了上升階段，“中國因素”在此時期掀起一輪商品價格上升的狂潮也就生逢其時了。因此確切地講，全球商品價格周期因素也對價格上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局部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改變了通縮的局面了嗎？恐怕沒那么簡單。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仍然處于低工資——低消費——低技術低效率——低回報模式當中，想要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缺乏更有效手段的情況下，必然會陷入高投資——高增長——低回報——更高投資——更高增長的模式當中，結果導致上游局部產品的供不應求，下游產品的生產過剩、庫存增加和消費遲滯，在消除局部通脹的泡沫時，整個經濟體可能要面臨更大的通縮的危險。

　　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政府的市場調控行為能為經濟創造了增長的動力了嗎？

　　什么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經典的教科書中經濟增長的四個輪子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我想還應該增加一個更為重要的要素是：基于社會和市場下的法律框架。隱藏在這些要素背后的對經濟產生直接推動作用卻是：生存競爭。那么，建立一個基于社會和市場下的鼓勵競爭的法律框架便首當其沖，在此框架之下如何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如何合理高效運用自然資源、如何建立一個高效運轉的金融體系、如何營造一個技術開發和創新的氛圍將直接影響到一個經濟體的增長能力。

　　貨幣是中性的，它無法為市場帶增長的內在動力，當簡單的大量投放貨幣時，中長期的效果只能是造成整體價格的上漲，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起不到關鍵的積極的作用，相反還可能降低勞動生產率。我們在討論“消費”的概念時，需要區分的是“內生性消費”還是“外部刺激下產生的消費”？如果是“外部刺激下產生的消費”同樣無法為經濟帶來增長的內在動力，盲目的消費很可能還會造成大量的浪費。

　　凱恩斯理論展示給我們的是：利用增加貨幣發行量來引導消費傾向，再用較高的消費傾向促進經濟的增長。這樣的方式真的有效嗎？促進消費傾向的增長真的能給經濟增長帶來動力嗎？

　　政府的調控為市場帶來了什么？市場在政府的呵護下又失去了什么？

　　自從1994年宏觀緊縮以來，市場的投資熱情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再加上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更是雪上加霜。亞洲國家的問題和中國是如出一轍，由于過量的投資導致資產收益率大幅降低，資產質量的下降和貨幣供應量的大幅上漲必然導致了經濟泡沫的出現，西方的投機者只是用了“一根稻草”把這個巨大的駱駝壓彎了。

　　金融風暴結束后，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挽救經濟的頹勢，在人民幣的匯率調整無法有效利用的前提下，這一方法更加成了最后一劑藥方。在這一劑強心針的作用下，經濟的衰退和滑坡得到了抑制，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但是問題真的消失了嗎？

　　俗話說，“苦口良藥”。這一劑藥方實在算不上苦口，甚至還有點甜頭。原本資本回報率不高的資產和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在這一輪大規模的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當中變得更加地令人失望。同時，政府的投資還會制造局部的壟斷，局部的壟斷導致局部的價格失衡，從而使得整體經濟受到損害。在這些投資行為背后，還會滋生出不為人覺察的腐敗行為，貧富差距因此變得進一步擴大，政績工程的風氣盛行，資金被非法挪用產生無法彌補的黑洞，總之，在市場經濟中非自發性的投資很難給經濟發展帶來內在的動力，反過來會使我們忽略市場經濟中真正需要關注的因素，而這些要素的改變是較為緩慢的和耗費精力的，并不是人們通常所愿意看到的那種“立竿見影”。

　　政府調節市場的重心應該放在何處？

　　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提高效率、增進平等、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至于最后一點，對于各國政府來講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否能促進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要看是否能夠掌握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是否能夠尊重市場的行為。

　　在經濟發展的五個要素中，政府所要施展的不是代替市場的投資行為，而是為市場的投資行為提供更好的條件和環境。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更加需要關注上一輪投資熱潮中遺留下來的結構性問題。諸如：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是否還存在缺陷？是否需要強化全社會的執法力度？勞動力素質是否存在結構性的不平衡？是否需要加大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力度？是否存在濫用自然資源的現象？金融領域的資金流動是否暢通和高效？市場的定價機制是否健全？技術開發和創新是否有被忽視的傾向？企業的研發投入是否偏低？只有在這些要素得到進一步改善之后，下一輪經濟擴張才能具備堅實的基礎和足夠的動力源泉。

　　未來的通貨膨脹還會出現嗎？

　　在分析了上述各項要素后，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仍然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在這些矛盾沒有得到化解之前，由內生性消費推動產生的通貨膨脹在中國是很難出現的。而大量投資導致的局部的通貨膨脹只會在局部的市場的某一階段中出現，很難出現全局性的通貨膨脹。

　　因而，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更加重視的不是全局性的通貨膨脹，而是非市場化的投資行為，以及在目前存在市場之中的阻礙經濟增長的各項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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