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現象的哲學思考之評張五常的觀點

　　韓強

　　張五常早期的《佃家理論》曾經取得學術成就，但是后來他崇拜科斯(高斯)，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盡管他在每篇文章中，言改稱高斯，但是他的觀點甚至還不高斯)。他放棄了數學方法，用解釋學方法搞經濟解釋，成了現象性經濟學，常常自相矛盾。其實，這也不奇怪，中國近代史上的梁啟超、章太炎也是后期演變的，學者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才能有 自己的特點！

　　這里，我想談的是張五常的《經濟解釋》這本書。首先是方法論，實際上這本書的方法用的解釋學的方法。現象學、解釋學都是現代西方很流行的哲學方法，這些方法對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都有很大影響。一些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這些方法。實際上一種經濟理論，只要想成為一個體系，它就必須用一種思維方法。所以說《經濟解釋》也可以叫做《經濟解釋學》，它的邏輯出發點就是張五常產權理論的邏輯出發點——人是自私的，他所理想的就是“私產制度”。這可以從他《賣桔者》的許多論文中看出來。所以在《經濟解釋》一書中，張五常強調“自私──經濟學的基礎”。當然《經濟解釋》一書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這里我們暫不作評論。我只是要說每一個成體系的理論都有要有它的邏輯起點和它的方法論。張五常運用的解釋學不是以前的經濟著作為“文本”，而是以現實的經濟活動為“文本”，也可以說帶有實證的經濟學的色彩，所以他的書很生動。

　　問題就在這里，可不可以用解釋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學或表述經濟理論呢？是不是經濟學一定要用數學模型的方法來表達呢？我個人認為，采取哪種方法都可以，只要能把自己的觀點表達清楚就可以了。還有一個問題：從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方法來盾，如果說數學模型的方法重視“建構”，那么解釋學的方法則重視“解構”。也就是說“解構”主要是要把現實的問題解釋清楚，變得易于操作。而“建構”主要是把現實問題進一步上升到某種思維模式。實際上“建構”與“解構”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對于實際操作者來說“解構”更吸引人注意。

　　最后，我要說的是：我不同意張五常說的“自私──經濟學的基礎”。因為“自私”只是人性的一面，人還有另一面——“公利”，二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從辯證法的意義來說，沒有私利就沒有公利，沒有公利就沒有私利，二者是相互依存的。這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人有生存欲望，但是生存欲望不等于自私。自私與公利都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因為二者屬于社會范疇。

　　張五常在《經濟解釋》中提出“自私──經濟學的基礎”。他作了很多論述，例如：

　　以“個人”為分析單位，是不論男女，無分長幼，也不管某些人的神經是否有毛病。不管某甲是天才，某乙是蠢材，我們都一視同仁地把個人作為分析單位。而“個人”者，是任何有觀察力的人都可以鑒辨的。同樣重要的是，凡是一個基礎上的假設，是不能朝令夕改的。“個人”的假設亦不例外。我們不可以將一些問題以個人為起點，而另一些問題卻以集體為起點。當然，好些問題是關乎集體而非個人的，但分析那集體問題時，還是要由個人為起點的。　

　　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質，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從經濟科學的角度看，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為一個辨證的基礎假設，在這個起點上不容有所爭議。而以這假設來解釋人的行為是否可取，是要看這個及其他附帶的假設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含意，再客觀地以事實驗證。在這個科學辨證的游戲中，因為邏輯的規限，我們不能說人有時自私，有時不自私，以致在邏輯上我們無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含意。　

　　說人會一貫地作可以被推測的選擇(predictable choice)——經濟學的第一個假設——已是一個約束。但這樣說還須補充：由于約束力尚嫌不足，因而我們要加上其他重要的約束。這里要談的第二個基礎假設是：每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說，每個人在有局限的情況下都會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無論是勤奮、休息、欺騙、捐錢……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　

　　在魯賓遜的荒島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競爭是不存在的。當然，那荒島上可能有其他的野獸，與魯賓遜競爭、搶食，但那里不會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經濟學上的“競爭”(competition)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這是因為所有經濟學的基礎假設都是為人而設，要解釋的行為大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行為。　

　　在那沒有競爭的一人世界中，經濟學著實膚淺。我們當然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魯賓遜的行為，而全套有關的解釋，若簡化地申述，兩三小時就足夠；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過兩三天的時間。試想，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中沒有市場，沒有價格，沒有貨幣、通脹、失業，也沒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談不上軍備、中間人、合約、制度等等問題了。沒有這一切，經濟學再深也不會深到哪里去。　

　　是的，經濟學的復雜、湛深，完全是因為在魯賓遜的世界中增加了一個人。有兩個或更多人的世界，就變成社會——這是“社會”最明確的定義。經濟學的趣味也是因為“社會”的存在而引起的。我們也可以這樣看：經濟學的復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為我們不是生存在一個魯賓遜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個多人的社會。　……

　　實際上，張五常這些論述，在邏輯上是混亂的，因為他要把“私產制”理想化，要把自由經濟理想化，所以他只能從“人是自私的”這個假設出發，產生了“套套邏輯”的矛盾。

　　第一，“魯賓遜的荒島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競爭是不存在的。”實際上，不僅競爭不存在，“自私”也不存在。因為只有兩個以上的人，才存在“自私”，自私是相對其他人的。既然是相對他人的，那么同時也就產生了人與人的關系，同時也就產生了“公利”(對大家都有益)，所以說沒有“公”就沒有“私”，沒有“私”就沒有“公”，正如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才能延續生命一樣，作為社會的人不斷地調整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公與私是對立的統一，這個基礎就是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經濟學的基礎。

　　第二，脫離人與人關系的“私”是不存在的，所以張五常的“自私”只能是一個假設。如果從公與私同時存在的角度談問題就不是假設了，而是現實世界的真實。魯賓遜的一人世界恰好證明了，無論是“私”還是“公”都是后天的，都是人與人關系的表現形式。

　　第三，公與私是一個歷史的范疇，經歷著動態的演變過程。個人的私利在任何社會都要受到限制，限制它的正是公利，也就是最普通的語言：“你活，我也活”，如果只想“我活”，就會產生損害他人利益的極端行為，這時自己可能也活不成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社會競爭也是有條件，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第四，公與私的平衡要靠制度，要靠法律，要靠道德。為什么人類社會制度和結構要進步，因為要維護共同的利益。既不能以“公利”去剝奪合法的私利，也不能讓私利毫無顧及地侵占公利。

　　第五，安然公司是少數大股東私利侵占公利的典型，最后少數人的私利也受到最沉重的打擊。

　　我在前面說過股份公司是“產權明確的動態的集體所有制”，安然公司出現的問題并不是產權不明確，也不是市場經濟不自由。實際上是它的董事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不顧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而弄虛作假，恰恰忘記了“上市公司”是公眾公司這一基本原則，為了公眾利益要守法這一基本原則。結果產生了惡性事件。這個惡性事件引起了鏈鎖反應。

　　美國股市的安然事件曝光。曾經在2000年8月達到90美元的安然股票到了2001年11月跌到3.50美元至61美分，跌幅超過85%，創下紐約證交所單只股票跌幅的歷史紀錄。安然在2000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第16位，并且在《財富》的調查中連續4年榮獲“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稱號。2001年2月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盤股泰科國際丑聞暴露，這個在《財富》500強中，排在第50名的公司，再次打擊美國股市信心，上演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代表意義最為廣泛的威爾遜5000種股票指數(Wilshire5000)下挫2.34%，美國投資者一天之內損失市值3000億美元。標準普爾和納斯達克指數目前都跌至近3個月以來的最低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220.17點，跌幅2.22%。華爾街的一位資產管理公司的經理說：“你現在不能相信任何融資公告，整個市場的市盈率都得重新評估。現在不管你翻開什么報紙，不論你把電視開到哪個頻道，都會發覺我們在關心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還有誰在藏著什么？’”(《國際金融報》2001年1月6日)

　　3000億美元市值是多少？相當于25000億人民幣市值，比現在深滬股市的16000億流市值還要大。這個損失在一天內就發生了，并不是由于“私產制”的“交易成本”造成的，而是弄虛作假造成的，是少數人不顧公眾利益，為滿足自己私利造成的。

　　前兩年，美國華爾街的金融證券交易人士到天津訪問，在廣播中做節目，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安然是否考慮過公眾利益？美國的上市公司是否牢固樹立了公眾公司的觀念？《股票雜志》的李建先生回答說：安然事件使大家認識到必須更牢固地樹立公眾公司的觀念，必須樹立誠信的觀念。

　　這就更進一步印證了我提出的股份公司是“產權明確的、動態的混合集體所有制”的概念——各種利益的集合。其實只要有各種利益的“集合”，就會削弱私利，在相互制約中限制少數人私利的惡性膨脹。如果沒有這種限制，那么少數人私利的惡性膨脹就會炸毀所有股東的私利，包括少數人自己的私利。所以集合的“利益”是一種“公利”——對大家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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