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世界一流大學--經濟現象哲學思考

　　韓強

　　近年來“世界一流”成了最時髦的名詞，企業要爭500強，某鋼鐵公司要增發股票，其理由是要做世界鋼鐵企業的前三強。“做大！做強！”成了鼓舞人心的口號。教育界呢？提出了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學校領導做報告，必談“世界一流大學”。

　　《中華工商時報》有篇文章說：

　　新年前后，海嘯之外，最富爆炸性的新聞莫過于某校的虛假宣傳了：利用不少國人“美國人還會有錯么？”的盲目心理，先在《洛杉磯時報》自費刊登了一條廣告，聲稱自己被“美國50州高等教育聯盟”評選為中國大學排行榜第十名，然后，又“出口轉內銷”，把廣告“翻新”為新聞，在國內許多網站上大肆傳播。終于招來了教育部的嚴詞譴責。

　　教育部此次大怒當然是值得“欣喜”的，因為相較2004年發生的各類丑聞，如讓女大學生陪舞、招生腐敗、學費“殺人”等等，教育部這回可謂是“該出手時就出手”，沒有表現出慣常的拖拉作風。但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美國連教育部都沒有，當然也就不存在惟一正確的大學排名。

　　看來，關鍵在于不知深淺高低的某校這次是冒失地闖入了教育部的禁臠：給大學排名不僅是教育部追求的最高目標(典型的口號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而且也是其激勵各高校的主要手段。由于心目中的“世界一流大學”都在美國，因此以“美國50州高等教育聯盟”的名義制造的假新聞就更屬于是可忍，孰不可忍！

　　細細想來，教育部倒是應該借此機會檢討一下自己的評價體系和工作方式。比如，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種超越民族國家，超越文化傳統的“世界一流大學”？如果不存在，提這樣的口號豈不是無的放矢嗎？再比如，要排名就必須要有量化的數字，但大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她的核心指標，即人文精神以及人文教育的水平，恰恰是無法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學的“麥當勞化”———可計算性，可預測性，效率至上性，技術取勝性，而培養出來則并不是一個和諧的“人”，而是一種缺乏人文關懷，工具理性發達，價值理性貧血的標準化“產品”。(《教育部為何龍顏大怒？》2005年1月7日)

　　的確，我們應該認真反思一下，有沒有一種超越民族國家，超越文化傳統的“世界一流大學”？什么是一流大學，是學校的高樓多，還是教學質量高？是“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多，還是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現在文科的博士生要想拿學位必須拿出兩篇核心刊物的論文。有人計算過全國進入“核心刊物”的有400—500家，每期全部刊登博士生的論文也不夠用，于是一些刊物出特刊。但是出論文不能白出，要收版面費，生活困難的學生只好少吃簡用，擠出錢來出論文。當然了，教師也別輕閑，規定每年至少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兩篇論文。也有人計算過，全國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再加上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副研究員，每年發兩篇，大概現在的核心刊物也不夠用。于是教師們開玩笑：一個圓只有一個圓心，都是核心等于沒有核心。400—500家“核心刊物”，究竟誰是核心，是不是象打靶一樣，劃出10 個圓，來個10環8環什么的，把“核心刊物”分成10級，如果一次中了10環可以頂10篇論文，這樣可以5年不寫論文了。

　　想當初，香港《大公報》是在天津創刊，發表了20世紀初的許多學者論文，當時也沒有核心刊物，但是許多文章至今仍然有很高學術價值。搞“核心刊物”。而且數量不斷增加，越來越形式主義。有點形象工程的味道，也很象中小學應試教育。什么都要“量化”，那么“質”在哪里呢？

　　最近，在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統考之際，復旦和上外兩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昨天再度建議：“該項考試不妨取消！” 實際上，兩位老教授都是外語教學的國內名家，之所以不贊同四六級統考，系出于日漸由“工具”異化為“敲門磚”的趨勢。

　　他們說，數十年前，外語好的大學生并不匱乏，外語教學也無非是眾多課程中的一項而已。可現在，無論什么專業的學生，外語學習都成了頭等大事、重中之重。不少學生不管進什么課堂，必備英語課本和辭典。一年到頭，有一半甚至更多時間，在“孜孜不倦學外國話”。

　　更令兩位外語教學大家感到“非改不可”的是，英語四六級考儼然已演變成擁有“一票否決”的“生死符”。 這一說法并非危言聳聽——盡管教育部從未將四六級考的成績與學位掛鉤，但全國絕大多數高校，都“自主”將該掛鉤定為校規。每年，滬上高校未獲學位的本科畢業生中，一半以上是因為未通過英語四級考的門檻。不少同學專業成績優秀，惟外語不過關，也只能沖著研究生院的大門嘆息。(《兩資深教授質疑英語四六級統考建議將其取消》《新民晚報》記者曹奕)

　　實際上，大學教授對于英語四六級考儼然已演變成擁有“一票否決”的“生死符”，早就議論紛紛。不管什么專業都要考級，在碩士生和博士生教育中，已經成了負擔，有的博士生要用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時間去“考級”，作論文的時間就很有限了，現在由外語教師提出這個問題，非常好！想一想，一個博士生要兩篇“核心刊物”的論文再加上“六級英語”，三年之內，他們還有多少時間作論文呢？作為大學第一線的教員，我們誠懇地希望別再搞形式主義了！

　　一篇題為《我對高等教育發展中若干現象的迷惑》的文章正在一些大學校長當中流傳。文章作者楊福家是原復旦大學校長，現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文章寫就于2004年3月，但是楊福家的“迷惑”--近幾年來，中國的大學為何越來越熱衷于大樓而不是大師——直不解。直至2004年年底，楊福家說，有位內行領導在看了文稿后寫道：“你的觀點我都贊同。很多學校的領導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很多錢是通過專項經費取得的。有的來自政府，有的來自某些財團，有的來自銀行。熱衷投資于教育的人，不一定懂得教育，他們希望投資見效，最快的途徑就是蓋房子。你不蓋大樓，就得不到這筆錢！

　　目前，計劃把校園面積擴大并超過5000畝的高校已不在少數。有的省為建大學城已負債20余億。據報道，到去年底，全國共有50多個大學城正在興建，其中，南京的仙林大學城，宣布投入50億元，規劃面積70平方公里，相當于26個北京大學的面積！為了建大學城與拆遷戶鬧糾紛的事例常有所聞。最近有一位院士很反感地參觀了某高校十分豪華的餐廳。

　　建世界一流大學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樓！在世界大學排名的各項指標中，并沒有校園面積或校內建筑面積這類項目！2004年與哈佛并列世界第一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6500名學生)占地1820畝，哈佛大學占地2300畝(近兩萬名學生)；世界大學排名在100名之內的諾丁漢大學(含農學院)占地3400畝。比復旦年輕6歲的香港大學，無論建筑面積，還是校園面積，都遠低于15年前的復旦，但是今年它在我國內地招到了最好的學生，從2000余名報考學生中選了1000多名，再經過面試，最終錄取192名，其平均成績超過了我國內地的名牌大學。它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則肯定在前250名之內！在高樓大廈聞名于世的香港，香港大學雖處港島，占地很小，但從未計劃建造超高大樓，因為它不符合教學科研的需要！

　　美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大學(UTD)算不上一流或二流大學，3年前無一人有資格參加某納米國際會議。但數月前召開的同樣會議上，該校派出了以麥克迪爾米德教授為首的50人代表團參加，作了1個主題報告，5個大會報告。該校在納米科技領域的一個成果于10個月前在《科學》、《自然》等重要刊物上發表，美國各大報刊紛紛報道。巨變從何而來？以人為本！！他們看準方向，引進了領軍人物及在第一線戰斗的戰士。(《中國青年報》2004年11月17日)

　　由此可見，所謂“一流”最重要的是教學質量，是科研成果，是學術精神，是文化價值，而不是“大樓”，從中央電視臺水均益采訪普林斯頓大學女校長的訪談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校長經常與教師交流，甚至到學生食堂吃飯。她要抓的是學校的學術精神，要培育的是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圍。但是，我們一些地方熱衷于“大學城”，想把大學集中到某一區域，不僅花費了大量資金，而且使大學遠離城市、遠離社會——如果河北某地的大學城。這不僅割裂了大學周圍的文化氛圍，而且增加了學校師生進城的經濟負擔，甚至把學校變成了世外桃源。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與世隔絕的大學真的能培養出有用人才嗎？更何況，所謂“一流”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任何大學不可能每個專業都是“一流”，即使是“二流”、“三流”的大學，也可能出一流的成果，克薩斯州達拉斯大學就在3年進入納米技術的前列。“以人本為本”，才能發揮出效力。

　　我們還注意到：北京大學青年教師李猛，碩士研究生畢業，在北大社會學系任教5年，曾獲北大第六屆“十佳教師”稱號，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對北大某教授的“改革方案”提出質疑：

　　什么是“世界一流”？

　　要使北大成為一個這樣的一流大學，就要弄清楚對北大現有不同學科而言，究竟什么樣的學術方向才能真正邁向“世界一流”。

　　比如，北大的理工科院系，在現有的資金條件下，是否能夠憑現有的實驗條件進入世界一流；究竟哪些領域有這樣的機會，哪些領域沒有；如果有些學科在二三十年內都沒有可能進入美國標準的“世界一流”，這些學科是應該停辦，還是應該為更長遠的學術發展進行扎實的基礎性學術積累。

　　像管理學院和法學院這樣的職業學院，如果按照某些美國標準來計算畢業生的工作起薪的話，恐怕中國永遠沒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流”；但如果評價對各自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力的話，怕是美國最好的商學院和法學院也不能相比。如果是這樣，它們的“世界一流”又應該如何衡量呢？

　　在受這次改革沖擊最大的北大人文科學領域，其中許多學科在世界上具有絕對領先地位，甚至也是北大將來成為“世界一流”的主要機會。在中國歷史、中國語文和中國哲學方面，海外學者的研究水平，是否在整體上能夠甚至應該成為評價中國學者水平高低的標準呢？事實上，美國的中國研究幾乎從未超出地區研究的范圍，很少對其他研究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以美國學術界的邊緣學科來規范中國大學中最具學術底蘊和研究傳統、也是對中國政治經濟生活與文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部分，這是否與建設一流大學的努力背道而馳了呢？(《如何改革大學？——對北京大學人事改革草案邏輯的幾點研究》《書城》2003年第8期)

　　我認為，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有不同的“一流”，如果一切以哈佛為標準，那就要捆住自己的手腳，什么也別干了。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清華是不是一流的？我說：是！因為它們的文化精神影響了一個時代，抗日戰爭時期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是不是一流的，我也說：是！因為它們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培養了整整一代大學生，其優秀者后來成為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李猛還提出“企業的邏輯與大學的邏輯”的問題：為什么要采取終身教職制度改革北大呢？“說明”的理由還是：企業與大學不同。方案一再強調企業與大學的差別在于“學術市場和大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尤其體現在“用人”機制上。而用人的機制正是這份北大改革方案的焦點，這難免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為什么草案一邊在關鍵機制上強調大學和企業在邏輯上的差別甚至對立，另一邊卻堅持用企業改革的邏輯來衡量北大這次改革的方向和具體機制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談及現有用人機制或者批評者提出的以副教授為起點的終身教職制度時，某教授往往稱其為“鐵飯碗”，是計劃經濟的“漏網之魚”，言外之意，只授予正教授以終身教職就完全擺脫了“鐵飯碗”。難道正教授的終身教職或長期教職就不是一種“鐵飯碗”嗎？

　　李猛的提問非常有道理，他還指出：北大的改革草案與英美大學普遍采用的終身教職制度的另一個重大差別是，其所保護的教師在范圍上大大縮減。新發表的第二稿已經承認了這一點。但某教授仍然強調他設計的方案在美國也不乏先例。讓我們通過統計數字來看看這個先例所占的比重。根據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在2003年發布的統計，美國大學的正教授中，進入終身教職序列的有98%，獲得終身教職的有96.6%，在副教授中，進入這個序列的有95.9%，拿到終身職位的有84.7%，甚至在助理教授(大致相當于北大的講師)一級，也有13.6%的教師獲得了終身教職。顯然，美國大學中絕大多數副教授是擁有終身教職的。(《如何改革大學？——對北京大學人事改革草案邏輯的幾點研究》《書城》2003年第8期)

　　我認為：這些實際統計數字，恰好說明美國大學也不是輕易搞“末位淘汰”的，實際是教授與副教授職位的穩定。教師可以在大學之間流動，但職位是穩定的。為什么呢？因為大學不是企業，企業追求是的商品標準化的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標準有嚴格的規定，所以目標是經濟效率。但是大學是培養個性化的學生，如果每個專業的學生都象標準產品一樣，那么創造力在哪里呢？再說大學不是汽車廠，也不是電視機廠，而是綜合性的教育基地，是不可套用企業邏輯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在評論某教授的《大學的邏輯》時說：從一個方面看有新意，充滿了經濟學家的實證精神，以及“成本-效益”、“投入-產出”、“產品-客戶”等觀念，沒有舊式文人的迂腐，沒有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又顯得是在紙上談兵，除了現在的大學從“投入-產出”角度看效益不高算是擊中要害外，對深層次問題思考好象沒有感覺。大學充分體現了現體制下的一切弊病，作者依據大學的一般原理，特別是從國外大學借鑒來的原理，如何落實，可能有無法逾越的障礙。(各方專家評說《大學的邏輯》《博正學術》 2004年3月31日)

　　李猛尖銳地指出：如果連評價教授的客觀標準都沒有，又由什么權威機構來判定一個學科是否處于全國的前10名呢？北大的經濟學，有光華管理學院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樣已經基本試行“新體制”的優秀院系，再加上經濟學院，但在教育部進行的高等院校重點學科的評比上卻大敗而歸(排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和復旦大學之后，與遼寧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武漢大學并列第五)。這種學術評價大概不能抹煞北大經濟學真正的學術地位，但卻多少可以告訴我們學科的“末尾淘汰制”的可行程度。

　　簡單地說，新設計的改革機制，不過是提高了舊的運作機制中競爭的風險，卻根本沒有創造新的機制。以前當不上教授，至少還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從事教學科研工作；而現在卻是失業、被剝奪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會。草案在表面上和教育發達國家的體制相似，但因為缺乏真正有效的學術機制，整個體制的運轉仍將主要依靠舊的邏輯，結果只會帶來越來越多的討價還價、幕后活動和非學術競爭。這樣，將更快地淘汰那些愿意遵循學術自身邏輯進行研究的教師。” (《如何改革大學？——對北京大學人事改革草案邏輯的幾點研究》《書城》2003年第8期)

　　任何都知道，學術成果的取得，要經過長期的研究，如果搞短、平、快，那是經不起實踐和歷史考驗的，短、平、快式的“末位淘汰”，(北大方案第三稿刪去了“分級淘汰”，“末位淘汰”)可能要傷害那些真心實意進行研究的學者。

　　在2004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的《大學的邏輯》附錄二《也談“如何改革大學” 》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話：李猛先生所作的“如何改革大學”的長文(以下簡稱李文)在“世紀中國”發表后，一些網絡媒體紛紛轉載，在社會上激起強烈反響，被一些改革的反對者視為影響北大改革進 程“最后的武器”。李文的積極意義在于文中所閃爍的一些真知灼見將提醒這次北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者們在重大的舉措出臺前需要進一步保持審慎的態度；其消極意義則在于，李猛先生通過玩弄他本人所公開反對的“修辭學”，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看似嚴謹細密，實則漏洞百出的邏輯，影響和干擾了讀者對大學改革的真實意圖的判斷。(載于《學術界》2003年第五期)

　　誰都知道五四時期，北大新青年運動的口號是“科學、民主”，在于它海納百川的氣魄。對“北大的改革”方案有不同看法，并不等于“反對改革”，輕易給別人扣上反對者視為影響北大改革進 程“最后的武器”的帽子，是否符合“科學、民主精神”呢？一方面指責別人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看似嚴謹細密，實則漏洞百出的邏輯，影響和干擾了讀者對大學改革的真實意圖的判斷”，另一方面，又說“李文的積極意義在于文中所閃爍的一些真知灼見將提醒這次北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者們在重大的舉措出臺前需要進一步保持審慎的態度”。那么請問：這是一種什么邏輯呢？難道“文中所閃爍的一些真知灼見”是為了“干擾了讀者對大學改革的真實意圖的判斷”？這自相矛盾的語言也合乎邏輯嗎？對于改革可以有各種方案，對某一方案有不同看法，難道就是干擾？更有意思的是《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三稿)定稿中，將第一次征求意見稿第15條中“自2003年起，空缺教授崗位1/2以上對校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能用于內部晉升”這一引起了許多北大教師反對的條款進行了修訂。刪去了對教師流動比例限制，刪除了“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的條文；“分級淘汰”，“末位淘汰”這樣的術語也不存在。(《北大“癸未變法”低調推進》2004年5月20日《21世紀經濟報道》)被刪去的正是李猛文章中反復論證的觀點，也正是《大學的邏輯》附錄二所支持的觀點。

　　北大是全國有影響力的大學，因此其改革方案，也引起各方面的關注。看了北大的改革方案，尤其是第一稿，大學教師們經常開玩笑，每年都要帶研究生，“假如我被末位淘汰了，我的研究生你幫助帶一下吧！”

　　還有一個問題：北大人事部改革推進過程中，另一個論爭激烈話題就是北大人員構成。2003年北大行政高層在央視的采訪中說，北大現有的教師和職工(本部)接近6000人，教師2200多人。也就是說后勤行政占2/3，而處在教學和科研一線的教師只占1/3。有人為此提出質疑，北大龐大的資源掌握在2/3人手里，為什么不改變他們，而先改教師呢？

　　對此解釋是，同時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師體制改革振動太大，不利學校工作的穩定。另外，在教師人事部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時間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體制改革，行政人員相對容易接受一些。(《北大“癸未變法”低調推進》2004年5月20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教師們不明白，改革為什么先改第一線教學人員呢？行政人事部門要穩定，難道第一線的教學人員不需要穩定嗎？不是張口閉口就是美國大學如何如何，哈佛如何如何嗎？世界上有多少大學“后勤行政占2/3，而處在教學和科研一線的教師只占1/3”？過去的北大、清華，西南聯大也沒有這么多行政后勤人員，究竟是大學呢？還是行政機關呢？

　　在《大學的邏輯》附錄三《北大教師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學思考》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猛烈批評行政人員，包括行政管理人員和行政服務人員的時候，大家似乎都忘了這些人的貢獻。有人宣稱，北大的貢獻都是2000多名教師的，這種腔調，和拍馬屁有什么兩樣？中國的改革都是小平同志的？sars的消滅都是醫護人員的功勞？房子都是建筑師蓋的？時裝都是設計師的靈感？原子彈、氫彈就是鄧稼先的？法律上認定一個人的行為，總是需要因果關系的，這包括兩段：沒有A，就沒有B；有了A；就有了B，必須這兩部分都符合，才構成行為和結果的合適連接。有了這2000多名教師，就有了北大？那不用改革，統統開除行政人員是最徹底的。

　　任何一個組織，都離不開各種各樣的分工，這些分工哪一個重要？在一項合作中，一個人承擔99%，一個人承擔1%，誰對完成工作更重要？一個人畫龍，一個人點睛，誰更重要？

　　先改誰？我們必須尋找一個判斷標準，這個標準從哪里找？我們首先要問，北大的形象是誰塑造的，北大的魅力是誰創造的？和上一個問題類似，對房子不滿，先找建筑師還是先另找建筑工人？時裝賣不出去，先換設計師還是先換裁縫？

　　那些猛烈批評行政人員的人，似乎忘了，改革并不是將全體北大教員趕出去，將改革的主體換成全稱對象，和將行政人員的腐敗、浪費、低效率換成全稱對象，總是讓人想起“階級論”。

　　為什么要先改教師隊伍？很簡單，看看我們每年的招生就行了，多少狀元、高考中的優秀分子進入北大，是沖著誰來的？是行政人員，還是教員？先改行政人員的主張者，所犯錯誤和前面是一樣的，就是忘記了誰才是北大的所有者，誰才是北大的評價者，誰才是北大的希望。

　　對于這篇文章，汪丁丁的評論是：

　　“北大教師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學思考”，作者不是張維迎，但其文字被維迎收錄以作“支持”。我相信，任何一位讀者，甚至是粗心的讀者，都不會贊同如此文風及論理是對張維迎這本書的主旨的支持。在三篇“附錄”當中，我最喜歡的，是周黎安和柯榮住合寫的那篇--“從大學理念與治理看北大改革”，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支持”。(《權力配置與大學改革》《財經雜志》2004年3月31日 )

　　汪丁丁的評論是恰如其分的，這樣的文風，確實有損于北大“科學民主”的精神，而且文章中的觀點也自相矛盾，既然北大的教員和行政人員都有貢獻，“sars的消滅都是醫護人員的功勞？房子都是建筑師蓋的？時裝都是設計師的靈感？原子彈、氫彈就是鄧稼先的？法律上認定一個人的行為，總是需要因果關系的”，那為什么“對房子不滿，先找建筑師還是先另找建筑工人？時裝賣不出去，先換設計師還是先換裁縫？”，為什么先要建筑師、設計師負責任？誰都知道在實踐中，房子出了問題，不一定式就是建筑師的責任，也有設計沒有問題，實際操作中出問題的。時裝出問題也有裁縫不按設計操作造成的，凡事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既然，教員、行政人員都有貢獻，所謂“多少狀元、高考中的優秀分子進入北大，是沖著誰來的？是行政人員，還是教員？先改行政人員的主張者，所犯錯誤和前面是一樣的，就是忘記了誰才是北大的所有者，誰才是北大的評價者，誰才是北大的希望”，又是從何說起呢？這不是又把教員的地位突出了嗎？難道北大五四以來的學風與行政人員無關嗎？任何都知道大學的文化氛不僅感染著教員，而且感染著行政人員。高中學生是沖著五四以來北大的科學民主精神而來的。

　　這里，我們需要搞清楚的是：北大究竟需要多少行政人員？這與“誰的貢獻大”，不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大學是行政機構關，還是教育基地？

　　李猛最后提出：學術自由也正是8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最重要的意圖。當年蔡先生因五四運動之故暫時辭去校長職務，曾發表聲明說：“我絕對不能再做思想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蔡先生此后更是屢次強調用學問之道來克服北大教師學生中的官商兩種腐敗習氣。反對急功近利是蔡先生一貫堅持的北京大學的教育方針。

　　現在，草案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動北大改革。我們希望能夠繼承蔡先生當年的精神，建設一所真正能夠引導中國學術發展的大學，以學術自主的態度克服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對學術的侵襲，培養有利于學術自主成長的環境，促進學術自身邏輯在北大的體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避免重蹈北大官商兩種腐敗。可惜的是，這次改革草案充滿了經濟邏輯，也不乏對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惟一缺乏的似乎是對真正的學術規律的尊重，對真正促進中國學術發展的學術邏輯的思考。某教授經常說北大的老師“太封閉”，不了解國際統一的學術規則。但一個根本不尊重中國學術發展邏輯，用市場競爭代替學術成長、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國體制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國際上的學術規則呢？ (《如何改革大學？——對北京大學人事改革草案邏輯的幾點研究》《中國青年報》)

　　我非常贊成李猛的看法，同時也希望教育部門直接聽取廣大教師的意見，特別是在研究生教育中，別再搞什么“核心刊物”的論文和“六級英語”了(雖然這只是大學自己的規定)，博士的主要任務是做好學位論文。我仍然認為：五四時期的北大、清華是無愧時代精神的“一流”，抗日戰爭時間的西南聯大是無愧時代精神的“一流”，因為它們體現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時代精神，體現了一流的學風！現在黨中央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我們應該考慮大學教育如何才能做到科學的發展，做到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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