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強：郎咸平的信仰--經濟現象的哲學思考

　　韓強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柏晶偉的文章說：在吳敬璉看來，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吳敬璉說，這也正是他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實行“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原因。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 ，我是無法接受的。

　　我的文章《評吳敬璉我心依舊》指出，郎咸平確實說過“大政府主義”，但是他所說的“大政府”并不是回到“命令經濟”、“行政經濟”。而是法制化的市場經濟。他說：“今天的自由主義學派，看到的是一個自由經濟，是一個民主制度。我現在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這是錯誤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達到富強，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郎咸平指出，美國之所以強大是靠大政府創建的法制社會，給所有的參與者，包括企業、消費者、買股票的人、賣股票的人，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讓任何人不能隨意地擠占別人的財產。美國政府扮演的是看門狗的角色。讓大家族退出經濟舞臺，由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國證監會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執法機關，它的調查權力是沒有國界的，它可以調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國總統，而且美國證監會可以發傳票，如果不去，可以在證監會的指揮下執行逮捕。就是因為賦予美國證監會至高無上的權力，才能保證上市公司的非掠奪性，沒有一個嚴格的法律不會有一個好公司。而中國的證監會缺乏執行。中國的股市缺的不是錢，而是中小股民對上市公司的信心。(《郎咸平唱獨角戲》《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8月30日)

　　很清楚，這是以美國為例，要政府加強法治，制定一個嚴格的規則。所謂“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集什么權？集法律之權。“靠大政府創建的法制社會，給所有的參與者，包括企業、消費者、買股票的人、賣股票的人，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這難道不是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嗎？這與吳教授一貫提倡的法制化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嗎？

　　現在，郎咸平發表在《商務周刊》上的《我始終在堅守自己的學術信仰》，再次證明了我的判斷。郎咸平說：

　　我當然不主張以權力建立齊頭的平等，我也反對現行法治缺位下的企業家侵害他人的追求財富行為。我理想中的中國是在法治化的規范下，建立一套規范的游戲規則，讓每一個經濟個體能在法治化游戲規則的規范下運作，而不會侵害他人利益。但是法治化的建設必須以百姓利益為前提，否則必然失敗。法治化的建設不能離開政府行為，世界上各國法治化的建設絕無可能脫離政府的行為。例如19世紀法國拿破侖所建立的第一套大陸法系法典，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第二套大陸法系法典，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以及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這些法案對不規范行為的嚴厲制裁以及對社會大眾的保護在世界上都可說是無與倫比，但這些法案的形成必然依靠強勢政府的推動。只有在法治化建設完成后，穩定的中產階級才能形成，而政府的功能才能縮減。目前國內專家學者呼吁限制政府權力是一個錯誤的跳躍性思維，在法治化還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將會給老百姓帶來可怕的劫難。最好的例子就是菲律賓。該國引進了美國的民主選舉、議會、憲法、民營經濟，但是沒有引進美國嚴刑峻法的法治，結果就是官商勾結席卷全國財富。這也是為何我主張強勢大政府的基本原因。我鼓勵這屆政府以民為本的思維，但是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才是施政的重點，只有建立一套以民為本的法治化游戲規則，才能建立穩定的中產階級以及藏富于民的社會，而其后才能再談政府職能的縮減。

　　現在問題更清楚了，郎咸平是主張市場經濟的，而且主張用法律保障市場經濟秩序，所以他并沒有“回到命令經濟”(所謂行政命令的計劃經濟)。當然，對郎咸平的觀點可以批評，但是要批評別人，首先是弄清楚人家是在說什么？如果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人家根本就沒有說過的話，安在人家頭上，就進行批評，那究竟是批評誰呢？這樣的辯論不但搞不清問題，反而會讓辯論更混沌。

　　這里，郎咸平還舉了菲律賓的例子，“該國引進了美國的民主選舉、議會、憲法、民營經濟，但是沒有引進美國嚴刑峻法的法治，結果就是官商勾結席卷全國財富。”這是學習西方失敗的典型實例，最關鍵的法律和法治不學，學了些形式的東西，結果就是官商勾結席卷全國財富。這個例子，如果用吳教授的話來說，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壞的市場經濟”的典型。所以，我們可以說，郎咸平和吳教授都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壞的市場經濟”。所以，有爭論也要弄清究竟是爭論什么？要求同存異，不要把一個問題的爭論擴大到另一個問題上。

　　我在《聲援郎咸平、左大培》的文章中說，我支持他們的學術精神，是支持他們提出了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國企改革中資產流失問題，因為公有財產是13億人民的，人民當然有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我也指出了，具體觀點另議。現在就談這個“另議”。

　　第一、關于“民企原罪”問題。

　　我一直認為，“原罪”是一個宗教道德判斷，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命題。把這種觀念應用到任何人身上做價值判斷或者做法律判斷都不合適，因為從唯物主義觀念看，人的觀念、行為是后天形成的，有罪、無罪是人的后天行為，不能做先天判斷。既然應用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適，應用到富人身上也不合適，因為這樣一來，一部分人從它發財的那一天開始就有罪，這不符合近現代社會人人平等的觀念。不能認為民企先天有“原罪”。這些觀點，我在很多文章中談過，在《聲援郎咸平左大培》的文章中也談過。同時，我也不同意所謂“仇富心理”的說法。

　　2004年1月31日、2月1日《北京青年報》連續發表兩篇文章討論民營資本的“原罪”如何解決，引起各方面關注。

　　文章說：簡言之，“原罪”是指一些民營企業家或者“第一桶金”來路尷尬，或者利用國家資源在短期內積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民營資本的“原罪”如何解決》2004年2月1日)

　　既然“原罪”是指一些民營企業家或者“第一桶金”來路尷尬，那就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家”，既然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那么“民企原罪”的概念就不成立。因為“民企原罪”是全稱判斷，“一些民營企家”是特稱判斷。所以不能簡單地說“民企原罪”，這并不是咬文嚼字，因為這涉及到對大多數民企的看法。

　　因此，問題的核心是：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企業是合法經營(或基本合法)呢？還是大多數企業是違法經營呢？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如果大多數企業是合法經營(或基本合法)，那么，所謂“原罪”就是一個不成立的前提。因為少數人的違法，不能加在大多數人身上。這個道理很簡單；社會上有少數人犯罪，能說人人都有“原罪”嗎？

　　還有相當一批企業家原來只是打工者，或者是個體戶，他們主要是靠自有資金，一點一滴地積累財富。他們找銀行貸款者很難，他們有什么“原罪”呢？所以不能籠統地說“民企原罪”。

　　2003年6月16日《經濟觀察報》有一篇《郎咸平：制度化處理民企原罪》的文章說：“針對民營企業在資產來源及權益上與國有資產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郎咸平把其中利用國家資源迅速進行財富積累的行為稱為民企的‘原罪’。原罪問題處理不當會嚴重影響到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

　　郎咸平在回答《商界名家》的記者問時說：相當多的民企的發跡過程是有著這樣那樣問題的。而他們對政府的原罪資金總要出面解決。政府為了維護公眾利益，　也必須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責任，　而對民企原罪的處理制度化的原則，就是讓企業家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而后再將部分利益轉給公眾——這也就是一個制度化的BOT　(Build，　Operate，Transfer)。前述獨立第三方的處理只能針對重大而有爭議性的案件，否則事事要求成立獨立第三方，一來成本太高而且容易受到操控。　(《郎咸平：誰說我是“烏鴉嘴”》《商界名家》　2003年11月)　　

　　郎咸平希望用緩和的方法解決“民營企業在資產來源及權益上與國有資產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用意是善良的，產權界定不清，雙方都有責任，現在坐下來協商，是一種好辦法，但是郎先生把“利用國家資源迅速進行財富積累的行為”稱為民企的“原罪”，甚至使用了“原罪資金”的概念。這很容易產生歧義。

　　因為利用國家資源不等于“原罪”，只有非法利用國有財產或他人財產，在法律上才有罪。我認為，這在前提上掉進了預設”有罪“的圈套里了。

　　其實，不僅有個別民營企業不合法利用貸款，個別國營企業也有。例如，有報道稱：銀行與鄭百文簽訂承兌協議時，連擔保人都是鄭百文自己，這簡直是笑話。銀行敢簽這樣的協議，真是令人費解。也有人指出，鄭百文的種種手段之所以得逞，在于它當時身上的“光環”、“神話”太多，讓周圍的人們炫目，又有誰會懷疑“明星”呢？那么，那些“造星”、“評星”的部門該不該負責任？(《上海證券報》　2000年11月1日)所以，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哪個企業不合法利用銀行的信貸都是法律不能允許的。

　　從廣義上說，我們的公民都在利用國家資源，因為公共事業有些是不收費的，大家都在利用。這里，我是從狹義上說，比如銀行貸款、承包國營或集體企業等等。這些形式只要是合法的，就應該是合法致富。還有些人是靠自己勞動逐步積累的，他們之中有人沒有做成大企業，也有人做成了大企業。

　　我舉這些例子是要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認為，所有致富的人都有利用了國家資源，也有靠個人積累的，也有個人積累和國家資源相結合的，不管哪一種形式，關鍵是要合法。

　　第二，關于“所有者缺位”問題。

　　郎咸平說：“我覺得最荒謬的事情，就是現在談產權改革的時候，動輒就強調要民營化，又例如對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缺位等說法，實際上都不是很準確的。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是經理層不夠專業，做得不夠好，并非完全是國有控股的問題。很多國家都會有很多的控股企業，這也是企業存在的一種形式。(《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南風窗》2003年8月7日)

　　這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借口“所有者缺位”就搞私有化，因為在“缺位”的情況下，搞所謂的“民營化”、“私有化”，只會公共財產的所有者受到更大的損失。另一方面，內地經濟學家所說的“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缺位”，是指在法律上規定了全民所有制，但是法律沒有細化，在操作層面上，民眾沒有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同時，企業要有管理者，不可能人人都直接管理企業。

　　郎咸平一直強調，法律上已經規定了公有權，所以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問題。也許是他不熟悉內地的情況，所謂“五龍治水”分散化的行政管理，這種操作方法，實際上形成了“所有者缺位”。所以，我認為關鍵問題是讓所有者“復位”，怎樣“復位”呢？應該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人民的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具體形式就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建立監督機構。

　　2002年12月23日《中國經濟時報》有一篇《國資委應放在政府還是人大？》 的文章，記者劉建鋒根據李新華、張樹中編著的《外國國有資產管理理論與實踐》和馬海濤等人主編的《國有資產管理概論》，介紹了西方主要國家對于國有企業的管理也是通過政府來執行的，不過西方主要國家的國會，通過設立委員會等各種手段，實現了對國有資產的管理。

　　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決定國有企業的建立、合并、撤銷或內部機構變革，通過掌握財權控制聯邦預算間接制約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活動，對于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美國國會還通過常設委員會或者臨時特別委員會進行調查，審議國有企業管理的各種議案。

　　法國國會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和監督主要通過調查和訴訟方式實現，國會議員擁有對涉及國有企業各個方面的直接和間接調查權，可召集會議直接調查也可組織有關調查組或委托審計院調查，有權在特定期限內設立調查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并就國有企業問題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

　　還介紹了英國、德國的經驗，還包括東方的印度：國會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方式，一是議員每年對國企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評議，二是國會每年舉行一次圍繞一個或一批國有企業的預算和議案等問題的辯論，三是通過與國有企業相關的公共會計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國有企業委員會實施具體的管理和監督，公共會計委員會負責審查國有企業的收支賬目表和資產負債表、盈虧會計報表以及審計報告。

　　這些經驗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發揮議會的作用。從法理上說，既然公有資產是全民的，議會當然要進行監督和管理。這樣就從法律上保證了全體所有者的地位。

　　如果我們看一看某些經濟學家提倡的MBO，一味強調企業管理者的貢獻，根本就沒有把真正的所有者——全體人民放在眼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支持郎咸平、左大培要求停止MBO的觀點。因為凡是MBO，或多或少總是暗箱操作。有人說公開操作就可以避免缺陷了，卻忘記了一個問題：全透明的公開操作，MBO就沒有意義了，因為公開操作，就會有人出比管理者更高的價格，當然是誰出的錢多，就賣給誰，管理者的特權也就消失了，MBO也就不存在了。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人突破不了洋教條，想改良MBO，卻忘記了公開透明的操作，MBO的特權就消失了。

　　這里，我還要說的，民營企業也會出現“所有者缺位”，也許有人會感到吃驚，民營企業是老板自己的，怎么會“缺位”？實際情況是：企業做大了，就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舉一個例子：

　　《科學投資》《中國民企死亡全書》，就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李忠文也是一個漁民的兒子，19歲時被人推薦到天津當學徒，學習做鞋。1994年，羽翼漸豐的李忠文辭了原來的老板，借了4000塊錢，和哥哥兩人開始在天津打江山。李忠文很有生意頭腦，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個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為他帶來了400多萬元的收入。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經擁有4家鞋店，每家單店面積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錯。

　　從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時間里，“百信鞋業”在全國40多個城市開了80家連鎖店，旗下擁有了2.8萬名員工，總資產達到30多億元。這時候的李忠文已經不僅僅是個億萬富翁，而且成為社會名流，被人譽為“中國鞋王”。他宣稱，到2002年，“百信鞋業”要在全國開100家連鎖店，5年內躋身世界500強。　

　　就在李忠文宣稱他的“百信鞋業”要在5年內躋身世界500強的時候，災難開始了。李忠文開鞋店，采取的是家電經銷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廠家先墊貨，待一段時間之后，再由商家給廠家結款。這種運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緩解商家資金緊張的局面，但同時也潛伏著巨大的危險。隨著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時間內一下開出幾十家店，而且單店面積越來越大，最大的超過1萬平米。這些店鋪占壓了大量的資金，這使“百信”的資金始終處于極度緊缺的狀態。這導致了兩個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國各地幾十家店鋪的大多是他的親戚朋友。這些親戚朋友乘其一時分身乏術，開始公然地、大規模地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使企業利益受到極大損害；第二，劣質商品開始大量涌入“百信”，百信”銷售額急劇下降，使本已緊張的資金鏈進一步繃緊。

　　正在這時，百信一直存在的“偷逃稅”事件被揭發出來，成為了壓折駱駝腰的最后一根稻草。隨著由工商、稅務、公安等部門聯合組成的調查組進駐“百信東北分公司”，被“百信”拖欠著上億元巨額貨款的各地供應商聞風而動。李忠文的“百信”帝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中國民營企業第一死：死于“順”》)

　　您看一看，在擴張過程中，是不是出現了“所有者缺位”，李忠文的親戚朋友乘其一時分身乏術，開始公然地、大規模地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使企業利益受到極大損害。誰說了算呢？親戚朋友！

　　再看一看“安然”，有眾多股東，結果都被高管人員和安達信欺騙了。廣大股東失去了知情權、發言權、監督權。這難道不是“所有者缺位”嗎？這叫什么呢？這叫上市公司的“異化”，原來的公眾公司變成了少數人掠奪的肥肉。也可以說，公眾公司被少數人“私有化”了。所以，無論是國企、民企都應該從法律和操作層面上，保障所有者的權益。所以，我贊成郎咸平的信仰：在法治化的規范下，建立一套規范的游戲規則，讓每一個經濟個體能在法治化游戲規則的規范下運作，而不會侵害他人利益。我想，吳教授也會贊成“在法治化的規范下，建立一套規范的游戲規則”。

　　因此，我希望當前的討論，應該求同存異，特別要注意使用準確的概念，這樣才能心平氣和。同時還要注意保持邏輯的一致性，不要搞雙重標準。有些人主張“國退民進”，要國營的退出市場，但是德隆出了事，又大聲呼吁：銀行要給貸款、國家要管，不要看著民企要垮，就撒手不管。如果按照“國退民進”的邏輯，那就不需要國家管，讓市場來決定吧！誰讓你資金鏈斷了呢？你還欠銀行的錢呢？實際情況是：國家出手救德隆，資產管理公司是誰的？國家的！有網友戲稱：這究竟算是“國退民進”呢？還是“民退國進”呢？看了這件事，就會理解為什么1929年歐洲國家出面收購企業了。所以，任何事情不要絕對化，我一直認為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陰就有陽，世界是多樣性的，不是單一的。所以，無論是國有控股公司、還是民營控股公司，無論是國有獨資，還是民營獨資，甚至是家族企業，都是客觀存在的，還是在法制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和平共處的好！不要搞單一性，要搞多樣性，這樣才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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