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強：經濟現象的哲學思考-評吳敬璉

　　韓強

　　11月27日《中國經濟時報》以“吳敬璉”的名義稱發表了《我心依舊》的文章，文章是由記者柏晶偉寫的。這篇文章在網上引起關注，實際上涉及到當前的一些熱點問題，所以我們有必要進行分析評論。

　　文章介紹吳敬璉教授的觀點說：

　　在世紀之交，他進一步提出：中國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還要回答“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游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應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說應該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

　　不少人以為搞市場經濟了就可以獅子大開口、名正言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是新時代的于連。于連們，為反對舊統治的壓制要起來反抗，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些人是大變革時代的產物。

　　事情很清楚，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并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所以，在吳敬璉看來，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

　　這些觀點的核心是：中國要建立法制化的市場經濟，要實現公平。與吳教授一貫的觀點是相通的。我是贊成的。但是另外一些觀點，我是不同意的。

　　(一)關于主流與非主流的問題。

　　記者柏晶偉說：

　　7月份，謗言又來自另一方面，幾位聲稱“反對平民意識”、力辯中國股市決非沒有規矩的賭場的“投資界人士”，借經濟學家董輔　教授謝世的機會，重彈2001年股市大辯論舊曲，聲討吳敬璉，聲稱今天的中國股市滿眼飄綠、中小投資者血本無歸的困境，全是由四年前吳敬璉對“政府托市、國企圈錢”和“股市比賭場還不如”提出批評造成的。

　　在8月間，“非主流經濟學家”積極聲援這種批判。任職于香港中文大學和內地長江商學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問題、由問題而主義”地批判“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和這種經濟主導下的國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據網絡媒體的分析報道，“郎咸平旋風”引發了據說是“倒郎派”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大激戰。一些平面媒體則在睜大眼睛看“吳市場”究竟會站在哪一方，屬于哪一個派別。9月中旬，吳敬璉在深圳的一個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論壇上對幾個涉及“郎顧之爭”的提問被一家報紙的記者整理成文，以該報專訪的形式公布了出去。吳的回答大致包括三層意思：(1)利用國企改制之機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不是個別現象，應當對這種現象作堅決的斗爭；(2)對于郎教授指控科龍等一系列企業家盜竊國有財產，自己沒有調查研究，無法作出判斷；(3)不能同意郎教授關于“國企效率優于民企”、“國企不能退出”的主張。吳敬璉的這一平和求實的回答，遭到一些人的怒罵痛斥。“左派”網站發表文章說，這是“吳敬璉們黔驢技窮”的表現。北京一家官方媒體也發表文章，說吳敬璉既不全盤肯定郎咸平教授對一系列企業家的指控和對國企的主張，又不“拿出事實和數據來駁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極推手”，說是像吳敬璉這樣的學者只“樂于到企業做顧問或獨董”，“互相唱和跑跑堂會樂得屁顛屁顛”，而“對于真正關乎改革成敗，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從概念到概念，猶如隔靴搔癢”。

　　吳敬璉說，這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知識分子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認為記者柏晶偉的這個概括充滿了火藥味。

　　第一，所謂8月份“非主流經濟學家”積極聲援7月份幾位聲稱“反對平民意識”、力辯中國股市決非沒有規矩的賭場的“投資界人士”的說法。是打棍子、扣帽子。響應郎咸平的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家”，有些人很少在媒體露面。有些人也很少談股市。2001年的股市大辯論是在“主流經濟”學家之間進行的，幾乎沒有“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參與，所謂“積極聲援”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在這場爭論中，網上有所謂“左派”、“右派”的說法，絕大多數網友不同意這種說法。比較中性的說法是“主流”和“非主流”，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也聲明不同意“左派”、“右派”的劃分。其實主流、非主流的說法也很模糊。因為在所謂“主流”中也有不同觀點，“非主流”中也有不同觀點。我看被媒體稱為“主流”的實際是“著名經濟學家”，“非主流”似乎都不著名。2001年股市大辯論就是在所謂“著名經濟學家”之中進行的，觀點也很尖銳嘛。有位朋友很仔細地分析了當時的爭論，他對我說，兩派爭得激烈，但是在開創業板的問題上，卻很一致。

　　第三、為什么會出現“非主流經濟學家”？因為學術界的空氣不正常，在學科上重理輕文，在文科上重經濟輕文、史、哲、在經濟學界只有幾位著名經濟學家經常在媒體發表長篇大論，不同的觀點被長期壓制。記者柏晶偉把8月份“非主流經濟學家”積極聲援7月份幾位聲稱“反對平民意識”、力辯中國股市決非沒有規矩的賭場的“投資界人士”聯系起來，實際上仍然是一種牽強附會的做法。意思是說“非主流經濟學家”們如何的不光彩。我們請問：這是不是“文革”式的做法？任何讀了聲援郎咸平文章的人都沒有覺得8、9月份的“國有企業”大討論，與所謂7月份幾位聲稱“反對平民意識”、力辯中國股市決非沒有規矩的賭場的“投資界人士”有直接聯系，也沒有人聲稱要“積極聲援”“投資界人士”。

　　記者柏晶偉反對“排隊”，實際上他自己是在用劃分的方法進行“排隊”。而且把廣大人民群眾關心的國有資產大討論，說成是8月份“非主流經濟學家”積極聲援7月份幾位聲稱“反對平民意識”、力辯中國股市決非沒有規矩的賭場的“投資界人士”。這更說明了當前學術界空氣不正常。

　　(二)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

　　最近，《光明日報》記者李瑞英寫了一篇《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報道，介紹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出版的新書《新自由主義評析》。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介紹了新自由主義可借鑒的成分和其缺陷，實際上是批評了新教條主義，即那種把西方某個學派的理論當作金科玉律的思潮。這篇文章引起很多網友的討論。

　　但是，我們從柏晶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他對此似乎不滿意。他敘述了吳教授的觀點：

　　從1956年到文革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制作些改善。……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兩種做法交替使用，而對吳敬璉來說，則在兩種思路之間搖擺。

　　然后引用敬璉教授的話說：

　　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采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吁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不應以人廢言，而應當堅決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說即便公共財產被貪官送給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爛掉強，我也是一貫反對的。”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

　　我認為，柏晶偉這些評論并沒有搞清楚郎咸平在說什么？

　　郎咸平并沒有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他說：

　　“我要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義學派。我個人對新自由主義學派表示尊敬。但最遺憾的是，這個學派的提出是20年以前的事，那時候談理念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當時中國缺乏自由經濟的理念。但很不幸，20年之后他們還在談理念。我希望經濟學界的爭論回歸到主流，希望用數據說話，我不想再談理念，理念沒有任何意義。”郎咸平的主題演講沿襲了他的一貫風格，尖銳犀利。(《郎咸平唱獨角戲》《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8月30日)這段話很清楚，他對新自由主義表示尊敬，他主張用“數據說話”，用內地的話來說，就是別把“新自由主義”當做洋教條。

　　指出“主流經濟學家”宣揚“新自由主義”的還有內地的的許多學者，他們并不是所謂的“非主流經濟學家”，更與“主流經濟學家”毫無關系。(關于郎咸平的觀點，我在后面分析)。而真正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系統分析評論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編審何秉孟，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研究員李其慶，北京大學教授吳樹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易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代光，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原所長、研究員蘇振興，中國俄羅斯東歐經濟研究會秘書長、教授田春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斌。他們是在全面介紹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一為分二的評論。

　　無論是郎咸平，還是內地的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評析，都是一分為二的。這與“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說了，有人宣揚新自由主義，也有人批評新自由主義，這不也是一種自由嗎？為什么一批評新自由主義，就說是“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了呢？難道新自由主義就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嗎？批評新自由主義就是“文革”式的大批判嗎？說穿了，現在世界范圍內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在進行反思，拉美國家的經濟動蕩，亞洲國家急于開放金融市場，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形成了三個重災區，這當然引起人們重新思考新自由主義。這難道是“文革”式的批判？

　　為什么《光明日報》文章引起反響呢？因為廣大群眾發現所謂國企“冰棍論”、“靚女先嫁論”、“經濟人的假設”、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制基礎上等言論與新自由主義有同工異曲之妙，新自由主義被當成了洋教條。

　　(三)是“自己站隊”，還是要求經濟學家“站隊”。

　　柏晶偉引用吳敬璉的話說，知識分子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知識分子，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本來就應當是這樣的。但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那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

　　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人要求經濟學家站隊，是經濟學家自己在站隊。柏晶偉引用吳敬璉的話說：“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但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團。經濟學家是為誰說話？我認為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不是哪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

　　那么，我們請問：“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這是不是“站隊”，誰要求經濟學家這樣做了？是他自己自覺或不自覺地這樣做的。吳教授的話是有邏輯矛盾的。一方面“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又說“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當然吳教授的意思是想說要超越集團利益，“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但是，有多少“著名經濟學家”做到了。

　　柏晶偉引用吳敬璉的話說：“經濟學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也是公民，當然也可以從事其他公民有權從事的所有經濟活動。問題是這兩重身份決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這讓我想起了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曾經有人批判他的“千點論”，我多次寫文章表示不同意。因為經濟是有客觀規律的，證券市場也是有客觀規律的。許小年不能左右證券市場，他只能研究證券市場，他有發表自己觀點的自由。股市有漲有跌，他認為股市要下跌，自然有他的道理。現在的1300點，早已經在1999年519行情之前的一千點之下，你批許小年的“千點論”有什么用？所以壓制研究者的成果，不讓人講話是不對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許小年明知股市要下跌，卻為中石化高價發行A股叫好，這因為他是中金集團的經理。在香港發行H股1.6元港幣，在內地4.22元人民幣。讓內地投資者為國際投資者每股凈產值做貢獻，這公平嗎？難道許小年真的不知道？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矛盾？就是因為他的雙重身份：作為學者的許小年研究出了股市的下跌，作為券商代言人的許小年為A股高價發行叫好。這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嗎？這是不是“兩重身份的混淆”，這是不是“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我們請問柏晶偉和吳教授：“站隊論”是誰發明的？

　　大家都知道，2001年股市大辯論時，有人說，吳敬璉不買股票，沒有資格論論股市。大多數人不同意這種觀點。我當時寫文章說，吳敬璉是經濟學家，他不買股票也有資格談股市，因為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會關注證券市場。現在，我仍然堅持這種觀點。而且，我現在仍然認為，吳教授所說的“外國人說中國股市象個賭場”，不是什么“賭場論”，他的主要觀點是說股市要規范，不能偷看別人的牌。這與他要求建立法制化、公平化的市場經濟的觀點是一致的。上綱上線地批判所謂“賭場論”，是某些人情緒化的表現。

　　實際上，剝奪沒有買股票的人談股市就是一種“站隊論”。現在，我又看到這種觀點，說郎咸平是香港人，沒有資格談國企改革。那么請問香港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郎咸平作為中國人為什么沒有資格談國企改革？外國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對中國說三道四，被某些人說成是“大師”，郎咸平卻沒有資格談國企改革，這豈不天大的笑話嗎？

　　(四)郎咸平是要回到“命令經濟”嗎？

　　柏晶偉的文章說：在吳敬璉看來，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吳敬璉說，這也正是他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實行“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原因。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問題歸之于‘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

　　郎咸平確實說過“大政府主義”，但是他所說的“大政府”并不是回到“命令經濟”、“行政經濟”。因為，所謂“大政府”和“小政府”的爭論在西經濟界大多數是在爭論市場經濟的管理方法。

　　200多年來，一直是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之間不斷進行斗爭。這200多年，出現三次大論戰。一次是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之爭，第二次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主義之爭，現在出現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之爭。西方國家經濟思潮此起彼伏，有各種思潮，大體上還是分為兩類：一類是新自由主義，一類是新國家干預主義。新自由主義是主張“小政府”的。至于郎咸平的“大政府”觀點是不是“新國家干預主義”？他沒有明確表述，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他并不是要搞什么“行政經濟”，更沒有要搞什么蘇聯模式。

　　現在我們看一看郎咸平是怎么說的。他說：“今天的自由主義學派，看到的是一個自由經濟，是一個民主制度。我現在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這是錯誤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達到富強，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郎咸平指出，美國之所以強大是靠大政府創建的法制社會，給所有的參與者，包括企業、消費者、買股票的人、賣股票的人，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讓任何人不能隨意地擠占別人的財產。

　　美國政府扮演的是看門狗的角色。讓大家族退出經濟舞臺，由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國證監會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執法機關，它的調查權力是沒有國界的，它可以調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國總統，而且美國證監會可以發傳票，如果不去，可以在證監會的指揮下執行逮捕。就是因為賦予美國證監會至高無上的權力，才能保證上市公司的非掠奪性，沒有一個嚴格的法律不會有一個好公司。而中國的證監會缺乏執行。中國的股市缺的不是錢，而是中小股民對上市公司的信心。

　　郎咸平坦承，他個人從頭到尾都主張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中國現在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老百姓的福利為前提，做一個主導。”(《郎咸平唱獨角戲》《中華工商時報》　2004年8月30日)

　　很清楚，這里是以美國為例，要政府加強法治，制定一個嚴格的規則。“讓任何人不能隨意地擠占別人的財產”，“沒有一個嚴格的法律不會有一個好公司”。“中國現在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老百姓的福利為前提，做一個主導。”所謂“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集什么權？集法律之權。“靠大政府創建的法制社會，給所有的參與者，包括企業、消費者、買股票的人、賣股票的人，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這難道不是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嗎？這與吳教授一貫提倡的法制化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嗎？

　　(五)政府管規則、企業管經營。

　　吳教授不同意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的觀點。其實誰都明白，郎咸平反對的賤賣國有資產。

　　經濟界流行著一個口號“國退民進”，其實這是個模糊的口號。我一直主張行政干與退出，國企、民企自主經營。現在有些地方實際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讓國企退出，有的地方甚至宣揚百分比，即使企業的職工不同意，也要賣企業，甚至搞暗箱操作的MBO，造成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還有一種現象，就是用行政方法干與民企。這里，我們看一個現實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巨人”的垮臺是因為蓋了一座巨人大廈。巨人為什么要蓋這樣一座超出自己財力、物力，并且可能巨人再有100年也用不了的大樓？巨人大廈原來準備蓋38層的，后來為什么漲到70層。史玉柱解釋這個問題：“38層的想法出來不久，1992年下半年一位領導來我們公司參觀，看到這座樓位置非常好，就建議把樓蓋得高一點，由自用轉到開發地產上。于是，我們把設計改到54層。后來，很快又把設計改到64層，此中有兩個因素：一是設計單位說54層和64層對下面基礎影響都不大；二是我們也想為珠海市爭光，蓋一座標志性大廈。當時廣州想蓋全國最高的樓，定在63層，我們要超過它。1994年初又一位領導來視察珠海，同時要參觀巨人集團，我們大家覺得64層有點犯忌諱，集團幾個負責人就一起研究提到70層，打電話向香港的設計師咨詢，對方告之技術上可行，所以就定在70層。(《科學投資》《《中國民營企業第三死：死于企業政治化》)

　　史玉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地方領導的建議，樓越蓋越高，資金鏈越拉越長，直到斷裂了。如果仔細看一看全過程。象不象“計劃經濟”，其實這不是“計劃經濟”，確切地說是“行政命令經濟”，或者說是“行政命令”加“理想主義”。如果從哲學上看是形式主義的思維方式，只顧形式，面子上好看，不顧實際內容。史玉柱的企業需要70層大樓嗎？珠海的經濟發展需要70層大樓嗎？在當時都不需要，但是當時的“形象工程”需要這樣的大樓。而且越高越搶眼，所以史玉柱決定為”珠海爭光，為領導爭光“。

　　還有一個例子：1992年，云南企業家羅志德提出想在昆明蓋一座56層的大廈。因為中華民族一共有56個民族。每個民族一層，以彰顯民族團結。羅志德的原意，只是提出這么一個計劃，看看是否可行，誰知這個計劃卻讓有關領導知道了。大廈立刻被賦予了一層非同尋常的政治意義。有關部門也會辦事，昆明市中心一塊面積達100畝的土地隨即被”特批“到了路達公司的名下，有關部門還在昆明市郊給了羅志德200畝土地。(《中國民營企業第三死：死于企業政治化》)結果路達公司也跨掉了。

　　還有鐵本事件，也讓人看到地方行政參與的影子。所以，我的觀點是，無論國企、民企都要自主經營，不要行政干與。政府管什么呢？管規則，保證市場秩序，保證公平競爭。舉個例子，交通警管什么？依法維持秩序，保證交通暢通，防止交通堵塞，防止交通事故，至于你是開紅旗，還是開桑塔納，只要是合格的汽車，遵守交通規則，那就是你的自由。所以，自由是需要法制來保證的。我們現在最需要是劃清法制與行政命令的界限。

　　(六)MBO的實質是不平等的特權。

　　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s，MBO)自上世紀70～80年代起流行于歐美國家，其主要動因是希望有效降低企業代理成本、優化公司治理結構。90年代初期，MBO市場在國外極盛而衰。為什么會“極盛而衰”呢？因為MBO很難做到完全透明，如果完全公開，那就應該是公開競爭，誰出的價高，就賣給誰，憑什么一定要賣公司的管理層？員工也可以集體地買下企業，然后再換管理人員。為什么要管理層可以優先取得擁有企業全部和部分產權呢？

　　國外大部分MBO是民企，但是被某些經濟學家搬到國內來，實際上是對國企，因為沒有一個民企業家會同意管理層對自己企業進行MBO。說穿了，就是原國企的某些人想快速致富。

　　柏晶偉引用吳敬璉的話說說：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采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吁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應該堅決支持。

　　這很好！但是，我要說的是：MBO不是“很大的漏洞，應當采取措施，加以彌補”的問題。而是特權的表現，且不說那些把國企搞得一塌糊涂的管理者根本就無權進行MBO。就是有效益的國企也不能搞MBO，為什么，管理者有貢獻，勞動者也有貢獻，憑什么管理者就有優先權？國外有哪家效益好的大公司搞MBO？你是CEO，你有很大貢獻，可以高薪，可以給一些股票和期權，但是CEO無權對整個公司進行MBO，員工不會同意，廣大股東也不會同意。實際上，MBO優惠的是管理者，就象2001年A股市場上優惠機構投資者一樣，機構可以用30%的保證金認購新股，廣大投資者卻必須是100%的保證金，這是不公平的。再說了，公開出售企業，誰出的價高就賣給誰，這對國有資產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是全體人民的財產。優惠某些人，肯定會低于市場價格，否則就不能叫做優惠了。請問：有哪一個家庭，愿意把自己的財產優惠出售給有貢獻的管家或保姆？有哪一民營企業愿意把自己的企業優惠出售給有貢獻的管理人員？為什么MBO要拿國企開刀？

　　(七)如何看待1956年以來的國營經濟。

　　柏晶偉敘述吳教授的觀點說：從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制作些改善。吳敬璉將其概括為，改革在兩個方向上展開：一個是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物質刺激和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確實，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的計劃經濟有很多缺點。但是，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的時候，應該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要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考慮到當時的認識水平。文革時期有一個爭論；“如何看待17年”，文革的所謂“大批判”把建國17年否定的一干二凈，認為是受了封、資、修的影響，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現在，又有人把17年的公有經濟說得一無是處。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上個世紀，新中國處于西方包圍之中，同時60年代又受到前蘇聯專家大撤退的影響，中國只能是自力更生。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中國經濟還是發展了。為什么呢？

　　當時的國有經濟發展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首先，新中國的建立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50年代一批老干部深知打江山的艱難，工人生活有了改善，這是國有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更重要的是，當時是短缺經濟，產品有銷路。大批新企業開工，沒有退休金的負擔。盡管經歷了大躍進的風波和文革的浩劫，到80年代，國有經濟發展的還是很快。隨著“短缺經濟”轉變為“供給型經濟”，市場需求的多性，國企的老化，負擔的加重，發生了客觀形勢的變化，所以國企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地進行調查研究，進行穩妥的改革。但決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一概賣出，就能解決的。所以，我們要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進行客觀分析。

　　柏晶偉敘述說：1977—1978年，吳敬璉參加了于光遠教授等發起的“按勞分配討論會”，試圖在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按勞分配、企業經營機制、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等問題上進行探索，尋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經濟體制和富國強民的道路。

　　這里，我想引用經濟學家于光遠同志說的一句話：“只有承認把公有、私有財產都看成是神圣財產，社會主義才能全面發展。”(《東方網》2002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