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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幾乎充滿了美國和歐盟相互傾訴和埋怨的論調，他們唯一的利益共同訴求點就是措辭“溫和”地督促東亞各國實行更靈活的外匯政策；然而，帶去的議題幾乎都留了下來。隨后閉幕的APEC領導人會議，則在國際政治方面相比經濟方面更富有成效，雖然，中國領導人堅持的國際多邊主義和經濟外交成績斐然，但在全球經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的影響下，相對較小范圍的鄰域貿易自由化的進展明顯快于像APEC和全球化這樣大跨度的貿易自由進程。東盟、東盟+1、東盟+3的進程有提速的跡象，特別是東盟+1，在
中國愿意就《東南亞無核區條約》和中國——東盟貿易爭端簽署最終議定書、東盟隨之正式宣布棄用中國加入WTO時的“三個條款”下，使11月29日-30日在老撾首都萬象召開的東盟領導人峰會更富有建設性。學界認為，CEPA、PECO(泛珠三角)、CAFTA(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將會共同推動東南亞通道經濟的形成。
中國政府近來積極主動的外交努力和堅持國際多邊主義、經濟外交策略為中國經濟發展贏得了難得的外部環境，然而在弱勢美元和國際油價不確定性的影響下，正在嚴峻考驗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弱勢美元和高油價開始帶動全球經濟增長趨緩，歐元在承擔了美元貶值的過多壓力后，使得歐元區在產品出口和經濟增長上出現了雙收縮；截止目前美元相對歐元已貶值了30%，而且，美國剛剛結束的2004財政年度 ，美國的財政赤字創下了4130億美元的歷史高位，其經常項目赤字據估計今年將超過6000億美元。美國的雙赤字進一步對美元貶值構成了顯著的壓力，預計未來6個月到1年美元將再度貶值10%-15%；歐洲國家希望美國改善雙赤字問題，而美國希望歐洲國家在稅收、社會福利和養老金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經濟增長來緩解由美元貶值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很明顯在國家利益的影響下，美歐之間的分歧存在根本性的利益沖突：美元貶值有利于美國產品出口和減輕美國債務，而卻不利于歐洲國家經濟的發展，畢竟在過去一段時間歐洲經濟相比美國、日本等國一直沒有一個象樣的增長，同時在通脹方面歐盟一些主要國家如法國、德國、意大利都在美元貶值和高油價的打擊下紛紛超過了歐盟內定的警戒線。
最近全球石油的上漲勢頭有所緩解，然而，全球政局的不穩、布什連任對中東政策的態度、歐佩克國家伊朗和委內瑞拉可能對石油的減產、宗教和民族矛盾和國際恐怖主義以及國際游資的炒作等，都使得油價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元貶值與國際油價在目前狀況下存在某種相互牽制的關系：美國繼續對中東的現有強硬政策很可能加劇基督文化與伊斯蘭世界的對峙，導致一些石油輸出國以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進行結算，并減少相當以美元資產計算的外匯儲備，從而進一步導致美元貶值。美元的持續走弱和全球石油價格的高度不穩定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相當復雜的，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和選擇空間，對中國國內進行的體制和機制改革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首先：美元的貶值導致以美元計提的資產不斷縮水，隨之而來的很可能是全球美元資產的重新配置。目前，全球可投資的渠道較為有限，美元資產的重新配置很可能使大量的資金過于集中在有限的幾個領域，資金的高流動性很可能會導致循環性投機炒作，加大可投資領域的風險。一些分析家建議持有歐元資產，因為隨著歐元相對美元的升值，即使歐元區在證券市場相比美國存在一定的風險，但即使其他條件不變，僅匯率的變動就能有相對較高的利潤；一些美元資金投資與國際商品現貨期貨市場，利用各種信息預期不斷抬高商品的期貨和現貨價格，如石油、重金屬、有色金屬、農產品等都成為了游資的堆積和投機的領域，全球商品期貨市場套期和對沖保值的基本功能在逐漸褪色，資金優勢覆蓋了商品的實際需求；對于人民幣匯率方面，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游資在隨著中國不斷開放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以各種形式涌入，中國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在強制結售匯的制度安排下增加了國內基礎貨幣的發放量，給中國貨幣政策的執行帶來了難度。
其次：由于中國人民幣與美元掛勾，美元的貶值連帶了人民幣相對于其他國際主要貨幣的貶值，這反而有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反而減低了中國的資產質量，通過大量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換回的有限外匯，國際投機資金在國際商品期貨和主要原材料市場的炒作，將會使得中國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外匯來進口所需的產品，同時為維護匯率穩定，中國需要用相當的外匯購買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資產，以防止美元由于外部資金流入不足造成更大的貶值。因此表面上中國目前處于雙順差，但如果考慮中國在進口方面的“溢價”購買和外匯投資方面的投資損失，這種雙順差的效率是很低的。
再次：中國在投融資渠道和一些基礎產品價格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雖然，這種管制在中國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下，有效地緩解了其烈度和復雜性，但這種價格管制下的運作情況加劇了中國經濟產業和區域下的非均衡發展。中國中西部地區大都是資源豐富的地區，在資源價格上的國家管制，使的中西部的收益在雙軌制的體制和機制作用下通過市場效應部分轉移到東部地區或叫發達地區。這種欠合理的“市場化”一直都在犧牲中西部地區的利益來推動東部簡單的加工貿易和低附加值的出口貿易。同時，中國市場這種特殊的現象給國家的財政收支帶來了低效率和重復投入，如出口退稅的支出和對中西部的財政轉移支付存在部分重復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整體上可以看作是對中西部低價資源的一種價值返還，而出口退稅有人認為是中國政府對外國消費者和外國進口商的一種消費補貼；當然，前提是中國市場經濟價值鏈沒有被拉直和理順。
中國金融系統相對較為脆弱、外匯市場的落后、利率市場化的生成機制還處在探索和初建之中、資本市場正在不斷的修正和規范中等等，這使得中國在匯率和利率問題上顯得謹小慎微。造成這種后果的原因，并不是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和認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其中更為現實的是在改革中過多的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使得中國一直處于開放速度快于改革速度；機制改革在利益集團利益訴求的多元下受到了產權問題的反復糾葛，把機制改革建立在產權和體制改革的前提下，認為體制不動、產權不人格化，機制的搞活就是無源之水，在這種利用市場經濟卻又片面地、甚至人為地曲解市場經濟，幾乎使得改革一度出現了膠合狀態，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特別是在體制轉規中，在各種利益的分化下，依靠體制變革新催生出了特殊的利益集團，使得體制改革與存量國有資產的利益紛爭糾合在一起。這種顯形和隱性的以利益換取改革進程的問題，反而有把體制改革推到了不穩定的邊緣，對改革的傷害是很大的。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在序列上權重的客觀變動，投資和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推動作用的降低，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將越來越明顯，而經濟內生機制的推動作用需要政府職能和執政能力以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自身定位做出必要的調整。執政方式的轉變和政府在市場和經營風險方面的逐步退出，有利于從中國經濟內部化解外部造成的中國單方面難以控制的外部性因素。在體制、政府職能方面進行全面的矯正性的市場化塑造將有利于在經濟內部產生抗風險能力和實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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