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刻注冊新浪免費郵箱，激活1G空間
梁守民
誠然，香港的郎教授前段時間對幾家企業的指責語言是有些過激。但姑且不論郎教授這樣做的初衷、目的以及是否帶有個人好惡，他所引起的關于學術精神和國企改革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卻是深刻的。
我們在強調社會的理性、客觀、公正的同時，我們自己在看待和評價任何事物、發表自己的觀點候也應該是理性、客觀、公正的，而不應該感性，不應該帶有個人恩怨和個人攻擊，不應該帶上有色眼罩，更不應該帶上任何功利色彩，討好或者巴解某些人或利益集團則更加可恥，使尊嚴蒙羞！這就是筆者所理解的學術精神和獨立性。不，是人格的精神和獨立性。否則，歷史的經驗證明，往往會把探索人類精神和福祉的道路引入歧途，玷污并長期使本該健康的人類的精神家園長期渾濁不清，帶來時間、精神和物質上的沉重代價。
香港的郎咸平教授在我們所說的“郎顧公案”中大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剝削”，而另外的聲音是“對私人財產的占有”更甚。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不應該忘記一件事情，那就是，歐洲人卡爾馬克思所謂“資本對剩余勞動的剝削”。按馬氏的觀點，私人經濟顯然存在剝削，而且是赤裸裸的。但是，計劃經濟或者說國有經濟呢？理論上，企業或者說經濟體的盈余即工人新創造的財富上交給國家，由國家統一在勞動者或者國民之間再分配。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了西方資本主義宣揚的人文主義色彩，即人皆自私。在計劃經濟，權力至高無上，所以我們在早不是有了“挖社會主義墻角”一說嗎？我想，沒有權力，這個“墻角”無論如何是“挖”不得的，也沒機會。因此，更糟糕的是，計劃經濟導致的是權力欲，導致和強化了人們的封建思想。如果說市場經濟靠的是商業投機，導致的是擾亂商業“規則”。那么，計劃經濟則產生了強烈甚或空前嚴重的權力投機和“官”本位，政治爭斗(謂之為“階級斗爭”，實際上是都想做這個能夠公平分配國民財富的至高無上的角色、爭這個位置)不可避免。即便撇開這個“亮”點，計劃經濟也很難有一個客觀的、公正的財富統一分配標準，避免“你無償占有我的勞動或者我侵占了你的勞動”這樣一個事實。
本質上說，私人經濟是“技術對剩余勞動的剝削”，計劃經濟是“制度對剩余勞動的剝削”，而計劃經濟+私人經濟是“制度+技術對剩余勞動的剝削”。我們所說的尋租行為，受租人+授租人+利益是在任何體制下都存在的，只不過可以劃分為，一個是商業性尋租(如對商業伙伴執行人的攻關活動)；一個是政治性尋租(政治和政策是有價值的)；再一個就是“法律尋租”(如：律師或一方當事人對法官的賄賂)。尋租行為的大量存在是任何一個社會都無法忍受和承負的。
回到本文的主題，記得《商務周刊》刊載的一篇文章中舉了一個例子，說上海的一個老工人做了一輩子，過去創造的價值每年有10萬多(形成了國有資產)，而每月的工資只有30多快錢，現在下崗退休了，而曲線MBO卻把那其余的9萬元給分了(這還不算這么多年的時間價值)。這使我想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率的概念。即是說，當時的剩余價值率為90%，這90%上交給國家了。而如果是私人經濟，則這90%是進了老板的腰包。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私人經濟，剩余勞動是注定存在的，對剩余勞動的剝削是注定存在的，無非拿走剩余勞動的主體和形式不同罷了。看來上海的這個老工人要完全拿回他那9萬元的剩余勞動是不可能的了，要避免，得要回到個體作坊式的原始小生產經濟了，沒別的辦法。還有，晃晃然記憶里有位經濟學家(記不大得是誰了)指出我們的對外開放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言外之意：外資是引入了，技術學得不多，國民財富倒流失了不少。看來，按郎咸平教授的說法，實行產權改革要無論如何要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產生私人經濟對剩余價值巧取豪奪的問題。不改革就勢必又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了，而且，對外開放還要導致外國人對國民財富(實際為全體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的“拿來主義”。
我們的改革已步入歧路，站在一個左右為難的丁字路口上了！
新浪編者注：本文為作者授權新浪網獨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體及網站不得轉載，除非獲得新浪網及作者本人書面授權并注明出處為新浪網。欲轉載者請來信finance2@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62630930 轉5173聯系。本文觀點純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網站立場無關。非常感謝廣大網友對新浪財經頻道的支持，歡迎賜稿與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