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永亮：企業產權--微觀經濟學不能承受之重

　　常永亮

　　期權，是一種激勵；產權，則是制度安排。期權，可以是一個企業內部的事情；產權，則肯定要納入社會的法律范疇。期權，是股東面向經營層的智慧；產權，則是面向股東財產的覬覦。期權，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領域；產權，則離不開政治經濟學的思考。一字之差，繆得不輕。

　　學術門類的職責分工不能僭越

　　變革的社會，一切的規則都處于碰撞之中，就連指導變革的各項經濟、政治理論的相互碰撞都是變革的必然。然而唯獨學術門類的職責分工，職責領域不能僭越。僭越了，就要出現空穴，學術寶塔的根基就要動搖。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基礎是政治經濟學“給定的”社會經濟關系框架。微觀經濟學在常態下只能在一定的經濟關系框架內研究經濟組織的結構與運作理論。

　　由于我們的社會變革選擇了漸進式改革的道路，決定了探索經濟關系理論的傳統政治經濟學不能承擔社會變革理論的開路先鋒的重任。

　　政治經濟學的臨陣脫逃，令宏觀經濟學不得不獨自挑起調度三軍的重擔。

　　缺失了傳統政治經濟學靈魂的經濟改革三軍將士，難以在宏觀經濟學匆忙調度下有效地配合作戰，作為經濟活動基本單元的企業組織便只有各自為戰，為生存而戰。這樣，以企業組織的有效運行為研究對象的微觀經濟學就不得不越位，承擔起企業組織生存方式——社會經濟關系研究的重任。

　　微觀經濟學越位的代價

　　中國經濟學科設置的粗放，使經濟學家群體實際上共同扮演了政治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學家，微觀經濟學家三種角色。這樣的客觀現實，使我們不妨對于經濟學家，在其論述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時候，將其稱為政治經濟學家，而在其發表宏觀經濟，微觀經濟觀點的時候，將其分別稱作宏觀經濟學家和微觀經濟學家。

　　中國企業的產權關系模式，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給定的”。這種產權關系一經給定，不管你認為它對了也好，錯了也好，想深入也罷，想退出也罷，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已經深陷其中，是不爭的事實。人們是從政治經濟學這道門坎兒進來的，如果進錯了門兒，也應該從政治經濟學這道門坎兒再退出去。政治經濟學自有它組織撤退的路徑門道。而微觀經濟學不待主帥出場，便炸開一個旁門左道，顯然門洞太窄了，主體大眾被滯留在了門內。

　　國有企業要不要改革，企業產權制度要不要改變，實際上不是出給微觀經濟學家的題目，而是出給傳統政治經濟學家，出給中國13億百姓大眾的題目，而答案已是顯然的了。企業組織如何變革？這才真正是出給微觀經濟學家的題目。而如果微觀經濟學家提出，他們的企業變革方式離不開產權制度的改革，也就是宣布了微觀經濟學在現行產權框架內單獨建造高效運行企業組織的無能為力。

　　客觀地說，微觀經濟學在轄區內主攻經濟組織運作這一千頭萬緒的課題，在我們這個企業運作理論幾近空白的經濟環境下，本身就是一項龐雜、繁重的攻堅重任，當遭遇產權難題狙擊的時候，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微觀經濟學擔綱企業產權改革在早期完全是政治經濟學缺位后的使命感使然。

　　從這個意義上說，此前的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微觀經濟學是越位了！不自量力了！這是造成微觀經濟學理論在當前日漸深入的產權改革全民大討論中捉襟見肘，微觀經濟學家理屈詞窮，強詞奪理的根源。反過來看，微觀經濟學表現的不如人意，也是微觀經濟學越位付出的慘重代價。

　　“次優選擇”是不堪重負的選擇

　　微觀經濟學沒有為政治經濟學收拾殘局的義務，事實證明也沒有這個能力。一腔熱血勉為其難的結果就像是一員沒有統帥胸懷的偏將，統領三軍后只能是摧殘士卒。

　　完全可以理解：微觀經濟學沒有參與過全民所有產權框架的建造，因而它不知道這一框架囊括十三億人身家性命的沉重。當它扛不起這副沉重框架的時候，甩掉包袱輕騎直進，就成了微觀經濟學的“次優選擇”。百分之九十的大眾，就是這樣被當作包袱甩掉的，而顧不得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并且曾經是主人。

　　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國的大眾是最善良且最具忍讓性格的。剝奪他們的一些財產或者全部財產，成就另一部分人的原始積累，只要大眾能夠“承受”，微觀經濟學就將它視為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了。

　　還可以理解的是：這種由一部分人支付成本，另一部分人獲取收益，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改革方案設計，雖然既違反人類公法，也違背共和國憲法，但這些法律層面的事情，在法律尚不具有權威的社會，是可以當作歷史遺留問題，留給法學家做善后處理的。

　　更可以理解的是：政治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心財富的分配，當然也關心成本的社會性負擔，而微觀經濟學關心的是拆除產權框架后，直奔“企業組織高效運行”這個自身使命的主題，改革成本負擔不均的后遺癥，將不是他們研究的領域。

　　不堪重負者的理性扭曲

　　這么多可以理解的原因，透露出微觀經濟學對于企業產權改革大業的不堪重負。不堪重負的學術，會和不堪重負的勞力一樣，被擠壓得心靈扭曲，肢體變形。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發現了“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發現了圈地時的“羊吃人”。善良的馬克思揭示這些罪惡是希望擠出資本毛孔中的血，令“羊”不再“吃人”。我們的微觀經濟學家發現了這一善念的一廂情愿，這是我們的微觀經濟學家高超于馬克思的地方。然而我們的微觀經濟學家卻忘記了，連當初“資本滴血的”，“羊吃人”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也不是理性地“要求”資本滴血，“要求”羊吃人的呀！——重負擠壓得昏了頭！

　　當年的傳統政治經濟學家面對“滴血的資本”，面對“羊吃人”，表現出的是傷心，是無奈，是一種改變這種現實的愿望。而我們的微觀經濟學家卻一副玄學家的面孔，宣稱：“資本就應該是滴血的”；“圈地時，羊是可以吃人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改革是要支付成本的。而成本由誰來負擔呢？善良的大眾就認了吧！”——重負壓迫得靈魂扭曲！

　　“解鈴還須系鈴人”，回歸公正，走入新時代

　　令微觀經濟學感到忿忿的是，正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把我們的社會經濟引入了歧途，在我們費盡心力將經濟牽入正軌的時候，人們竟然還在祈求那個恍如隔世的幽靈！

　　十分現實的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至今仍然在規束著我們社會的經濟生活。即使是微觀經濟學家企業組織高效運行的理論研究，也不得不從“產權改革”這一生產關系變革入手，就是絕好的證明。我們沒有走出這個時代，我們就無法擺脫這個時代幽靈的糾纏。

　　即便今后什么時候經濟理論界一致認定：傳統政治經濟學有被“邊緣化”，“經濟史化”的必要。那么政治經濟學的退出歷史舞臺，也應該是在它完成“解鈴還須系鈴人”重任之后的事情。漸進式改革既然不能將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也就不能將其棄置荒野。它的完成社會財富產權公正回歸的使命，將是其以功補過，自善其身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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