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定在3月左右，因為規劃的原因，一推再推。” 發改委小城鎮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透露，根據此前步署，在全國城鎮化會議后，會發布《城鎮化總體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上述人士進一步表示，會議一再推遲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層不滿去年年底提交的“綱要”草案。

　　本報記者獲悉，被喻為“最高規格”會議的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或將在5月底或6月初召開。

　　“原本定在3月左右，因為規劃的原因，一推再推。” 發改委小城鎮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透露，根據此前步署，在全國城鎮化會議后，會發布《城鎮化總體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

　　上述人士進一步表示，會議一再推遲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層不滿去年年底提交的“綱要”草案。

　　“草案中，對于城鎮化改革相配套的諸如土地、戶籍、社會、醫療衛生等一系列綜合改革措施力度不夠。”上述人士表示，被打回重修的“草案”重點強調改革，改革的關鍵通過戶籍、土地、財稅金融、行政管理等領域的改革，有效的推進城鎮化有質量性的發展。

　　浙江大學土地管理系教授楊遴杰認為，規劃是對未來10年的城鎮化發展作出戰略部署，如果不涉及到諸如土地、戶籍制度的改革問題，只能成為框架性的文件，很難落地。

　　但是，地方政府在給足政策方面心有余悸，比如徹底放開城鎮戶籍和解決所有進城農民社保醫保問題，會給地方財政帶來一定壓力。

　　以戶籍改革為例，上述發改委小城鎮發展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規劃》加入要求貫徹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全面取消小城鎮落戶限制。

　　與此同時，上述人士亦介紹，規劃亦要求在城鎮化的規劃的大框架下，實行差別化、集約化的土地政策，規范征地，盡快出臺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完善征地補償辦法；

　　記者獲悉，國土部近期在各省已陸續啟動主題為“促進城鎮協調發展的土地差別化政策”調研，此次調研對象以重點、特色小城鎮為主，旨在為促進城鎮化協調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記者另外獲悉，北京周邊的河北固安工業園區運營模式受到發改委有關部門的關注，華夏幸福(600340)基業創造的園區開發運營與城鎮開發建設相互促進的產業新城模式被總結上報。

　　上述發改委小城鎮中心有關人士介紹，固安工業園的產業發展比較受關注，例如固安肽谷生命科學園日前開園，就是做北京醫藥業的配套，固安肽谷將建成亞洲最大的動物實驗中心，帶動國內尖端的生物科技研究領域的發展，帶動產業升級。此外還搞了航空航天產業園等若干個專業園區，經濟總量積累很快，這說明了大城市周邊的小城鎮應當是最有條件試點的。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亦表示，新型城鎮化與此前不同的是，不只是簡單的上項目，搞建設，也不是簡單的農民市民化的過程，需要有配套的產業、福利支撐。

　　“鉆空”城鎮化 20萬億投資需求涌動

　　銀監會日前下發《中國銀監會關于加強2013年地方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下簡稱“10號文”)，收緊了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銀行融資渠道，但一些商業銀行從“10號文”中發現政策“松動”的跡象。

　　一位銀行業內人士透露，該行總行將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2012年和2013年的監管口徑進行對比，雖然沒有明確全面放松，但在一些方面有所松動。最直接的是，今年不再給商業銀行下達平臺貸款壓縮指標，而去年僅該行的全口徑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就壓縮超過百億元。另外，總量控制中取消了“融資平臺貸款余額較2011年末不得增加”的具體要求。

　　上述人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監管層對于地方融資平臺的動態調整風險定性，今年也出現明顯變化。即地方融資平臺項目究竟是全覆蓋、基本覆蓋、半覆蓋還是無覆蓋，這在去年由各地方銀監局認定改為由各商業銀行認定。“雖然監管部門還是要求商業銀行審慎合理測算融資平臺自身現金流，并按季上報監管機構，但商業銀行在客戶選擇、貸款投向方面的自由度已相對擴大。”

　　也有銀行業內人士發現，“10號文”中明確支持城鎮化建設融資，對于具體投向和細則并沒有進一步明確。一位國有大行信貸部人士坦言，“沒有細則就只能是各家商業銀行自己摸索，按照我們的思路，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房地產等就是最直接、風險也最低的項目。”

　　上述國有大行人士表示，今年以來，各家商業銀行非常默契地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稍微松動”，比如之前的平臺貸到期，銀行就把授信額度用在新的項目上，這和以往直接壓縮規模不一樣。而且，商業銀行也從以往的“聞平臺貸款色變”悄然轉變為“積極布局、尋找客戶”。“和2008年的情況不一樣，商業銀行現在重點選擇資質優良、省級以上、城鎮化相關的平臺項目。”

　　對于商業銀行態度的變化，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一方面，商業銀行通過目前掌握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數據發現，雖然平臺存在風險隱憂，但普遍情況比較樂觀且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在城鎮化建設推動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的投融資需求空前旺盛。

　　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對中國證券報記者坦言，政策放松或是基于穩增長的需要。“監管層也希望商業銀行能夠有保有壓，如果全面封死貸款，那么地方融資平臺就可能出現重大風險。”

　　在剛剛過去的三個月時間里，各地方政府陸續出臺投資規劃。僅就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數據而言，全國各省、市、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已逾20萬億元，其中四川省為4.3萬億元、貴州省為1.7萬億元、廣西省為1.5萬億元、江西省為6694億元、廣東省為7869億元、云南省為3770.55億元。

　　地方擴大投資無疑需要強大的資金支持。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20萬億元地方投資規劃，與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行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有本質區別，該計劃是各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長期規劃。若后期出現資金鏈斷裂，則有可能引發局部性金融風險，加劇地方債務風險。”

　　中國證券報記者了解到，最近兩年在云南、四川等地已相繼曝出融資平臺貸款還款違約問題，某些公路、基建等項目難以還本付息。(中國證券報)

　　高房價影響新型城鎮化建設 專家稱調控效率下降

　　　　倪鵬飛：調控政策效率正在下降

　　　　倪鵬飛：高房價影響新型城鎮化建設

　　在房地產市場，不管政府對于調控政策的預期是否會調低，市場對于調控已經變得不那么敏感。在昨天，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中心主任倪鵬飛向記者表示，政府調控政策的效率下降。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最新研究，從最近出臺的調控政策來看，調控目標和實際市場反映之間有較大的出入，政策的效率已經不比以前。如果不能加快建立基本住房制度，情況將會很危險。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中心主任倪鵬飛：我們最主要的發現就是現在中央調控的政策和中央出臺調控政策的市場反映和以前有重大區別了，以前對出臺的政策市場反映非常敏感，只要出臺政策就覺得很快有調控了，自己預期要向下的，但是最近的國五條出臺就產生了不一樣的預期，所以這就給我們很重要的判斷，未來如果再進行政策的辦法，市場還會不會買賬，如果市場不買賬的話，那你這個政策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果。

　　目前，國際普遍認同房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維持在1到6之間屬于正常水平。考慮中國迅速增長的人均收入，國內通常將標準適當放寬到1:8。盡管如此，許多城市的房價相對居民的收入來說還是過高。倪鵬飛認為，城市房地產、包括城鄉房地產的過度發展，阻礙了許多人個人的可持續發展，也影響新型城鎮化建設。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中心主任倪鵬飛：最近我在研究房地產的消費它的擠出效應，我們可以從反面發現，幾乎每個農村供出大學生供出博士生碩士生的家庭都是很貧苦的，住房都是很差的，反過來說我們城鄉房地產的消費投資和投機，它對教育對個人素質的家庭個人素質尤其是孩子的培養，這樣會產生很強的擠出效應。從最微觀的角度就不利于這個家庭的可持續的成長和加強，從宏觀的角度，它還不利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經濟信息聯播)

　　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互動 產業園區建設成重要抓手

　　18日，記者在由河北省政府主辦的2013產業中國城市高峰論壇上獲悉，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近期有望召開，一系列與城鎮化有關的配套政策正在中央層面抓緊醞釀中，其中之一就是農村人口轉城市人口后，社保政策如何對接。與此同時，各省城鎮化建設熱情高漲，以產業園區為依托的城鎮化思路正普遍形成。

　　據了解，目前中央與地方已形成兩條腿走路戰略，中央抓緊調研制度性配套政策，并積極籌備城鎮化工作會議，地方政府則在可操作范圍內啟動各自城鎮化規劃。

　　邊干邊看，擱置公共服務政策的“模糊地帶”，產業導入先行的做法，為一些地方政府贏得城鎮化先機。畢竟，由于實體經濟規模有限，地方通過產業導入，為就業安置贏得時間優勢。于是，產業園區成為推動產業升級、踐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抓手。

　　城鎮化配套政策抓緊制定中

　　記者從城市高峰論壇上了解到，雖然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尚未正式召開，但是與城鎮化有關的系列配套政策正緊鑼密鼓制定中。

　　據了解，目前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深化的一個重要政策是農村人口市民化后的配套公共服務政策。“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個實際問題是農民轉市民后社保如何對接。比如，按目前社保發放條件，城市職工需要繳納社會養老保險20年后，才能在退休時申領社會養老保險。如果一個農民在59歲時轉了城市居民，他根本沒有繳納足夠年限的社保，如何在60歲后申請國家社保？”與會的一位學者對記者表示。而一旦農民市民化后的醫保及社保制度得到完善，意味著此輪城鎮化進程有實質性突破。

　　與此同時，業內人士透露，農村集體土地在何種程度上自由流轉，也是目前決策層審慎考慮的重要制度性政策。“農民將土地置換成資產后，一旦失業或資產消耗完畢，涉及當代及后代生存問題，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是審慎推進集體土地流轉的重要原因。而從趨勢上看，農民以土地為資源的資產置換，又是這一輪城鎮化拉動內需的重要基礎。”一位接近決策層的房地產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另外，土地供給制度也有望出現創新舉措，為部分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提供土地資源保障。有消息稱，國土部正在全國調研重點、特色小城鎮的土地差別化政策，調研內容包括土地差別化政策的規劃、審批、供應、管理等多個環節，以及實施效果和問題等。根據國土部土地利用司相關負責人的介紹，區域差別化用地政策，是指對部分發達地區從嚴控制新增用地指標，逐步加大增減掛鉤規模；而對欠發達地區加大新增用地指標安排傾斜力度。一個看似微小的政策，其實牽動地方經濟最敏感的神經。一位河北官員表示，目前推進城鎮化和產城融合的路徑上，用地指標的審批是比融資更難的關鍵點。

　　產業園區成城鎮化重要抓手

　　就在決策層抓緊制定城鎮化綱領性文件和配套政策的同時，地方政府已經大踏步開始了新型城鎮化試水。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現象是，產業園區正成為各地推進城鎮化的重要平臺。

　　一個典型的代表是河北省。多年來，雖然緊臨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河北省發展卻遠遜于華東華南地區的大都市輻射圈。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辦的2013產業中國城市高峰論壇上，河北省副省長秦博勇透露，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首都經濟圈，以及中原經濟區規劃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河北省相關11個設區市有望全部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作為環京津增長極的重要延伸區域，河北目前產業戰略定位為傳統產業的升級，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導入。于是，以河北為代表的地方政府，開始了雨后春筍般的產業升級計劃。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此輪產業升級依托于城鎮化概念下的大都市輻射圈，其范圍將深入星羅棋布的廣大內陸地區。運作模式上也一改此前比較普遍的政府主導招商模式，強化市場力量的介入，引入民間資本運營地方產業園區平臺。

　　隨著以產業園區為依托的城鎮化思路更加明確，在日前舉辦的河北省招商洽談會上，僅河北廊坊一市，就有多達39個產業園區同時招商，產業定位遍及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現代物流、會展旅游、節能環保等多個高新領域。其中不乏多個產業園區間定位相近。

　　不僅河北，四川省政府提出的《關于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互動發展的意見》中，計劃到2015年，四川全省將形成一批帶動作用強的萬億產業帶、千億產業園區和百億企業。“各地方政府都已經意識到，產業導入是實現城鎮化的重要基礎，沒有產業就沒有就業，沒有新的就業安置就無法解決新城市人口的基本生存問題。”一位城鎮化研究專家表示。

　　行政審批權下放

　　對于各地大舉推動產業園區建設，以支撐城鎮化戰略，中央層面也給予了積極回應。

　　5月1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國發〔2013〕19號)，取消和下放了共計117項行政審批項目。其中包括取消企業投資醫學城、大學城及其他園區性建設項目核準。對取消的投資審批項目，僅要求國土資源、環保、安全生產監管等有關部門切實履行職責，加強監管，投資主管部門通過備案發現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劃和產業政策要求的投資項目，要通知有關部門和機構，在職責范圍內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未來科技園區產業還有很大的空間，行政審批權下放預計能進一步促進其發展。”恒生電子董秘童晨暉告訴記者。而恒生電子參股的杭州恒生鼎匯科技有限公司，是國內運作較為成功的恒生科技園系列項目的操作平臺。恒生鼎匯的第一大股東則是國內知名的PE鼎暉基金。

　　童晨暉表示，未來的產業園區，將更多依托有經驗的園區運營商，改變過去由政府自己建設為主的局面。同時體現產業升級主題，其間，地區龍頭企業將會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寬松的政策和稅收優惠，能進一步培育中小型科創企業的快速成長，幫助中小企業平穩渡過企業發展早期的各個階段。通過這樣的園區運營模式，政府和企業都將從園區發展中受惠，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上海證券報)

　　城鎮化過程中應增加生態產品供應

　　在十八大報告中，“生態文明建設”首次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作為“五位一體”的組成部分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

　　“大家知道過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過去基本上報告、規劃、文件中資源環境內容是放在經濟建設的內容部分的，十八大之后給人感覺很明顯，中央越來越多的是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和經濟建設并列的部分來闡釋。我覺得這對中華民族未來的永續發展，包括黨執政的理念、未來發展的目標和戰略都會起到非常重大的影響。”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對本報解釋。

　　楊偉民認為，過去只講富強，現在到了這個階段，要開始講美了。“在富強中國的基礎上再加上美麗中國，才等于現代化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夢應該是包括美麗中國的。”

　　“在新一輪的城鎮化熱潮中，應將生態文明的理念和原則貫徹到城鎮化的始終，調整空間結構，控制開發強度，增加生態產品供應。”楊偉民介紹。

　　楊偉民曾任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國家發改委秘書長，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生態文明是一種更高的文明形態

　　不僅僅是節能減排等資源環境的問題。

　　《21世紀》：您如何理解生態文明？

　　楊偉民： 如果從人與自然的角度來看的話，以往的人類文明史可以分為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現在有人提出，生態文明未來將取代工業文明成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什么叫生態文明呢？首先說何謂生態。生態這個詞是出于古希臘語，是說我們周邊的環境，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國外學者先后提出了生態學和生態系統的概念。生態文明概念的提出，與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環保運動有關。彼時，發達國家出現了環境公害，有識之士開始對人類的增長方式提出疑問，代表作有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1995年美國學者羅伊·莫里森在《生態民主》一書中首次用英語使用了“生態文明”一詞，并將生態文明定義為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文明形式。

　　目前大家對生態文明的定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界定認為生態文明仍然是工業文明形態當中的一種，是與工業文明中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物質文明并列的一個部分。另一種看法是，生態文明是一種新的文明境界和文明形態，是今后可以取代工業文明的文明形態。所以，生態文明建設意味著不僅僅是節能減排等資源環境的問題，而是建設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的新社會，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態。我認為，至少在思想上和理念上，我們黨也認識到了，生態文明是一種更高形態的文明。

　　美麗中國是生態文明的情景化目標

　　中國夢包含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21世紀》：在生態文明之外，十八大報告同時提了美麗中國的概念。為什么要提這樣一個概念？

　　楊偉民： 我認為， 美麗中國實際上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情境化的實施目標，這個目標非常重要。我們對此解讀得不太多，或者解讀得不太夠。現在說的中國夢，叫做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富和強，國家要強盛，在世界上要有地位，然后是不但國家要能夠富，人民也要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是國強而民不富，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是人民越來越富，國家也越來越強，但是不太美了，自然遭到嚴重破壞。如果我們人均收入提高了，GDP也變成世界第一了，人均GDP搞到和發達國家差不多了，但是生態環境惡化了，這肯定不是我們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現代化的目標。過去只講富強，現在到了這個階段，要開始講美了。所以，在富強中國的基礎上還要再加上美麗中國，才等于現代化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夢應是包括美麗中國的。

　　生態文明貫穿城鎮化全過程

　　減少工業用地和適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

　　《21世紀》：中央提出要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那么在新一輪的城鎮化熱潮中，如何將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貫徹其中？

　　楊偉民：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提高城鎮化質量作為今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之一，其中三項具體要求中的一個就是要求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其中，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這三項新任務十分重要。

　　一是要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產品既然最終是用來滿足人的需求的，從需求角度可以把清新空氣、清潔水源、舒適環境、宜人氣候等定義為產品，這些生態產品是人的基本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提供農產品、工業品、服務產品的能力迅速增強，但與此同時，由于生態空間減少過多過快，提供生態產品特別是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卻在減弱。而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追求身心健康和高質量生活的期待不斷加強，對生態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希望在節假日，到生態空間養眼、養肺、換氣的人越來越多。

　　推進城鎮化，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享受現代文明，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如果推進城鎮化的立足點不對、方式不當，仍然立足于占地賣錢，一圈又一圈地擴大建成區面積，把越來越多的耕地和濕地湖泊變成水泥板，我們可能面臨春天聽不見鳥兒的喧鬧，夏天盼不來涼爽的雨水，秋天找不到游嬉的魚兒，冬天難覓溫暖的陽光。如果這樣來推進城鎮化，就違背了推進城鎮化的初衷，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文明的退步，這樣的城鎮化似乎可以不要。

　　所以，推進城鎮化，擺正立足點、出發點非常關鍵。要立足于人的城鎮化，也就是農民工市民化，外來人口的本地化，立足于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而不要只是為了提高增長速度、占地賣錢、擴大投資、增加產能、繁榮房地產來推進城鎮化。

　　二是要控制開發強度。開發強度是指一定空間單元中建設空間占該區域總面積的比例，簡單說，就是水泥板的比例。我國很多地區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占用土地過多。一些城鎮化地區，人均GDP剛剛過1萬多美元，但開發強度已經很高，有的已經把適宜開發的平原面積中的一半甚至幾乎全部用于建設了。比較而言，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城鎮化發展中，并沒有一圈又一圈地無限攤大餅，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國大巴黎地區、德國斯圖加特、香港等的開發強度只有20%左右。

　　開發強度過高，不僅帶來環境問題，也帶來資源安全問題，特別是水資源保障面臨威脅。我國總的缺水量是500多億立方米，但為什么會缺水，是因為我們自己把森林、濕地、湖泊等“水盆”搞得越來越小。如果不控制開發強度，不從現在開始重視增強水的涵養能力、水的存儲能力，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嚴峻挑戰甚至危機，現在一些地區的連續干旱已經敲響了警鐘。

　　各地區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要有點自律精神，控制開發強度，留下必要的生態空間，來凈化追求GDP 所產生的臟空氣和臟水，讓城市居民有養眼養肺的生態空間，讓水資源和動植物有個棲身之地，也就是十八大講的，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

　　三是要調整空間結構。空間結構是指不同類型空間的構成及其在國土空間中的分布，是經濟社會結構的空間載體。我們注意到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但對空間結構的調整，總體上看各方面還缺乏認識，沒有擺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任務中。我國空間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主體功能定位不清晰，空間布局混亂，空間利用效率不高。657座城市，1627個縣城，1.71萬個建制鎮，都在分配給本地區的建設用地上熱火朝天地開發建設。這種過度分散的空間結構，又帶來新的占地壓力。

　　在今后推進城鎮化中，土地城鎮化方面的主要任務應該在存量上做文章，爭取做到在總量上建設空間占補平衡、不增加新的建設用地。重點的調整方向有兩個：一個是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要按照十八大要求，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認識到生態是一個系統，山水林田與城市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破壞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壞了水，山就變成了禿山，水就變成了洪水，地就變成沒有養分的不毛之地。

　　另一個是減少工業用地和適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我國工業生產空間偏多，城市居住空間偏少。城市總的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的比例是1.5∶1，日本三大都市圈這一比例是6∶1，法國巴黎大區是5∶1。北京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的比例是1.3∶1，在許多城市該比例更低，甚至是倒過來，工業用地比居住用地還多。我國工業化任務雖然沒有完成，但工業化的主要任務不應是數量擴張，因為產能已經過剩，而是存量調整、產業升級，工業占地不應該再按照過去的速度擴大下去了。而城鎮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我國城鎮化率只有52%，其中還包括2億多外來人口，實質的城鎮化率才35%，對居住用地的需求還將延續較長時間。

　　總之，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動方向，不僅要調整我們所熟知的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也要把調整空間結構納入經濟結構調整的內涵，國土空間開發的著力點應放到調整空間結構、提高空間利用效率上來。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五大方面

　　必須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

　　《21世紀》：建設美麗中國，最重要的保障措施是要進行配套制度建設，您認為應當從哪些方面著手？

　　楊偉民： 我認為，應當從5個方面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一要加強生態文明考核評價制度建設。必須改變唯GDP的觀念，淡化GDP考核，增加生態文明在考核評價中的權重，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

　　二要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根據我國國土空間開發管理制度缺失的問題，必須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如，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和農產品主產區要建立限制開發的制度，對依法設立的各級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等要建立禁止開發的制度。我國耕地、水資源、環境等管理制度已經建立，但仍不完善，要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

　　三要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等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改革和稅費改革還不到位，資源有償使用制度雖已確立，但沒有體現生態價值，生態補償制度正在探索中。要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四要建立市場化機制。建設生態文明同樣需要依靠市場機制，要用市場化辦法促進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積極開展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試點。五要健全責任追究和賠償制度。資源環境是重要的公共產品，對其的破壞和損害要追究責任，進行賠償。要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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