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龍 中國人壽養老保險公司資產管理部總經理
縱觀現代國家治理的主要方法可以發現,治國安邦有三大法寶:民主、法治、養老金。民主和法治,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已經為包括我國老百姓在內的世界各國民眾所熟知。
但是,養老金的命運就不一樣了。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工業化國家那里,養老金早已深入人心、大快人心。在我國,人們對養老金可以說是知之甚少,即使是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對此也少有研究。應該講,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也反映出我國在國家治理、金融發展上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存在很大的差距。
養老金推動金融結構變遷
傳統的經濟金融學把銀行、保險、證券看做金融體系的三大支柱。但是,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養老金已經成為現代金融體系中的第四大支柱。而且,養老金發展大有一發不可收、后來居上的趨勢。
不管是對國家而言,還是對金融機構而言,“得養老金者得天下”已經成為重要的發展規律。
實際上,銀行和保險是相對古老的金融產業,幾乎所有國家的金融業發展都是從銀行和保險業起步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來的情況卻發生了大變化:在英美等國,證券業(或者說資本市場)異軍突起,勇冠三軍,在金融體系中取得了主導地位,成為融資主渠道;而且在德日等國,銀行業依舊獨領風騷,唯我獨尊。很顯然,在世界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金融結構的差異。
實際上,這四個國家金融發展的起點(即初始條件,initial endowment)大致相同,但是后來他們之間的發展差異卻越來越大。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許許多多的解釋,一個最有影響力的解釋是“法律制度決定觀”:法律制度的差異(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之間的差異和區別)導致了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差異。
我不滿足于經濟學已有的解釋,繼續尋找導致金融結構差異的其他經濟因素,并把它歸結為養老金制度發展的差異。我的博士后出站報告《養老基金發展與金融結構變遷》(即將出版的書名是《養老金通論——關于人口結構、養老金結構和金融結構變遷的一般理論》,簡稱為《養老金通論》),就是試圖找出養老金發展導致金融結構變遷的關系和力度,我的實證結果表明:
養老基金資產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銀行資產與股市市值的比值將降低0.15至0.3個百分點,銀行信貸與股市交易額的比值將降低0.2至0.4個百分點。在三種不同情況下,德國和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差異可以解釋其金融結構差異比重為19.53%、27.60%和34.86%。
總之,人口結構、養老金制度結構、金融結構、經濟結構、財富結構、政治結構等6大方面,存在著漸次、繼起、引致的復雜關系。
事關經濟發展全局
實際上,現代社會發展的五大領域:社會發展、政治發展、經濟發展、財金發展和人口發展,都離不開養老金的影響。可以說,養老金發展是承前啟后、承上啟下的重要變量。
首先,養老金與人口發展、人口結構相關聯。
正是人口結構的變遷,導致養老金制度發展的差異,從而導致養老金制度結構變遷。人口結構為什么在過去的100年里,會發生如此巨大而深遠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發展的“千年未有之變局!蔽鞣降慕洕鷮W家們、社會學家們對此都有孜孜不倦的探索,將它們歸結為:市場經濟、技術進步等因素。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在上個世紀20年代曾經寫過一篇有名的文章,發表在《新月》雜志上,留下了一句名言:財丁不能兩旺。通俗地講,就是人們一旦獲得財富、走向上流社會之后,生育小孩的數量就少了,結果家庭和家族就逐步走向衰落。可以說,潘光旦先生的斷言更加簡潔。
大而言之,現代化是貫穿20世紀的主旋律和主浪潮,顯著特點是財富增長的速度前所未有。但是,在過去的100年里,還有一大浪潮,那就是人類自身正在走向老齡化。以銀發世界和“空空的搖籃”為標志的老齡化浪潮洶涌澎湃,向現代化發起沖擊。現代化和老齡化的百年戰爭,其實是“財”和“丁”之間的百年戰爭。
其次,養老金與財富發展、財富結構相關聯。
在養老金制度誕生之前,財富發展和財富積累的速度相對緩慢,方式相對有限。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以養老金為代表的長期資本的出現,財富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遷。國家如是,家庭如是,個人如是。今天,養老金已經成為財富的象征和代表。
再次,養老金關聯長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
從斯密的《國富論》到凱恩斯的《通論》,再到發展經濟學理論,現代經濟學無一例外地關注資本形成和資本積累。但是,在標準的經濟學框架內,資本是無差異的,不用區分為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即一概假定它們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無差異的。
我在《養老金通論》中的另外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區分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就是要刻畫出以養老金、保險資金為代表的長期資本如何影響金融效率,進而影響產出水平,最終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21世紀將是人口加速老齡化的大時代。在人口老齡化浪潮席卷全球的真實經濟世界里,真正的經濟學一定是關注生育與養老的經濟學。不懂得“生與死”的經濟學,不是真正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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