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正的私募，為什么不讓我進去？”3月24日下午2點，位于深圳深南大道的東方銀座酒店三樓的紐約廳門外，人頭攢動中，類似這樣的聲音不絕于耳。

　　廳內，只能容納不到一百五十人的會場已經擠進了兩百余人。但依然有不少人被婉拒在門外——盡管他們中的很多都是“真正的私募”，也有很多人是從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專程飛來。

　　此前一周，國內A股已經在歷史性的3000點上方站穩了腳跟。在這樣的背景下，由《21世紀經濟報道》與深圳市金融顧問協會、深圳創新投集團聯合主辦的中國首屆私募基金高峰會的熱度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中國私募基金界的第一次的公開聚首，竟然是以這樣“爆棚”的方式完成。

　　“中國私募基金即將迎來春天。”出席會議的深圳金融辦公室副主任肖志家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深有感觸。中國

證監會、深圳市政府等官員的出席，某種程度上佐證了這種說法。

　　恰如沉默很久之后的第一聲吶喊，這次聚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聚會本身，而變成了一種儀式——以往神秘低調的私募基金管理者們，從這一刻開始，不再諱言身份，不再遮遮掩掩，開始走向燈光下的前臺。

　　“幾年后回首，2007年的這次聚會，可能會被定義為中國私募元年的開局。”一位參會人士十分感慨。而這個開局所引發的震動，必將被會場內外更多人的夢想迅速放大。

　　肖華的做法

　　肖華就有他的夢想，他也在會場內。

　　在投資這個圈子里，聽說過肖華的人不算少——作為博時基金管理公司曾經的明星基金經理，他算得上名聲在外。

　　不過真正能認出他的人也許不多，也正因如此，3月24日，他才得以能夠低調地坐在會場。不過，他也許很快就會再次被更多的人關注。

　　幾天之后的3月28日，深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作為受托人與深圳市尚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深國投·尚誠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即將成立。

　　深圳尚誠這個陌生的名字背后，正是肖華那個為很多人熟悉的名字。

　　2006年末，肖華悄然離開博時基金，轉投私募，曾被業界視為私募基金向公募“挖墻腳”的“第一單”。

　　當然，這其實并不是事實上的“第一單”。早在2006年初，就有海富通收益增長證券投資基金的基金經理張煒離職投身私募，原巨田基金投資總監管衛澤也加入了這一行業。

　　不過進入2007年，一切似乎都在加快。2007年2月1日，易方達基金公司宣布，其平穩增長基金經理梁文濤辭職，最新的消息指稱，梁文濤同樣轉向了私募陣營，投身上海涌金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后者與深國投合作發行了兩期“億龍中國”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

　　轉投私募的名單還可以繼續拉長，如建信基金公司研究總監蔣彤、長盛基金的基金經理閔玉與原中金公司的李剛組成鐵三角，加盟某知名私募基金，嘉實基金的基金經理劉欣也選擇了離開。

　　“近期業內知名的基金經理盛傳要離開的突然多起來，私募是主要的投向。”某基金人士告訴記者。

　　公募基金經理向私募的遷徙潮的出現，進一步凸現了公募基金存在的內在激勵不足的問題，據悉，國內基金公司中，薪酬最高的一家公司其年終獎為36個月的工資，不過，即使如此，基金經理按照平均每年30萬的工資收入計算，2006年的年終獎也只有100萬。

　　“現在國內的私募基金基本上參照國外的對沖基金(Hedge Fund)模式,即‘2-20’。”肖華透露，也就是說，私募證券基金管理人的收入大概是2%的管理費，加上收益的20%分成。假設一位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2億的資金，2006年可以獲得100%的收益，其可以獲得的收入大約為4400萬，扣除各項辦公費用后，至少凈收入在2000萬-3000萬之間。與之相比，公募基金經理的100萬獎金還不到零頭。

　　當然，也不僅僅是“錢”的問題。“當前公募基金的規模太大，動輒上百億，使得公募基金凈值迅速增長的難度加大；而私募基金一般只有數億規模，很容易出業績，建立個人品牌。”一位業內人士指出。

　　王先生的想法

　　肖華正在做的，王先生正在想。

　　會場內的王先生是來自上海的一家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他告訴記者，目前管理的資產規模在兩個億左右，“現在正在面臨一個抉擇，這次來參會，也是想得到一些啟發。”

　　“目前的運作模式是專戶理財，就是別人把帳戶委托給我，我來操作，不承諾收益，有盈利之后我提取其中的20%”，他進一步詳細地跟記者解釋，如果自己是小富即安的心態，那么就這樣下去已經不錯了。而如果還想進一步做大，那么當前的這種模式就遇到了瓶頸。

　　首先是圈子太小，其次專戶理財這種形式很多地方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界限，風險比較高。“同時也很難在公眾面前打響自己的品牌。”

　　于是王先生想到了信托模式，正如肖華和此時此刻更多的圈內人一樣。

　　“可以說信托為私募證券基金找到了一條通向陽光的路徑，”一位與會人士表示，盡管這條路徑目前看起來并不算坦途，而且還是局限在幾家信托公司中進行試點，但是對于隱藏地下許久的“私募”而言，至少已經有了出路。

　　從2006年開始，“新型結構型證券信托”猶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2006年4月起，繼明達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成立后，億龍中國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成立，隨后天馬、景林、睿信等一系列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先后出現。2007年又有林園、尚誠等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浮出水面，這些都還僅僅是以深國投為受托人的證券信托。

　　至今，大力拓展私募基金信托計劃的信托機構主要有上國投、華寶信托、深國投和平安信托。

　　深圳模式VS上海模式

　　信托型私募基金的出現可謂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創新嘗試。而四家信托機構按照地域不同形成兩種成功的模式。

　　總部位于深圳的深國投和平安信托主要采用了風險共擔的模式，其特點是私募機構在其中擔任投資顧問角色，收取投資顧問管理費和特定信托計劃利益(也就是獲取超額部分的激勵)。

　　以去年9月通過深國投發行的天馬證券投資信托為例。其投資顧問深圳市天馬

資產管理公司收取的費用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投資顧問管理費，這一項費用采用和公募基金類似的年化管理費制收取，上述信托計劃的投資顧問管理費就為0.5%。此外，對于深圳天馬資產管理公司而言，更大一部分收益來自特定信托計劃利益，按照相關的設計，深圳天馬資產管理公司可以獲取信托計劃收益的17%。

　　與“深圳模式”不同的是，總部位于上海的上國投和華寶信托則主要推出結構性產品：私募機構在信托產品中擔當一般受益人的角色，一般受益人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資金，這部分資金將會作為保底的資金，同時在獲取的收益超出預期的時候，一般受益人也可以獲取超出預期部分的絕大部分收益。這種模式更加適合實力雄厚的私募機構，上國投旗下的“藍寶石”系列產品以及華寶信托旗下的點金系列、千足金系列等均為此類產品。

　　與一般受益人相對應的是優先受益人，優先受益人實際上就是購買信托產品的客戶。

　　以某產品為例，按照契約要求，成立時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資金要達到優先受益人投入資金的三分之一，如果信托跌破面值，則一般受益人投入的信托資金會被用于保證優先受益人信托資金的安全。但是若信托計劃終止時，信托單位凈值高于1.128，則超過1.128部分的5%將作為優先受益人的浮動分成，剩余部分收益由一般受益人獨享。

　　“結構性私募信托產品(上海模式)嚴格講不是私募基金，跟當年券商三方監管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只是過去是券商監管，現在換成了信托投資公司監管。”上海睿信投資董事長李振寧認為，“我認為比較符合私募基金理財這個概念的還是不保底、分成這樣的信托理財產品(深圳模式)，我覺得這是發展的方向。”

　　“這也正是我這次來深圳的另外一個原因，想跟這邊的有關信托機構接觸一下。”王先生說。

　　一萬億的挑戰與機遇

　　“我跟周圍的人交流了一下，大家目前跟我的情況差不多，管理的資金大都在幾千萬到兩個億之間。”王先生告訴記者。

　　“按此推算，今天會場之內的私募基金的總規模可能不會超過500億。”王先生跟記者算了一筆帳，“500億算不上很多，但事實上，他們背后代表的力量卻十分驚人。”

　　“截至去年6月底，活躍在國內證券市場的私募性質的基金規模已經超過6000億元，估計經過去年下半年國內資本市場的迅速擴張，私募基金總規模已經達到1萬億元左右。”這是在前不久舉行的全國政協會上，全國政協常委、陜西省政協副主席李雅芳一份提案中所涉及到的數字。

　　深交所研究員王霞的《中國私募基金發展前景和當前問題研究》的報告顯示，我國私募基金目前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官方背景的合法私募基金，主要包括：券商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信托投資公司的信托投資計劃和管理自有資金的投資公司；另一類是沒有官方背景的民間非合法私募基金。這類私募基金沒有合法的形式，其業務的合法性不明確。這類基金常常以投資顧問公司和投資管理公司等名義，以委托理財方式為其他投資者提供集合理財服務。

　　迫切期望走向“陽光化”的，正是第二類“地下私募”，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地位，他們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

　　“非法集資罪名應該是最大障礙。”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德全律師向本報表示。

　　實際上，另外一個困擾私募證券基金的問題，是公眾長久以來對私募證券基金的負面看法，私募證券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于上市證券，多活躍于二級市場。由于有以往私募基金坐莊的先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在國內名聲不佳，國際上因對沖基金對市場沖擊也鮮有美名。

　　“但隨著中國股市的壯大和發展，客觀上需要培育包括私募證券基金在內的多元化的機構投資者。”與會的有關人士表示，在深滬兩市總流通市值(這個名詞不久以后可能就會消失)約3.6萬億的情況下，公募基金業所管轄的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所占據市場份額接近30%。如果沒有新的力量出現，中國股市可能成為一個公募基金互相廝殺和血腥博弈的場所。

　　“2·27暴跌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股市投資者結構過于單一。”上海睿信投資董事長李振寧說，春節前有過一個星期，每天贖回200億，使公募基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公募基金為了應對深度贖回，不得不集體拋售，最終導致了中國股市有史以來單日最大跌幅的出現。

　　“4月15日股指期貨的條例就可以執行了，股指期貨將面臨一個誰來投資期指的問題。”李振寧說，因為國外期指的大部分投資者都是私募基金，如果現在只有公募基金和券商做股指期貨，沒有專門熟悉對沖的機構的話，那么就會加大市場的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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