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能

　　近年來，包括研究者、投資家和新聞工作者在內的很多人，從不同角度對美國經濟衡量方法的合理性，經濟數據的可信度，以及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的調整修正的時機和動機，提出了嚴重的質疑。由于美國經濟數據對于世界各國進行經濟形勢分析和投資決策具有基礎性和標桿性作用，美國對原本異常嚴肅的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進行重大調整和刻意修正的背后，具有不可言傳的戰略意圖。

　　對經濟衡量方法合理性的質疑

　　這主要針對幾何權重法(geometric weighting)、替代性謬誤(substitution deception)、滿足感修正(hedonic moderation)甚至數據隱瞞等數據處理方法。

　　1999年以來，美國勞動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采用的幾何權重法，實質就是采用一籃子可靈活調換的商品，并對納入籃中的商品采用可變的權重。這樣，一些價格大幅上漲的品種被排除到核心度量CPI(消費價格指數)的一籃子商品之外，例如能源和食品等；而對留在籃子中的商品，價格上漲的被給予較低的權重，價格下降的被給予較高的權重，從而大大降低通貨膨脹數據的讀數。有人開玩笑說，美國政府最希望的是，留在指數籃子里的都是能從亞洲進口的價格廉價且不斷下降的制造業產品，而把只能在本地購買的日益昂貴的服務都剔除。

　　很多人了解石油價格暴漲引發的“石油沖擊”，但食品價格暴漲引發的“食品沖擊”完全可等量齊觀。美林的兩位經濟學家甚至專門造“農貨膨脹(agflation)”一詞來專指可能長期持續的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漲。2007年，聯合國食品和農業組織指出，2006年發展中國家的食品價格上漲了11%。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Bill Gross認為，與石油危機的1970年代相似，2005-2008年間食品和能源應是預測總體CPI指數的最好指標。

　　被給予過低權重的包括醫療支出。不久前美國的雇主通常會支付雇員的幾乎全部家庭醫療保險支出。現在根據加州Kaiser 家庭基金會的數據，一般的就業者需要平均從工資中額外扣除3281美元來支付家庭的醫療保險費用，美國家庭每年平均的醫療保險保額是12000美元。2001年以來，工資增長了19%，而醫療保險支出增長了78%，同期政府在醫療成本方面的通貨膨脹讀數只增長了17%。

　　對替代性謬誤的質疑集中在占CPI40%權重的房屋價格上。美國勞動統計局采用房屋的同等租金(House owner’s equivalent rent)，即房主出租其房屋可能得到的租金，來計算CPI的相關數據。這樣，2000年以后房價劇烈上漲，房主在按揭貸款、房屋保險、財產稅方面的相應支出大幅上漲，卻對CPI的影響有限。據估計，2003-2006年間，房主同等租金的年增長率只有5%左右，而S&P/Case-Shiller的房屋價格指數卻達到了10-20%。同期，根據房屋價格指數計算的CPI要比官方公布的CPI數字高出2.5到4個百分點。

　　滿足感修正方法被用于衡量性能不斷增強、價格卻迅速下降的電子產品在CPI和GDP計算中的權重。基本的出發點是，這些產品不斷下降的價格，不能準確衡量其質量提升帶來的滿足感，所以應該用增加的滿足感來修正這些產品降價對CPI和GDP的不良影響。由于消費電子產品只占CPI1%的比重，滿足感修正對CPI的影響不大，但是幸福感修正會大大夸大計算機的銷售量，因而會人為地放大GDP的數據。美林的一個計算機分析師Steve Milunovich分析指出，負責核算每個季度的GDP的聯邦經濟分析局，為了掩人耳目，很早就開始停止公布用于計算GDP增長率的實際計算機硬件的出貨量。政府公布的2000年二季度至2003年間技術支出的數據，從4460億美元攀升至5570億美元，但是用實際價格計算，應該只是從420億美元上升至880億美元。德國的Bundesbank研究認為，采用滿足感修正來計算，會導致GDP上升至少0.5個百分點。

　　被美國官方停止公布的數據還包括衡量廣義貨幣供應的M3。本來，人們可以從M3的規模大致估計在金融領域信貸擴張引起的流動性過剩的水平。例如，2006年M3的年均增長率是12%，2008年8月則達到了14%。繼續公布M3會使美聯儲把通貨膨脹控制在低水平的說法難以成立。

　　對美國經濟數據可信度的質疑

　　當前對經濟數據的質疑，主要集中在代表經濟繁榮程度的GDP和衡量通貨膨脹的CPI。Gross認為，“美國真實的GDP增長率應該比官方數字至少低一個百分點，而真實的CPI應該至少相對高一個百分點。”他曾因為在一篇通訊報道中稱CPI不過是個“高級騙術”而引起軒然大波。他認為美國政府報告的CPI上漲率與世界范圍內普遍更高的通貨膨脹率是難以協調的。

　　加州的一個前新聞記者John Williams，用調整前的CPI計算標準計算后發現，2005到2007年間的通貨膨脹指數應該在5%-7%之間，而不是官方公布的2%-4%。如果用這額外的2到3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指數調整官方的GDP數據，那么美國進入經濟衰退的時點，將從官方公布的2007年的次貸危機爆發時點，提前到2006年第四季度。

　　結合前述對CPI經濟衡量方法的質疑，我們認為對壓低通貨膨脹指數的質疑應該是成立的。然而，雖然存在用滿足感修正抬高GDP數據和未用實際通貨膨脹指數修正GDP的問題，但如考慮到美國產業結構方面的巨變，尤其是美國金融領域的“狂野西部”的不為人知的巨大規模，可能使我們難以做出美國總體GDP被抬高的結論。

　　1950年，美國制造業和金融服務業占GDP比例分別為29.3%和10.9%。2005年這兩個數字已分別逆轉為12%和20.4%。同時，在美國金融服務業內部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整個美國不同金融服務產業管理的資產規模的比例看，1956年美國銀行和存款機構管理與保險公司的資產分別占57.2%和21.1%；2006年這兩個比例分別降到了23.8%和6.3%。而同期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的比例從12.2%和2.7%提高到了19.3%和18.3%。但是，這遠未揭示整個美國金融服務業內部滄海桑田般代際變遷的全貌。

　　隨著1999年“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的通過，商業銀行、保險、證券和房地產按揭業務之間的壁壘被撤除了，對沖基金、私募股權集團、杠桿工廠、按揭池、貨幣市場基金、財富管理公司以及非銀行抵押貸款機構等俗稱的“影子銀行體系”，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影子銀行體系改頭換面地粉墨登場，形成了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狂野西部”，已取代共同基金和養老金行業成為新的美國社會財富中心。

　　從以下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管窺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駭人聽聞的規模和不為人知的實力。從2007年全球廣義流動性的估算看，美國“影子銀行體系”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占流動性的78%，相當于世界GDP的964%；創造的證券化債務占流動性的11%，占世界GDP的138%。隨著金融衍生產品和證券化債務的推出和流行，歐亞的產品出口國和中東等地的石油輸出國的資金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流入美國，2007年美國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資本流入。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對沖基金成為兩黨多個候選人的主捐款人。例如，奧巴馬的主捐助人是位于芝加哥的對沖基金Citadel Investment Group。參議員愛德華茲的主捐款人是對沖基金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參議員多德從SAC Capital Partners得到了其早期競選資金的一大半。這標志著對沖基金已經執美國乃至世界財富之牛耳。

　　簡而言之，“影子銀行體系”，成為幾乎沒有受到監管、稅率最低的“狂野西部”，引致了美國社會規模空前的財富轉移，但是對沖基金等“影子銀行體系”對美國GDP的貢獻無從得知。因此，雖然美國經濟數據可信度成疑可以定論，根據滿足感修正和通貨膨脹數據來判定美國GDP被抬高的結論難以判斷。

　　對美國經濟衡量方法

　　調整時機和動機的質疑

　　對CPI和GDP衡量方法的修改，1990年代初起由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波斯金開始推動。對CPI頗具爭議的重大修改，在1997-1999年間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完成。當時人們沉醉于牛市的快感，被國會彈劾克林頓的“萊溫斯基”事件所吸引。

　　CPI一籃子商品的替代做法，在1990-1992年深度經濟衰退期間開始實施，當時很多人領取食品券或者到慈善救濟處就餐，或以垃圾食品或者罐裝食品為生。格林斯潘等以此為借口，把這些價格低廉又不會漲價的商品，置換到衡量CPI的一籃子商品中。但是，1958和1974 年前后的經濟衰退要深重得多，美國政府卻沒有改動CPI的衡量方式。

　　同樣，在1990年代采用滿足感修正的做法也受到質疑。大眾產品質增價跌的情況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例如空調、飛機客機、汽車變速箱、彩色照相機等，都曾帶來了消費者滿足感的躍升。

　　質疑者認為，社會保障支出和最低工資標準都和通貨膨脹指數掛鉤。壓低CPI，能夠減少對美國退休者的社保支出，同時盡量減少基于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以降低政府赤字和提高企業盈利水平。Gross認為，壓低CPI和抬高GDP，有利于美元資產對其他國家和投資機構的吸引力。這包括貨幣和美元掛鉤的國家，用美元計價的石油生產國，有巨大美元儲備的各國中央銀行，擁有巨額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等。

　　相比之下，曾任尼克松白宮戰略家的Kevin Phillips的認識更深刻。他認為，對美國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的調整，是影響美國普通民眾和世界各國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的心理的戰略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將這一現代操縱投資心理的金融隱學體系稱為牛市學(Bullnomics)。牛市學的其他重要組件還包括，把市場描述成神圣萬能的崇拜市場的正統經濟金融理論學說，和美化美國體制的宗教教義等。他指出，金融寡頭在操縱社會財富方面肆無忌憚，政治家們罔顧社會公平和全球經濟平衡被嚴重扭曲的現實，將會給美國式資本主義造成無可彌補的缺陷和無可挽回的信譽損失，并把全球拖入空前危機。這樣，他把美國官方對經濟數據的操縱和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深層根源聯系在一起。也許，只有從這種角度考慮，才可能理解格林斯潘和波斯金多年處心積慮調整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的行為。

　　啟示

　　以上分析揭示了一條美國社會財富和國際資本持續而空前集結的路徑，即從普通民眾到金融寡頭，從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向金融服務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從歐亞出口國和石油生產國到美國，從傳統金融服務業向影子銀行系統。當前美國社會的財富和國際資本，正日益集中到一些美國無意嚴格監管、外界無從了解的影子銀行體系中。

　　調整經濟衡量方式和修正經濟數據，以掩飾美國實際經濟運行狀況的做法，掩蓋了普通民眾和金融寡頭、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傳統金融業和影子銀行系統之間日益失衡的財富分配關系，無疑有利于促進和維護這一財富集中的進程。

　　這種世界財富在冷戰以后日益向美國核心金融集團的集結，已經推動美國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階段。這導致美國國家經濟管理的目標，從傳統的基于實體經濟的生產價值創造轉向更虛擬的財富凈值管理。保證財富存量集中和財富凈值最大化，超越傳統的GDP增長率、通貨膨脹控制和就業增長，成為美國國家經濟管理的首要目標。這樣，就像一個上市公司專注于市值的最大化而精心做賬，美國對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統計數據精心的利己調整也無可厚非。

　　然而，這一財富集中的進程難以為繼也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由于利率長期處于低水平與金融衍生品和證券化債務的大規模流行，美國普通民眾的資產主要以證券和地產為主，但隨著美國經濟重心日益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傳統產業的就業機會日益通過制造業和服務業外包轉向美國境外，一般民眾既缺乏相對高的制造業收入，也無法再用借貸來維持其資產增值，于是出現了房貸斷供等情形，引發了次貸危機。

　　在金融戰中，資本就是軍隊。老謀深算的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初就開始主導調整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推動過去長時間國際資本和美國社會財富向少數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集中，等于美國早就悄悄完成了戰爭的資源動員和戰略布局，使美國在當前金融危機中從戰略上處于以逸待勞的有利地位。因此，金融危機絕對不是所謂的市場機制偶然失靈錯亂的結果。

　　而且，包括歐洲和日本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仍由銀行主導金融體系，而美國金融服務業已完成了從銀行保險，到共同基金和養老金，再到對沖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的代際變遷。這使美國相對于歐洲日本形成了壓倒性的金融代際優勢。這是這次美國能夠用次貸等金融衍生品愚弄其他國家，并胸有成竹地發動金融危機的實力基礎。這種代際優勢，一方面使Phillips預言的美國衰弱在短時間內還不會到來，另一方面美國實施金融戰略欺詐導致的國家信用喪失，也將影響深遠。總體上，依托其一超獨強的國力，美國深謀遠慮的金融戰略策劃和實施能力，無疑是值得面臨金融危機深化蔓延的世界各國警惕的。

　　最后，從美國財富凈值管理的目標來看，美國會盡量避免類似大蕭條的全面社會財富蒸發，而是會相當程度地維持經濟泡沫，通過局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輪番深幅調整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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