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對美國的產業經濟地理格局對癥施藥

　　本報評論員 萬磊

　　近期，美國勞工統計局披露，全美理應但卻未能全時工作的實際人口為 2200萬左右，也就是說，實際失業率為 15.8%。這一數據創下25年來新紀錄。與此同時，美國來自制造業為主的幾個州的一組議員決心再次嘗試重提一項法案，該法案威脅對中國產品提高關稅，以懲罰他們所謂的中國“匯率操縱”，保護主義意味更濃。

　　美國保護主義加深的原因有三。首先是美國的自由貿易收益群體更多地集中在企業上層，而為數眾多的下層得到的益處較少，甚至部分淪為自由貿易的成本承擔者(如失業)。美國之前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就是這一收入分配現象的明證，這使得后者更多地偏向保護主義。部分貿易保護主義分子甚至認為，自由貿易所渲染的“比較利益”局限于國家層面的整體利益，卻漠視了當下民眾的微觀利益，因此失去了部分民眾的政策認同感。后者為數眾多又意味著他們的選票權力更容易集中影響到部分國會議員，加大這部分議員鼓吹貿易保護主義的積極性。

　　其次，美國國會制度本質上是一種以地理為基礎的代議制度，這與其產業經濟地理綁定在一起，使得美國國會活動呈現明顯的產業化區域化特征。從美國游說史上看，單個產業在特定的一個或者幾個州的分布越集中，則該區域內的選民越容易團結集中，拉入本圈的議員也就越多，其整體在國會的游說力度也就越大。最終，選區利益被內化為產業利益。當前重提法案的議員多分布在以制造業為主的幾個州就是一例。最后，跨國企業的備受經濟危機打擊，其游說能力與主動性偏于下滑，這使得其在美國國內的自由貿易訴求有所減弱，在上升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處于守勢。

　　在前述背景下，失業率的加大讓更多的民眾尋找情緒的靶子，議員作為政治產品的提供者無疑會把握這一需求，緩解國內矛盾，為自己謀取選票基礎，也需要他們有所動作。結果，貿易保護主義在失業背景下顯現為一種有著民眾微觀動機基礎的集體非理性沖動。

　　目前中國對待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應對方式主要是兩點。一是對跨國企業的政策配合，二是對美國國內產品的批量購買，無疑這兩種方式都起到了相當的效果。前一種的效果如在早前對人民幣匯率的游說中，依賴國際市場的沃爾瑪即保持了沉默。后一種則在整體上釋放善意并打造利益紐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消解了美國國內的部分貿易保護勢力。但這兩種弊端是，公司導向型和整體策略無法細化為地域導向。即中國的善意行為未必能得到特定產業利益群體和相關州的理解。這使得在美國失業率飆升，民眾負面情緒蔓延的情況下，特定州區域的產業利益群更容易取得貿易保護主義的支持，進而對中國貿易造成潛在的損害。為應對這一局面，中國不妨嘗試在經濟層面以州為單位與美國建立國家層面下一級別的微觀型民間貿易聯系，通過長期穩定的經濟合作來化解弱化地區性的貿易保護勢力，最終為創建中美之間良性穩定的貿易聯系建立新的支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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