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專欄：世界經濟的轉型挑戰
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1月8日晚間消息，日前著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發表題為《世界經濟的轉型挑戰》的專欄文章，重點闡述他對歐洲和中國未來發展所面臨挑戰的看法。他認為，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不確定不是歐元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中國謎題的成功解決很可能需要推行政治與經濟改革；如果轉型失敗，中國可能出現對內強化管制，對外卷入軍事沖突的局面。現全文翻譯如下。
隨著2013年臨近結束(注：索羅斯撰文是在2013年底)，世界大部分最有影響力經濟體重振增長的努力正造福整個世界(歐元區不在此列)。所有正在浮現的全球經濟問題都存在與之對應的政治特征。
在經歷為期25年的經濟停滯后，日本試圖通過規模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QE)來振興經濟。這是一場風險很高的試驗：更快速的增長可能推高利率，導致償債成本難以持續。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寧可冒險，也不愿宣判日本將慢慢衰亡。此外，從公眾的熱情支持判斷，普通日本人也愿意這樣干。
與此同時，歐盟正走向日本竭力要擺脫的經濟長期停滯。這種趨勢有很高的風險：各成員國可能熬過“失去的十年”甚至更長期的失落，但歐盟是不完善的國家聯盟，可能很容易就被如此的失落摧毀。
以德國馬克為模板設計的歐元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歐元區國家僅創建了一家共同的央行卻沒有公共的財政部，這意味著政府債務以一種任何成員國都不能控制的貨幣來標價，這導致這些債務容易出現違約風險。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多個歐元區成員國均債臺高筑，風險溢價導致歐元區永久性地分裂為債權國與債務國。
這種缺陷本可能通過發行歐元債券取代各國債券來加以克服。但遺憾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已排除了這種可能性，這表明德國對歐洲正在進行中的一體化進程的態度有了根本轉變。兩德統一之前，德國是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量。而現在，在承受兩德統一的代價后，德國納稅人決定不給歐洲債務國提供資金。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默克爾曾堅持每個成員國都應管好自己的金融機構，政府債務應全額償還。但德國可能沒有意識到，這是在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國所犯下的悲慘錯誤。當時的法國總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堅持向戰敗國德國索要賠款，促成了希特勒的上臺；現在默克爾的政策正給予歐洲其他地方極端主義運動興起的機會。
目前歐元的管理機制還會維持下去，因為德國總會投入最低限度的力量來保住這種單一貨幣，還因為市場和歐洲當局會懲罰任何挑戰這些機制的成員國。無論如何，金融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已經過去。歐洲財政當局已認識到，緊縮會適得其反，已經不再對成員國施加進一步的財政管制。這給予了債務國一些喘息空間，即便沒有任何的增長前景，金融市場也已經穩定下來。
未來的危機將源于政治。實際上，這一點已相當明顯，因為歐盟已變得過分關注內部事務，不能對外部威脅作出足夠反應，比如他們在敘利亞或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但歐洲的前景遠談不上毫無希望，俄羅斯的威脅重燃可能逆轉歐盟當前這種傾向于解體的主導趨勢。
總的來看，這場危機已經讓歐盟的形象大變，不再是激發熱烈向往的“夢幻之物”。原本各平等國家為共同利益而甘愿犧牲部分主權自愿結盟，共同利益也是一個公開社會原則的體現，而現在聯盟因為歐元區危機淪為債權國與債務國的關系，不再自愿也不再平等。實際上，歐元還可能將歐盟集體摧毀。
與歐洲形成對照的是，美國正逐漸成為發達國家中最強大的經濟體。頁巖能源已從整體上賦予美國制造業一項重要的競爭優勢，石化行業的受益尤為明顯。美國銀行業和家庭的去杠桿已取得一些進展。QE推升了資產價值，房地產市場已好轉，建筑業失業率在下降。自動減支產生的財政拖累也行將消失。
更出人意料的是，美國的政治對立顯露逆轉跡象。兩黨體制已不偏倚地正常運轉200多年，因為兩黨都不得不在大選中爭取中間力量。隨著共和黨被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及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聯盟攻陷，后來又加上新保守主義勢力推波助瀾，這導致共和黨轉向了極右立場。民主黨也盡力趕上形勢變化來爭取中間力量，兩黨相當于合謀在國會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因此，激進人士所主導的黨派初選取得了比大選更重要的地位。
這樣就促成了美國政界的極化。最終，共和黨內的茶黨勢力弄巧成拙。不久前聯邦政府關門導致的慘敗之后，共和黨建制中的剩余勢力已開始卷土重來，這應該會推動兩黨系統復興。
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不確定不是歐元，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支撐中國過往迅速發展的增長模式已失去動力。這種模式依賴于家庭領域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以驅動出口和投資增長。因此，中國家庭部分在GDP中比重已縮減到35%，家庭的被迫儲蓄再也無法為現有的增長模式提供充足資金。這已導致多種形式的債務融資呈指數級增長。
中國的金融狀況與2008年危機前美國的主導性金融狀況存在一些可怕的相似之處。但是，兩者也有明顯不同。在美國，金融市場通常會左右政治，而在中國，國家擁有銀行和大部分的經濟力量，黨控制著國有企業。
中國中央銀行已意識到這些風險，從2012年就開始行動控制債務增長。但是，一旦債務增長的放緩開始對經濟構成實質損害，執政黨將確保其最高利益。2013年7月，中國領導層下令鋼鐵企業重啟熔爐恢復生產，命令央行放松信貸。中國經濟迅速轉向。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深遠的改革目標。這些進展是近來全球前景好轉的主要原因。
與結構改革相比，中國領導層更看重經濟的增長，這樣做是對的。因為結構改革一旦與財政緊縮結合進行，將導致經濟陷入通縮的失控局面。但是，中國當前政策中存在一種尚未解決的自我矛盾：鋼鐵業復產將再度助長債務指數性增長，而后者最多也只能持續幾年時間。
這一矛盾如何解決與何時解決將對中國和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中國的成功轉型很可能需要伴隨政治與經濟改革。如果轉型失敗，中國領導層目前仍得到普遍擁戴的公信力就會下降，這可能引發對內加強管制，對外卷入軍事沖突。
另一個尚未解決的大問題是：全球層面缺乏適當的管理。聯合國[微博]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缺乏一致正加劇敘利亞這類國家的人道主義災難，更不用提為應對全球變暖而掃除障礙。但是，與今后幾年將迎來重大關頭的中國謎題相比，全球性管理闕如的問題可能繼續晦暗不明。(立悟/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