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郭凱

　　隨著美國眾議院通過對AIG分紅按90%稅率征稅的議案，華爾街的幾大金融機構日前都迅速表示，會調動華盛頓的政治資源，阻止分紅稅成為法律。經歷了準國有化的公共財政救贖之后，在誰能決定華爾街的權力博弈上，華爾街內部依舊強悍。

　　針對AIG接近1.7億美金的分紅，眾議院的決定是對其中家庭年收入超過25萬美金或者個人收入超過12.5萬美金的員工征稅，這是在美國一般中產年薪為4到5萬美金的基礎上制定的。眾議院的法案把這一稅則只應用于去年從政府那里拿到不少于50億美金援助的大公司。該議案在一個星期以328比93的壓倒多數比例通過，反映出剛剛經歷過金融高管分紅事件的多數美國人對華爾街的抵觸情緒。

　　而最終眾議院的法案是否能完整獲得參議院和白宮支持、成為法律，前景并不確定。參議院已經涌現的應對議案，包括對更多金融機構制定薪酬規則，以及把受援助機構的分紅稅按35%的稅率征收。白宮表示會努力讓公共援助資金與金融機構分紅脫鉤，不過不會采取造成過度沖擊的方式。白宮的態度相對曖昧，原因其實在于無計可施。今年2月份的經濟刺激方案中，白宮本來有機會對受救援金融機構的薪酬發放做出限制。按照美財長蓋特奈的說法，他在和華爾街溝通時要求了對薪酬的限制，但是無果而終。

　　華爾街對其分紅引起的公眾和政府反應應該是很清楚的。但公共財政的注資，并沒有給美國公眾和政府換來對華爾街的管理權。華爾街的決定，不需要任何向政府或者國會討價還價的事先舉動。而只要美國政府給大金融機構開支票以防止其破產，就等同于給這些機構的高管和員工們開出分紅。 即便不用分紅，華爾街也可以創造出各種名稱，將獲得的資金發到華爾街人手上。

　　在去年AIG的高管們表示放棄分紅時，公司就另設了以挽留為名義的現金獎勵。這里的問題不關乎在一個失敗了的華爾街工作的人是否還可以拿到分紅，或者制造危機的人是否把最大的痛苦傳給別人而自己無事，而是一個基本的公共投入和回報平衡問題。也就是說，對華爾街做了投資的美國公眾以及其政府，是否有決定華爾街分配的權力。從目前的分紅事件看來，這樣的權力并沒有實現。

　　在過去，公共權力試圖對華爾街進行的約束，基本以失敗告終。1994年，美國國會曾經立下法案，要求進行抵押貸款發放機構執行傳統銀行的放貸標準，停止對不合乎條件的貸款者放款。但是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否定了這一要求。之后的下一屆國會想繼續推動這一約束，卻遭到了共和黨領袖的否決。這些努力的失敗，導致了后來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在克林頓政府時代，對金融機構高管薪酬中的現金部分做出限定后，股票分紅模式大行其道，金融管理者們越來越樂于從拉高的股價上獲得利益，推動金融杠桿不斷放大，但之后的美國國會和政府一直沒有找到應對之策，直到金融危機摧毀泡沫。

　　現在，美國政府在華爾街作出巨額投資，不代表因此可以駕馭華爾街。要么讓華爾街進入破產程序，這是在眾議院上傳出的意見；要么，公眾、政府和國會就應該習慣，華爾街還是原來的華爾街，只要耐心關注五年或者更長的還款承諾是否能夠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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