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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
金融危機后上上下下對政府控股和“國有化”如獲至寶的美國朋友,這兩天正品嘗著擁有“國企”的復雜滋味。這種難以描述的味道,是中國政府和國企經營者多年來每天都要咀嚼再三的。
AIG(美國國際集團)惹下的禍已經從人性層面發展到政治層面。因為有人多拿了獎金,美國民眾和政黨都出現了情緒失控的苗頭。這既是奧巴馬始料未及的,也提醒他,讓納稅人成為大股東可能得承擔意想不到的風險。
AIG獲得了政府數十億美元的注資后,向一個業務部門發放了1.65億美元獎金。這個部門參與的規模驚人的交易幾乎擊垮了整個國家經濟。而這筆支付給業務骨干的獎金正在攪亂政局。如果重振經濟的共識被此事打破,如果救助金融系統的計劃受阻于此,AIG會發現,自己無形中扮演了“美國時代”掘墓人的角色。
美國國會眾議院已經以328票贊成、93票反對通過立法,嚴格限制今年華爾街機構獎金。該法案規定,在從政府金融救助計劃中獲得50億美元及以上資金的企業內,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員工將按90%的稅率征收附加稅。獲得了50億美元以上資金的金融機構有八家,其中包括花旗集團、摩根大通、富國銀行、美國銀行、高盛集團、摩根斯坦利等,估計有數千名雇員將受到該法案的影響。參議院也很賣力,最早將于本周提出一項適用于更多的員工和企業的類似提案,向大部分獎金征收70%的附加稅,員工與老板“AA”。
相互攻訐的兩黨找到了一致的發泄對象,議員們感覺得到民心向背。顯然,在獎金問題上持強硬立場是難得的加分機會,不容錯過。急忙通過針對性如此強的附加稅法案,與其說是為彌補發獎金造成的政治風險,不如視之為報復。既然現行法律不能幫助納稅人收回已經發出的獎金,政治家就有責任搶立新法為民出氣。這“以民為本”的一手能不能有補于政府目前致力的經濟重振方略呢?很可能起反效果。
金融系統一蹶不振后,美國政府急需其恢復正常運作。所有向該領域投資、投身的人都應該受到歡迎。此時,把道德評判和激勵機制混為一談,只會嚇跑本就疑慮重重的參與者和潛在參與者。而他們所做的事是政府代替不了也不能代替的。從奧巴馬“脫口秀”的內容來看,他還是明白人。他說,人人都很氣憤,“不過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防患于未然”。其實,美國政府在注資救助問題上一直恪守界線,即僅持有企業少數股份,避免政府直接對經營結果負起責任。但AIG當時的處境特別危急,所獲政府資金也特別多。現在,美國政府在該公司持股近80%,納稅人成了大股東。
于是,基本上沒有擁有或經營企業經驗的美國政府第一次領略到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迥異的管理模式。雖然由精英分子構成,協調產生多數一致意見并采納實施,是政府管理的要義。與之相反,用準用好少數骨干,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殺伐決斷是經營私營企業的手段。不同的管理模式須配以不同的激勵機制。當納稅人資金控股企業時,一切變得混沌不明。繳稅的、出資的、管錢的和領獎的都不爽,談何效率?談何重振?
對美國,事出無奈。以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和私人領域的分工,不讓這類麻煩發生是上策。政府本不具備經營企業的功能,企業也無法在經營中同時顧及多變的市場因素和敏感的政治氣候。而對處在轉型期的中國,這正是改革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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